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非交流不斷深入，西方國家關於中國在非洲實行“新殖民主義”的論調不絕於耳。當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時，中國在非洲實行“新殖民主義”的噪聲再次響起。事實上，一直以來，西方國家都是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與非洲國家之間的經濟交往、能源合作的。無論從中非合作的動機，還是合作機制或對非洲的貢獻來看，都有研究者發現，中非合作是有益的、互利的。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中非合作的歷史。從1956年開始，中國就向非洲國家提供援助。直到1982年，中國對非洲的援助主要以經濟援助和無償捐贈為主。1970年—1976年，中國對非洲的援助金額高達18.15億美元。1983年以後，中國根據自身的發展情況調整了對非援助的方式和額度，從過去以援助為主逐漸轉變為以經濟合作為主、援助為輔的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經過雙方多年的努力，中國對非洲國家的投資額度和貿易額度不斷增加。通過貿易、投資、能源三個方面的國際比較後發現，中國與非洲的經濟合作具有互利共贏的特點，並不存在“新殖民主義”問題。
1.中非合作不能用“西方中心論”來評判
西方世界對於當今全球發展的認識存在諸多問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看待世界時，總是自覺或者不自覺地以傲慢心態，固執地堅守著“西方中心論”。對待非洲時，西方國家仍然擺脫不了殖民主義的心態，將非洲視為西方的附屬物，認為非洲是“西方的非洲”，任何國家與非洲交往，都需要徵得西方主要國家的認同，或者認為只有西方主要國家才有資格與非洲交往。正因為如此，當中印等國開始與非洲進行交往和開展合作時，才有了“資源掠奪論”“新殖民主義論”等不和諧的聲音。進入21世紀以來，越來越明顯的世界多極化發展的潮流，正在改變自18世紀以來一直被西方几個主要大國主導世界發展的格局。與此同時，西方的日漸衰落與發展中國家的崛起，正在對“西方中心論”形成越來越大的衝擊。事實上，“西方中心論”不僅無助於非洲的發展，而且越來越成為非洲發展的“包袱”。應當承認，當今世界，西方國家在經濟、政治、外交、軍事、技術和資本方面仍然佔據著顯著優勢，這些優勢的形成與其對很多國家的殖民和掠奪有很大的關係。為此，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更有責任推動包括非洲各國在內的更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而不是繼續抱著西方至上的自我優越感，進行不切實際的“說教”，甚至阻撓非洲的發展，否則，將無法與包括中印在內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順利往來，最終將不利於西方國家自身的發展。
2.現代化不是西方化，非洲發展不一定遵循西方模式
西方國家率先走上現代化道路，值得更多發展中國家學習。這是事實。但是，這種學習不是簡單的模仿，更不是西方道路的複製。自近代以來，西方式現代化觸角已延伸到世界各地，它的思想、體制、價值觀、宗教、語言、意識形態、習俗等等，對世界其他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然而，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亞州各國發展迅速，儘管不少國家吸取了發達國家的經驗，但這些國家的發展道路卻並非是西方的翻版，而是極具各自特色，其體制、習俗、價值觀、意識形態，都植根於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可見，西方發達國家是現代化的先行者，但絕不是現代化的範本，更不是現代化的唯一“藍本”。美國學者彼得·珀杜認為：“工業增長並不一定是歐洲發現的特殊技能經過幾百年的長期積累而形成的結果，通往經濟現代化的道路有很多條，英格蘭只是走了其中的一條。”
實際上，實現經濟騰飛的方式和路徑可以多種多樣。特別是東亞經濟的騰飛和崛起，也證明了這一點。其一，與西方現代化幾百年的歷程相比，東亞騰飛之路只用了短短几十年時間，很值得包括非洲各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學習、借鑑；其二，西方現代化有特殊的歷史背景，其現代化的進程與對很多國家的殖民和掠奪分不開，其發展模式不可複製。
對於如何實現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應該說，非洲人自己比任何西方國家更清楚。脫離非洲國傢俱體國情的發展道路，不但對非洲發展無益，甚至可能阻礙非洲各國的自身發展。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佈的《2015年最不發達國家報告》指出，在聯合國確定的48個最不發達國家中，非洲有32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有4.07億人靠每天不足1.25美元在維持生存，佔該地區人口的44%，長期營養不良，63%的人不能飲用上健康的水，文盲率高達41％，在文盲率最高的11個國家中，非洲地區就有10個，非洲大陸作為一個整體，比發達國家至少落後50—100年。要徹底擺脫這種貧窮、落後的局面，非洲的發展只能按照自己的國情，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如果硬性移植西方發展模式，最終結果可能是災難性的。
3.中國崛起不但有利於非州發展，更有利於世界發展
隨著中國的崛起，與之相伴的另一個話題也隨同出現——“中國威脅論”。中國用不到40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几百年的現代化歷程，並且在全球處於金融海嘯引發的經濟低谷之際，引領世界經濟成長，引起全球的關注。不管西方發達國家的心路歷程如何，中國的崛起，不但讓西方更多反思過去的發展模式，而且更可能改變未來世界發展的理念。英國學者馬丁·雅克曾預言，中國的崛起會重新塑造現代的意涵與模式，不要期待中國會向西方模式靠攏，中國會成為帶動世界秩序重組的重要力量。現在，在對待中國的崛起上，西方總是希望世界的中國變成“西方的中國”，希望中國融入到西方國家建構的主流價值觀之中，或是被現存的國際社會規範與制度同化。事實上，中國的發展成功，正是在不斷汲取西方國家的經驗基礎上，根據自己的國情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取得的。中國的發展源於同世界發展的聯繫，“中國的界”與“世界的中國”，不是兩個相互排斥的命題，而是互為因果、相互促進的關係。
300多年來，西方一直秉承“西方中心論”的世界觀，引導世界的發展潮流。隨著中國及一大批新興國家的崛起，西方一些人心理上的失落與沮喪可以理解，而其實西方應該以正確和積極的心態理解中國與更多新興國家的崛起。中國的崛起不是挑戰現存的國際規則與秩序，而是現存的西方主導的國際規則與秩序並沒有充分考慮到更多的非西方國家的發展，也沒有足夠兼顧到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與需要，才會導致各種矛盾和摩擦。世界正在進入到一個西方無法主導和多元治理的階段，西方不再是現代化發展的唯一“樣本”，更不是先進的“座標”，傳統的西方熟悉的一元化發展格局正在消失，多元化發展格局正在形成。在這種多元化發展格局裡，世界各國將日益謀求自身的獨立與發展，謀求平等共處。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發達國家對中非合作的種種說辭甚至歪曲，並非真的是因為中國在非洲“掠奪”了多少資源或是對非洲國家造成了不利影響，而是在於歐美國家擔心自己對非洲資源的絕對控制地位受到挑戰，特別是擔心自己在非洲政治、文化和思想上的影響力因為中國的進入而受到衝擊。一句話，歪曲中非關係實際上是對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國際地位上升充滿戒心的表現。可以想見的是，這種心態既不利於非洲發展進步，也不利於西方發達國家自身發展。
4.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中非合作共贏
中非合作有著深厚的友誼基礎和良好的經濟合作關係。2015年的皮尤研究中心調查發現，非洲70%受訪者認為中國對非洲是正面的，高於歐洲的41%和世界平均水平55%，是最高的地區。非洲是中國重要的能源進口來源地、第二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場和第四大投資目的地，中國作為後發國家加入到非洲市場，改善了非洲的貿易和投資環境，打破了西方對非洲的壟斷勢力。中非資源稟賦各異，經濟互補性強，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合作潛力和空間很大。李克強總理2015年11月2日在《經濟學人》發表題為“中國經濟的藍圖”的文章，明確提出：中國正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通過國際產能合作，將中國製造業的性價比優勢同發達經濟體的高端技術相結合，向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優質優價”的裝備，幫助他們加速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以供給創新推動強勁增長。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再次告訴世人，中國並不追求霸權，其目標是實現與周邊國家建立“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既不是中國人興建的，也不是中國人推行的，而是境外對中國的絲綢有需要，才形成了絲綢之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西方的“馬歇爾計劃”有本質區別，因為“一帶一路”倡議希望沿線國家平等互利、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對於非洲而言，“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政策溝通，保證了中非合作中，中國能夠傾聽非洲國家的聲音，從非洲國家現階段的經濟、制度條件出發，與非洲各國展開合作。道路聯通，解決了制約非洲國家經濟發展中的基礎設施障礙，提升了非洲國家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優化了非洲國家的稟賦條件，降低了貿易成本，增強了產品的競爭優勢；貿易暢通，消除了非洲國家一直以來在國際貿易市場中不能按時交貨等貿易問題，使得非洲國家能夠快速融入到全球化的產業鏈中，發揮比較優勢，實現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貨幣流通，完善了非洲國家資本市場，使得非洲各國資本市場的發展能更好地服務本國實體經濟；民心相通，則是使得中非傳統友誼源遠流長，起到中非交流的橋樑作用，為中非合作發展多做貢獻。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是在世界經濟低迷不振之際，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火車頭的中國，將自身的產能優勢、技術與資金優勢、經驗與模式優勢轉化為市場與合作優勢，實行全方位開放的重大戰略舉措。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建設，讓非洲和全世界共同分享中國改革發展紅利、中國發展的經驗和教訓，體現了中國在促進世界發展進程中的責任和擔當。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可以更好地推動沿線國家間實現合作與對話，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夯實世界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礎。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下的中非合作發展互有需要、互有優勢，為非洲的歷史性發展迎來歷史性機遇。當前非洲各國普遍期待加快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致力於實現經濟獨立和自主可持續發展。同時中國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和快速發展，已形成大量優勢產業和富餘產能，具備了同非洲國家在優勢互補基礎上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條件。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與非洲國家致力於加快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努力是歷史巧合，對中非合作發展也是一個重大歷史性機遇。
（作者系復旦大學教授）
閱讀更多 中國社科經濟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