儒，起初是一種職業，是專門負責喪葬祭祀事務的神職人員，《說文解字》釋為“儒，柔也，術士之稱”；先秦則有儒家學派；漢代之後，儒泛指讀書人，包括廣大“學而優則仕”的官員。
以人格論，儒也分“君子”和“小人”，《論語》中提出了這一概念。孔子曾告誡子夏說：“女（你）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但他未具體說明何為“君子儒”、何為“小人儒”，想必聰明如子夏，聽了老師的話，心中定然有數。
倒是荀子對此做了解釋，說“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子夏是衣冠楚楚、道貌岸然、故作謙虛的“賤儒”，是“小人儒”的一類。後來，子夏在莒國做官，問政於孔子，孔子又一次告誡他：“無慾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孔子、子夏之間的對話點到為止，顯然，孔子是有所指的，說明子夏有急功近利的毛病；在另外一個場合，還告誡過子夏“過猶不及”。在孔子眼中，子夏身上的這些毛病便是典型的“小人儒”特徵。
子夏可謂學問了得，能力非凡，有功於打造、傳承儒家六藝的基石。太史公在為孔門弟子作傳時，寫子夏寫得很高明，可“成一家之言”，他肯定了子夏的文學才能，但筆鋒又轉向道德一面，認為一個人的學問和能力並不能代表其人品。他引用了孔子的話，其中就有這句“女（你）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太史公用的是春秋筆法，看似沒有做出自己的評價，實際上肯定了品德才是人們安身立命之本的觀點。他借孔子的話，告誡人們，處世要問心無愧，做人要坦坦蕩蕩，做事要清清白白，要為“君子儒”，莫為沽名釣譽、貪圖功名富貴的“小人儒”。
整部《史記》，君子與小人涇渭分明，記錄形形色色的“小人儒”以警世人，公孫弘就是一例。公孫弘，西漢時菑川人，自幼家境貧寒，靠放豬養家餬口。到了40多歲，他才恍然有所悟，這輩子不能就跟豬打交道了吧？於是，立志讀書，專治《春秋》。功夫不負有心人，加之天資聰穎，公孫弘逐漸學有所成，成為遠近聞名的《春秋》學家。
那時，還沒發明科舉，選拔官員是通過舉孝廉的方法，公孫弘除了治學有方名聲在外，還有一點使他飲譽鄉里——特別孝順後母。建元元年，漢武帝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菑川國便推舉了公孫弘。他以耳順之年西入函谷關，應徵為博士，一大把年紀的公孫弘，自然倍加珍惜這次機會。漢武帝派他出使匈奴，歸來後，他口若懸河，卻不合武帝意思，被認為是庸才。公孫弘只好告病還家。
10年後，漢武帝再次下詔舉賢良，公孫弘又揹負眾望入京。鑑於之前的教訓，公孫弘這次“學乖”了，以揣摩上意為能事，皇帝的臉色就是他的行事準則，由此一躍成為皇帝的高級顧問。他在長安城遇到了大儒轅固生，同樣應徵為博士的轅固生此時已九十高齡，對人對事有常人難以企及的洞察力。
轅固生從公孫弘的言談舉止中洞察了他的靈魂，並告誡他：“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意思是務必要按照儒家的正統學說事君進言，不要歪曲平生所學以迎合世俗。顯然，正學以言便是“君子儒”所為，曲學阿世則是“小人儒”所為。
公孫弘卻從轅固生的話裡得到了另一番“醒悟”。朝堂議事，公孫弘盡講些模稜兩可的話，而每次進諫，都事先約好幾位大臣一起，先讓別人發表意見，自己立在一旁察言觀色，以決定哪些話當講，哪些不當講，然後迎合拍馬，順水推舟，得武帝歡心。
如此，公孫弘果然一路平步青雲，7年時間連升三級，位列三公之首。本來，只有侯爵才能擔任丞相一職，公孫弘一介布衣，卻位極人臣，然後封侯，開創了漢代拜相封侯的先河。為了穩固權位，公孫弘陰險圓滑的一面暴露無遺，先是落井下石殺死主父偃，後又想借刀殺人除掉董仲舒。表面看與人為善，一派正人君子之風，私下卻小肚雞腸，睚眥必報，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一個出身貧寒的飽學之士，才幹優長，本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一名“君子儒”，卻非要蠅營狗苟，趨炎附勢，道貌岸然中透出虛偽和奴性，墮入人生之陷阱，耐人尋味。我們應時刻嚴格要求自己，自重、自省、自警、自勵，要做“君子儒”，勿做“小人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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