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間諜之橋》看史匹柏電影裡的人性政治

《間諜之橋》(Bridge of Spies)是史蒂芬·斯皮爾伯格在2014年拍攝,2015年上映的一部歷史傳記片。他拍這種電影輕車熟路,但是每每都會給觀眾的心靈帶來新的震撼。

從《間諜之橋》看斯皮爾伯格電影裡的人性政治

本片說的是美蘇在冷戰時期最著名的一次人員交換——魯道夫·阿貝爾上校和弗朗西斯·鮑爾斯。前者是克格勃王牌間諜,號稱“千面諜王”。1957年在美國被捕。原因是手下的一個間諜犯了低級錯誤,被FBI盯上了。後者鮑爾斯是U2間諜飛機駕駛員,1960年在飛越蘇聯的航程中,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上空被擊落,跳傘後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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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戰中,敵對雙方應該是劍拔弩張,虎視眈眈的。在斯皮爾伯格的電影裡,不論是大兵瑞恩還是辛德勒的名單,決定人們行為的是信仰,也是人性。

我們的教育中也有信仰教育,為了信仰可以奉獻一切,人妖為了信仰去犧牲。但是在信仰之外,出於人的良知,對人的尊重,不得不讓信仰退居次要位置。

律師多諾萬給阿貝爾上校辯護是出於職業規則。交換行為是國際政治的需要。但是在斯皮爾伯格的鏡頭裡,讓阿貝爾上校“回家”也成為一個心願。作為一名間諜,是不應該有心願的。導演如果只是描繪了人員交換,電影就是一部紀錄片。正是珍重人性化的挖掘,讓電影瞬間高大上起來。

阿貝爾上校作為間諜,只能在美國監獄中度過餘生。命該如此。鮑爾斯作為間諜飛機駕駛員,本來也不會令CIA感興趣的。U2作為當時技術獨特的間諜工具,使美國花費大力氣精心打造的。U2被擊落,讓CIA一籌莫展。他們連U2是怎麼被打下來的一無所知。在沒有得到事實真相的前提下,不能讓U2再做任何間諜飛行。CIA迫切需要知道事實真相。要想知道真相,就必須讓鮑爾斯回來。鮑爾斯就成為一個對蘇聯沒用,對CIA有用的重要“貨物”。

斯皮爾伯格抓住的是異國他鄉和回家的情節衝突。讓二人回國是高層的決定,把回國變成回家,正是斯皮爾伯格的高明之處。回家的引入,讓多諾萬的柏林之行行動有了道義上的支撐點,讓他的付出不是為了工作,而是為了家人——別人的家人。所以多諾萬在交換完成後還會注視著阿貝爾上校離去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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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一下國內的知名導演。

中國有一些導演很想證明自己對電影藝術的理解已經達到世界級的水平了。但是他們所能表達的還只是“藝術”,缺乏藝術的思想高度,缺乏對人的理解深度。拍出來的電影是一個藝術軀體,但是沒有藝術靈魂。比如《唐山大地震》,比如《金陵十二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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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利尼克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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