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與倫敦某拍賣行的相關人員聊天，對方問我，是否可以去講一點書畫鑑定的課，我婉拒了。對方問：原因是什麼？我說，目前鑑定課中，都是講考證，然後得出真跡或者贗品的結論，其實，考證的得失，與真跡與否，不構成因果關係。對方不愧是英才，想了幾秒鐘，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們在高中三年級，學過《義理、考據與辭章》的課文，講的是材料要有把握，才能構成證據的基礎，所以需要考證。這種思想，算得上深入骨髓，高三之後，遇到“考證”，我們馬上肅然起敬。
此後，涉足古書畫界，老先生寫的文章，多數都是考證一番，就得出真跡或者贗品的結論。大家讀多了，習以為常，以為這就是正確邏輯。
我這十多天，連續撰寫了《古書畫鑑定中宏觀視野缺失》與《古書畫鑑定真偽的概率問題》（點擊可查看）兩篇文章，不小心逼近了這個核心問題，就是：古書畫鑑定中，核心邏輯到底是什麼？什麼才可以與“真偽”構成“因果關係”？難道是考證嗎？考證好了，難道就可以得出真跡或者贗品的結論？
從現實來看，當然有一些正面案例，但是反面案例也不少啊！《古書畫鑑定中宏觀視野缺失》一文中指出，最近20年來，出現的幾乎全部名品，都曾一度被誣陷為贗品，誣陷的辦法，居然是一致的，那就是考證。
什麼才是真跡的邏輯？我想了好久，發現：“與其他真跡群體，是否構成聯繫”才是導向“真跡”的正常道路。在這個過程中，主要使用圖像邏輯，進行判斷。也就是說，考證有時可以幫助真跡成立，有時卻幫助不了。真的印章未必帶來真跡，真跡上也會有偽印章。只有在藝術史中，進行整體圖像判斷，才可以下真偽的結論。
正是因為以往學術道路錯了，所以，20年來，所有重要古書畫出現時，都曾被誣陷為贗品，而且解釋給外行聽，外行全部表示“聽不懂”。
反而，是贗品出現時，大家會表現出“不屑於討論”。在外界看來，倒是無爭議。最近又一批古書畫也是如此局面，可笑之至。
鑑定的要點，是建立相關的群組關係，而不是考證關係。鑑定的理想狀態，是看了畫面，就理解這是真的還是假的，而不需要去看印章什麼的。這一層意思，張珩、徐邦達、謝稚柳已經反覆闡述過，只是他們沒有說，考證與真偽不構成因果關係。如果看到一幅畫，你就跑去看印章、行蹤、官階、避諱、交遊、遞藏、題跋、著錄，說明你已經放棄畫面，走入歧途。
考證道路，與真偽不構成因果關係，用之來鑑定，顯然是錯誤的。
有人以為，上述討論的這是一個理論問題。事實上，這是一個嚴重的實踐問題。
如果我們認識到，考證是一條只能增加信息、縮小可能性範圍的工具，而不是鑑定工具，那麼，鑑定古書畫，就變成了一場浩大的藝術史研究。譬如說，你要鑑定林散之，那麼，你需要熟悉200件以上的真跡中所有信息，要將這些真跡細節、演變情況，排列清楚，並且要記住，然後，你才可以去鑑定。這還是信息簡單明瞭的當代大書法家鑑定時需要準備的資料。
如果是明清書畫家，你就需要像做一篇極為嚴格的博士論文一樣，將其生平大致上搞清楚，主要作品蒐集完備、排列清楚，詳細分析之。這樣不斷積累，才能夠抽象出幾條要點，遇到實際問題時，可以依此抽象要點，進行實戰檢驗。鑑定是實戰，不是紙上談兵，因此，即便說得再好聽，實戰這一關才是關鍵。
這樣一來，大家看到了，鑑定行業與藝術史行業，非常重合。
確認書畫鑑定的常規道路，帶來的麻煩，其實挺大的。因為正確的道路，是一條非常昂貴、非常需要機遇的道路，這與物理化學不一樣，物理化學，只要一個學生是天才，基本上有機會在本科階段冒頭。鑑定這條道路，你有天才，也未必有機會展示，因為成本太高。所以，有時人家告訴我，什麼地方又出了一篇好的論文，我像發現一張宋畫那樣高興，因為人才太難得。
有人說，照你這麼說，老先生的文章邏輯都寫錯了，為什麼學科還是進步了？這很簡單，他們那時的學術臺階，是他們那個時代必須的途徑。好比，雖然出現了愛因斯坦，但不是說牛頓就不偉大了。
仔細想一下，徐邦達他們辛辛苦苦寫文章，會影響了幾個人呢？估計有人會說：100多人？我估計就是20個人左右。我們現在寫這些文章，搞不好也只能影響20人左右。
在過去若干年裡面，不論是學者，還是愛好者，用考證的辦法對各種大名作，都做出了一系列錯誤判斷。在記憶中，《出師頌》《鴨頭丸》（網絡討論）《功甫帖》，近期的《著色山水》《枯木竹石》，都是被人長篇大論質疑的，其主要思路，就是抓住“考證疑點”，然後給出另外一個方向上的惡意猜測。
最近發生的事件，對《枯木竹石·米芾題跋》，對《千里江山·蔡京題跋》，與十年前，對《研山銘》，對《砥柱銘》的考證，幾乎完全是同一思路，那就是找到一個細枝末節，找出與文獻不吻合的環節，就開始質疑。
我有時想，如果按照這條思路來研究，假設我們有“玄武門事件”的真實現場錄像，估計錄像與文獻也不吻合，那時，還有人會跳出來質疑“玄武門事件”的，因為細節不對。
由於古書畫本身是真實存在，類似於“玄武門事件”的錄像，這個錄像片，與歷代文字記載，也不會完全吻合。
有人指出，如果遵循“考證”的思路，那麼顏真卿《祭侄稿》也是贗品，因為按照考據派的做法，《祭侄稿》上的疑點，比比皆是，我們簡單列出了幾條，以供一樂：
與顏真卿所有刻帖，如《忠義堂帖》《爭座位》，風格明顯不同；
本幅沒有款；
紙張質地太差、明顯到不了唐代；
用墨太乾，古今名作未見成例；
個別字跡顯露出雙鉤的痕跡；
不少字跡的結體似米芾，疑為受米芾影響；
宋朝皇室排斥顏真卿書法，遇到就毀，一篇草稿如何逃得過強大的皇權？
趙子昂的印鑑是假的；
鮮于樞題跋書法不是標準風格，印鑑不對；
存在很長的流傳空白期。
簡單一湊，就有以上十條可以質疑。大家看看，考證的思路，可笑嗎？
甚至大家還商量寫一篇《“戲考”祭侄稿》。但是這種文章過於扭曲了，我嘗試寫了一小節，太噁心了，寫不下去。
從這種太噁心的感覺出發，我發現，那些寫質疑文章的人，絕大多數是真心質疑，不是偽裝的，因為如果一定要寫一篇違心的文章，那是非常難以下筆的。
考證思路的邏輯錯誤在於，看似嚴謹，其實不合實際，好像你如果用完人的標準來研究人，那麼結論一定是，世界上沒有什麼人。
有人問，考證就完全無用了嗎？顯然不是的，每次考證，都會縮小古書畫的可能性範圍，但最後的判斷，一定是圖像判斷，而不是考證。譬如說，我們某個大博物館，一直說他們的王羲之是宣和內府收藏的，但是這捲上的宣和印，怎麼也對不上。這就是考證的作用，簡單對比印章，就可以發現問題。
但是，考證搞錯方向的事情，也不勝枚舉。
有人問，你的《古書畫鑑定中的宏觀視野缺失》那篇文章，說要宏觀觀察，各種元素都要檢驗，這什麼學理？我想了一下，其實就是概率論中的“廣義加法原則”，公式是：
對任意兩個事件A與B，
P (AB) =P (A)+P(B)-P(AB)
假如，你對書畫中，山石畫法是真跡有8分把握，對簽名的真實性有8分把握，那麼兩個要素同時出現在畫面上，真跡的概率就是96%。
0.8+0.8-（0.8*0.8）=0.96
在一件書畫上，你如果多檢驗幾個元素，譬如說，檢驗5個要點，尤其是隱藏的要點，如果都趨向於真，那麼，真跡概率在“廣義加法原則”下，就會無限接近1，也就是真跡。如果有更多要點，那麼更加妥當。
寫到這裡，我突然發現，這就是以前很多人，認為古書畫鑑定中，可能無限接近真跡，但是無法證實是真跡的源頭吧？用的是“廣義加法原則”？
古書畫是一個活生生的東西，也是一個已經完成的東西，不是未知的，當概率已經無限接近1的時候，其實就是1。因為那個概率差異，人造不出來，這一點，大家以前是否忘記了？
這就好像，你不可能偽造一條“仿生魚”，雖然看起來似乎不難。但是一條真魚，其信息是複雜的、多方面的、無法偽造的。
當你從外形、味道、化學分析、手感都發現這是一條無限接近於魚的東西時，那麼，這就是一條真魚。現實中，沒有什麼無限接近於魚的問題。
面對這樣的概率出現在實際情況中時，當然可以下一個絕對真或者絕對偽的判斷，因為這是有科學根據的概率運用。
相反，考證卻往往出現天然的缺陷，導致思維滑向“贗品”，而且任何真跡，幾乎都會被“考成贗品”。因此，考證不是書畫鑑定中的主要工具。
總結一下，考證確實可以縮小古書畫的可能性範圍，但是，考證絕對不是古書畫的“微觀層面研究”，因為考證是外在因素。一旦認為考證是“微觀研究”，也就是認為這是內生變量，那麼，就會滑向“贗品無數”的局面。
即便如上所述，“考證”這支柺杖，估計大家還是不敢扔掉，特別是還沒有把握用好“圖像分析”這個工具的時候。這大約就是現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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