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民國時期，老百姓中流傳一個說法：“東單西四鼓樓前。”意指舊京的繁華所在。他們記得四五十年代的鼓樓，戲棚、茶座、雜耍場子，是那時候的消遣之處。如今幾十年過去，這座明時的建築，漸漸變成了老北京的地標。圍繞它的故事鋪展開來，是幾代人在歷史中走過的痕跡。
“北京城跡”第一期：鼓樓。
鼓樓附近的趙府街副食店，店內的秤也是“老物件”。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文｜新京報記者王雙興 編輯 | 胡杰
校對 | 郭利琴
►本文約4425字，閱讀全文約需9分鐘
每個老北京人，心中都有一座鼓樓。
生於四五十年代的老人回憶起童年時的鼓樓，會首先說起什剎海作為漕運碼頭、南鑼鼓巷作為皇家領地、菸袋斜街作為商業中心的歷史，到了青年時代，後海變成了一個天然游泳場，5分鐘一張門票隨便遊，累了爬上岸，去南鑼鼓巷買驢打滾兒、雞頭米、芸豆卷吃。
半個世紀後，老人們驚訝於蒲扇、茶寮和大秧歌的消失，而日本料理、韓國燒烤、美式咖啡讓人覺得“到了聯合國”。
生於七八十年代的年輕人則更愛說在鼓樓衚衕裡走街串巷的日子。大雜院裡辦婚禮熱鬧，發糖時，喜悅也被一把一把抓在手心裡；把一毛兩毛的零花錢攢下來，買磁帶，買遊戲機；兩撥小年輕在鼓樓前茬架，摩拳擦掌眼看著要動手，一排三輪車從人群中穿過，成功化解了一場“戰爭”……
這座明時的建築，漸漸變成了老北京的地標，圍繞它的故事鋪展開來，是幾代人在歷史中走過的痕跡。
59歲的“小李子”
李瑞生的副食店名氣大，但不好找。
過了鐘鼓樓，從鐘樓灣衚衕拐進豆腐池衚衕，再向北穿過趙府街，店鋪坐落在十字路口的位置。生鏽的鐵招牌上掛著紅字：趙府街副食店。
趙府街副食店門外。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站在門口打量上兩三分鐘，便有手裡拎著二鍋頭的中年男人湊過來提醒：“快拍下來，現在哪兒還有這樣的商店啊。”
59歲的李瑞生正在店裡忙活，五六點鐘是小店的“晚高峰”，街坊鄰居端著碗帶著盆鑽進店裡，一塊五的鹹菜，四塊錢的黃醬，舀好、裝袋、遞到顧客手上，李瑞生幾乎不需要增減，“一勺準”。
這是計劃經濟時代練就的手藝。李瑞生說，“要一兩就是一兩，要二兩就是二兩，不能多也不能少。”
從1956年開始營業，小店如今已經62歲，比李瑞生年紀還大。他在1987年借調過來，幹了30多年。
起初，趙府街副食店有130多平米，分成肉類組、蔬菜組、菸酒組等等，光是職工就有20多個。它為鼓樓附近幾條衚衕的1400戶居民提供柴米油鹽，李瑞生端著鐵飯碗，生活悠閒。
1992年，市場經濟的大潮席捲，菜市場、超市陸續出現，衚衕裡也開始有人擺攤，國營副食店不再是老百姓購物的唯一選擇，“銷量開始慢慢地下滑了，一天不如一天，後來就不夠開支了，養活不了這幫職工，職工下崗的下崗，調走的調走，買斷的買斷。”李瑞生回憶，“一百多平的門臉隔出去一大半，租給別人，就留下這四十多平。”
自稱“一根筋”的李瑞生留了下來，“街坊鄰居吃了幾十年我店裡的東西，沒吃夠，我就繼續賣他們想吃的東西。”
李瑞生的貨架底下，放了一口缸、一個桶，缸裡是黃醬，桶裡是麻醬，這是小店的招牌商品，從1956年賣到如今。麻醬一斤從五毛五賣到十三，翻了20倍左右；黃醬過去一毛六，現在五塊錢一斤，翻了30倍。
幾張六七十年代的宣傳畫貼在店鋪的牆上，黃色包裝的固體醬油和白色包裝的糕乾粉早就不再賣了，畫著荷花圖案的代藕粉如今也升級為了小孩食用的米糊。曾經有德國人提出要用2000塊錢買下這些圖片，李瑞生不答應，“這是鎮店之寶。”
如今，趙府街副食店被媒體打上“京城最後一家國營副食店”的標籤，越來越多的人慕名而來。
繫著領帶的男子掏出手機說“李大爺我拍個照，給孩子寫作文用”，頭髮泛白的女士指著桌上的動物餅乾問“這個是不是咱們小時候吃的那種”，甚至曾有年輕人跑來店裡拍婚紗照，李瑞生邊笑邊覺得莫名其妙。
最近一年，他思慮最多的，是退休的事。馬上六十了，明年三月就是他這個老職工工作生涯的尾聲，“誰來接這個班，誰來傳承北京的副食行業的文化？”李瑞生時不時就想想。
顧客還是一個接一個地鑽到小店裡來，他們大多數喊他“李師傅”，客客氣氣；也有老太太顫顫巍巍地進來，叫一聲“小李子”。李瑞生用手捋了捋他的白頭髮，仰著腦袋笑：“我長一歲，她也長一歲，她管我叫小李的時候比我大十歲二十歲，現在她80了，還是叫我小李子呢。”
衚衕里長大的孩子
9月27號上午十點多，王七（化名）準備“出工”了。
秋天正大規模入侵北京，氣溫降到十三四度，他披了一件墨綠色的夾克，蹬上生鏽的老自行車，繞過幾條巷子，就到了鐘鼓樓前。
黑挎包裡裝著幾十本明信片，上面分別用中文、英文、日語、韓語印著：北京胡同。王七以向遊客售賣明信片為營生，但十月一黃金週到來前的鐘鼓樓遊客寥寥，轉了一圈只賣出兩套。
一旁等生意的三輪車車伕朝他喊：“有一幫老外剛上鐘樓，估計等會就該出來了。”王七點點頭，坐到鐘樓底下的花壇邊，把脖子縮到夾克的領子裡。
1976年他就出生在附近的老式民房，自己說自己是典型的衚衕串子。童年記憶裡的鐘鼓樓不賣門票，裡面辦過廟會、開過展銷，八十年代末還有遊戲廳、錄像廳，“那時候家裡都窮，不捨得去電影院，就花幾毛錢去看錄像，我喜歡《拳王錢王》，武打片，好看。”王七別過頭去，盯著遠處鼓樓的紅牆看。
中秋前夕的北京鼓樓。新京報記者王雙興 攝
衚衕里長大的孩子，愛說自己小時候的故事。蹲在家門口玩彈球、拍洋畫，一放假就去護城河撈魚、逮蜻蜓，最喜歡八月底，院子裡的幾棵棗樹結了果實，“每年都上去夠棗兒”。
“棗兒結得跟小蘋果似的，別看它青，又脆又甜。”王七挑著眉毛，笑，“我特傻，拿一塑料袋兒，我們院兒一哥們兒，拿一個雙肩包兒。上去棗真多，他裝一大包兒，我裝一小袋兒。”
捱罵是常事，時不時有人衝著房頂喊：“我那是私房，給踩漏了怎麼辦？”——王七說，那時大多是公房，踩漏了公家修，但私房壞了只能自己掏錢修。
大人在底下喊：“你給我下來！”孩子在房頂上對峙：“就不下去。”
“再不下來我就上去了！”
“你上來呀。”說完撒丫子就跑。用王七的話說：“房上的地形我們都摸透了。”
後來，王七們的青春期趕上了搖滾的大潮，崔健、唐朝炙手可熱，十五六歲的年輕人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把吉他，在衚衕裡邊走邊唱，走到鼓樓底下，站在街邊唱。那時的後海尚未被酒吧環繞，沒有人聽過何勇《鐘鼓樓》的旋律，趙雷靠著鼓樓牆壁曬太陽還是十幾年後的事，王七們只有拿壓歲錢才買得起十塊錢一盒的磁帶。
那時的油條八分錢一根，一毛六就是一頓早餐，他把零花錢攢下來買菸，八毛三一盒，不帶過濾嘴。
“沒有煩惱，每天瞎玩，那就是最好的年齡。”42歲的王七從口袋裡摸出一盒4塊錢的雙葉，點燃一根，叼在嘴裡。
微電影裡的“鼓樓記憶”
不忙的時候，方喆喜歡在鼓樓附近轉轉。
他穿著方格襯衫，用一口北京話和遇見的熟人打招呼：“大爺忙著吶？”“您加我微信，手機號就是微信號。”“有空兒咱哥倆再聊！”
方喆今年31歲，辭了職拍微電影，專講老北京文化，演員都是街坊鄰居、親朋好友。他給團隊起名“鼓樓人藝”——在鼓樓附近長大，致敬北京人藝。
方喆和朋友麥克。受訪者供圖
鐘鼓樓是四九城中軸線的北側終點，軸線以西是西城區，軸線以東是東城區。這條元代至元四年營造的中軸線，距今有七百多年曆史了。南起永定門，北到鐘鼓樓，全程7.8公里。老人們比喻說，北京中軸線是一條臥龍，前門大街是龍頭，天橋是龍鼻子，故宮是龍身，鼓樓則是龍尾巴。
方喆就成長在龍尾巴上。
他拍過一部微電影，叫《中軸線爭霸》，每個演員扮演一箇中軸線上的地標建築，通過幾個根本無法完成的任務去“爭霸”：天橋是古時候雜耍賣藝的地方，所以演員是藝人形象；景山上曾經有許多人彈奏樂器，所以演員帶著道具；鐘鼓樓講究晨鐘暮鼓，所以鐘樓扮演者是小孩，鼓樓扮演者是老人……他們要在電影裡尋找北新橋的橋、用49分鐘跑完四九城、尋找“機靈鬼兒，透亮碑兒，小金豆子，不吃虧兒”這句順口溜裡的“不吃虧兒”（四句話分別是東嶽廟裡的四塊碑石，其中只有“不吃虧兒”至今尚未找到）……
9月27日，方喆沿著中軸線朝南走，路過鐘樓、鼓樓，進入地安門外大街。沿街的商鋪有羊蠍子和老北京火鍋，也有DQ和吉野家。方喆說，和自己兒時的記憶比起來，變化很大。
童年的地安門外大街是討小孩子喜歡的地方，電玩商店、遊戲廳林立。方喆把兩手放在胸前，擺出打遊戲機的姿勢：“那時候流行魂鬥羅。”
作為八零後，他的童年記憶已經迥異於父輩和祖輩。
生於五十年代的老人講起自己兒時的“滑梯”：小時候和姥姥一起去鐘鼓樓，老人家愛聽戲，就去鼓樓正門裡的露天戲園子，坐在長板凳上聽樂亭大鼓。小孩們不愛聽咿咿呀呀，就跑去滑滑梯——那時候，鐘樓外的石階兩側是三尺來高的青條石。有人發明新方法，在滑梯上撒沙子，滑得快。滑啊滑，等到日頭西斜，鴿子飛去什剎海又飛回來，就該回家吃晚飯了。姥姥一邊和老人們說“明兒見”，一邊摘下頭巾，一邊數落，一邊抽打外孫屁股上的沙土……
這些都是方喆沒有經歷過的，但從2014年起，他開始追溯和記錄老北京文化。上馬餃子下馬面，這是老習俗；“臘八兒粥”的第二個字不能讀“八”，這是老方言；襪板兒、蜂窩煤爐子、門墩兒，這是老物件……方喆一個人、一臺相機、一個三腳架，把它們放到微電影裡。
27號，方喆陸續造訪了菸袋斜街的茶社、地安門內大街的中國書店、豆腐池衚衕和鐘鼓樓廣場。路過鼓樓時，恰逢一對夫婦在廣場正中打羽毛球，東西方向站著，和鼓樓平行。
方喆樂了：“男的在東城，女的在西城。”
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
鐘鼓樓前，各自有一個小廣場。傍晚時分，附近居民在茶餘飯後溜達過來，老太太三五成群地打牌，互相奉承著“你閨女兒子對你不賴”；老頭兒圍在一起下象棋，不知道接下來怎麼走了，就揚起手抓抓頭頂的白髮；有小孩兒騎著玩具自行車呼嘯而過，後面跟著喘粗氣的奶奶；貓在房頂上發呆。
鼓樓文化廣場旁的貓。新京報記者王雙興攝
人們有時候會想起百十年前的市井生活，也是一樣熱鬧，活色生香。
鼓樓的老人們回憶，民國時期，老百姓中流傳一個說法：“東單西四鼓樓前。”意指舊京的繁華所在。他們記得四五十年代的鼓樓，戲棚、茶座、雜耍場子，是那時候的消遣之處。有軌電車被老百姓叫成“噹噹兒車”，穿過鼓樓前的街道，總能路過綢布店、百貨店、裁縫鋪、理髮館；路過郵局、銀行、小教堂、澡堂子；以及路過說書的、唱戲的、推車的、耍猴的……
幾十年後，地下的8號線地鐵取代了地上的“噹噹兒車”，端著相機的人鑽進街巷裡，鏡頭對準穿著白大褂的剃頭匠，挎著布兜子買菜歸來的老太太。
住在鼓樓旁的老許在家裡噴了驅蚊藥，關上門，提著水杯到門口的大樹底下閒坐，腳從運動鞋裡伸出來透氣兒，襪子雪白。
他70了，打小兒在鼓樓底下長大，曾經跑去門洞裡乘涼的少年如今一頭白髮，鐘鼓樓的門洞也不能隨便進了，要收幾十塊門票。
老許樂意講他還是小許時的故事。14歲就參加工作，在七機部（第七機械工業部）生產飛機部件；青年時代被大潮席捲，去了福建當兵；文革結束後回京，在航天部帶八個徒弟……那時的鐘鼓樓是髮菜的地方，就是個菜攤子，也充當過儲藏室，沒收資本家的鍋碗瓢盆和傢俱古董全都堆在上面，老百姓們憑票領取，老許被分到了一張實木桌子。
“現在那二環原來就是城牆，城牆外頭全是髒水坑和荒地，堆著垃圾，我們淨跑去撿瓶子玩……”後來垃圾堆陸續變成了三環四環五環，鼓樓地區也慢慢從北城變成了老城。小許成了親，有了孩子，徒弟也有的當了官。如今老許古稀，他不再操心工作上的事了，更關心放在枕邊的高血壓藥和四千八百元退休金。
夜幕降臨前，鴿子呼啦啦地飛過鼓樓，呼啦啦消失在視線裡。
十一黃金週來了，李瑞生會照例做他的小買賣，說不定還有外國人來店裡參觀；王七黑挎包中的明信片會賣得快些，勤快一點兒沒準還能全都賣完；方喆的下一部微電影叫《北京頑主》，他會四處轉轉，尋找演員……
本文部分資料引自《我與中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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