銳參考|「怒懟」對方1100字,是誰惹華春瑩這麼生氣?

昨天(30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記者會上“犀利”發聲,點名“怒懟”一家日本媒體,引來外界關注。

事起29日一場外事活動的採訪安排——在最終確定的媒體名單中,未出現日本《產經新聞》的名字。

30日上午,《產經新聞》發表報道稱,中方“非法”拒絕其合法採訪要求,引來外媒相繼報道。緊接著,日本政府也對其給予了聲援。

當天下午,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相關問題時,罕見用1100多字“苦口婆心”地詳細作答,字字鏗鏘。其間更是連發六問“回懟”日方“倒打一耙”,表示“不接受這種無理的抗議,日本政府應對自己的媒體進行引導和約束”。

究竟發生了什麼,令華春瑩用如此“長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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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春瑩

華春瑩好久沒用這麼長的話懟人了……

《產經新聞》記者未能到場的,是29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外長與日本外務省次官秋葉剛男的會見活動。

由於未在被邀請採訪之列,《產經新聞》於30日上午發文聲稱,中方“非法”拒絕其採訪相關活動,是對合法採訪要求的“不公平阻礙”。

30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更是公開對此事“表示遺憾”,並稱日本政府已向中方提出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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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採訪怎麼會引發如此波瀾?

根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綜合臺媒、法新社等媒體報道的披露,事情的所謂“內幕”大概是這樣的:

對於秋葉剛男的訪華會見活動,有意採訪的新聞媒體眾多,因此日本駐中國大使館決定以抽籤的方式,從常駐北京的日本媒體中選出採訪者。

報道稱,抽中的媒體中原本有《產經新聞》,但是“中國外交部疑似認為其立場對華‘不友好’”,因此拒絕該報採訪上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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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華春瑩首先回應了《產經新聞》為什麼沒能參加會見活動。她表示:

眾所周知,任何重要外事活動的採訪安排,都由駐在國和來訪國通過友好協商確定。為保證採訪活動有序安全進行,雙方會根據活動現場條件對採訪人數予以適當控制,也是各方都認可的慣例。

29日的活動也不例外。由於採訪人數有限,中日雙方協商後,確定日方由《日本經濟新聞》、NHK、《讀賣新聞》這三家媒體進行現場報道。

簡單來說,因現場條件限制,只能允許三家媒體的記者進行採訪,而不在其列的《產經新聞》由此得出“中方‘非法’阻止《產經新聞》‘合法’採訪”的結論,其邏輯著實讓人凌亂。

“不允許《產經》去,而別的媒體記者去了,這就是非法嗎?或者允許《產經》去,而別的媒體記者沒能去,這就是合法嗎?”華春瑩現場質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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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外交部記者會現場

針對法新社等媒體報道中所謂“三家日本媒體最終以集體抵制採訪的方式表達抗議”的說法,華春瑩更是“火力全開”,斥責日媒歪曲事實真相。

她透露,直到活動開始前一個小時,這三家日本媒體都還向中方確認將準時參加,“但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

“這到底是有關媒體自己的意願?還是有什麼人從中施加了什麼壓力、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

小銳注意到,僅外交部官網上披露的華春瑩就此事件的回應,前後約有1100多字。也難怪有中國記者感慨:好久沒見發言人用這麼長的話懟人了。

日本政府為何聲援這一“假新聞”?

作為一場假“新聞自由”之名上演鬧劇的絕對主角,《產經新聞》一邊裝可憐抱委屈,一邊拉攏同行乃至本國政府為自己站臺鳴冤,如此“演技”不可不謂嫻熟。

新華社前駐東京記者藍建中告訴小銳,雖然《產經新聞》號稱日本全國性五大報之一,但是發行量早已不可同日而語。2013年上半年日發行量只有約161萬份,其中一部分還被認為是強塞給銷售點的,實際發行量可能只有130萬至140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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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產經新聞社大阪本社

雖然發行低迷,但《產經新聞》非常注重新媒體,在網絡右翼勢力強勢的互聯網上,比其他媒體人氣更高。

藍建中介紹說,該報很多記者會撰寫迎合網絡右翼的稿件,無論事實與否,右翼網民都會積極將其作為消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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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極右團體成員在東京都新宿區大久保“韓國城”舉行種族主義排外示威。 (新華社)

“網絡右翼在積極批判其他媒體‘捏造’新聞時,對於《產經新聞》報道的明顯捏造的消息,卻幾乎從來不會批評。”藍建中說。

有如此勢力的支持,也就無怪乎為何《產經新聞》杜撰的假新聞能在日本國內大行其道,甚至“驚動”內閣官房長官了。

和日本記者“過招”,是中國外交官的常態

對於《產經新聞》“倒打一耙”式操作,30日外交部記者會上的一個細節也給出了力證:

華春瑩對日本共同社記者說:“坦白說,(你們)也不是所有報道都完全符合事實,令我們高興和滿意的。但是,你們的採訪遇到過任何障礙或困難嗎?沒有?對不對?”

提問的日本記者連連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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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日本媒體在盧溝橋採訪

這一幕,被中國網友稱讚道:華姐,懟得漂亮!

說起來,近期中國外交官和日本記者的精彩過招,並非僅此一例。

不久前的新加坡,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也曾對日本媒體的報道提出“指正”。

出席東盟系列外長會議期間,王毅對正在採訪的日本NHK電視臺記者指出,該電視臺報道的一個消息表述不準確,讓對方“在發表文章前一定要check,要搞準確了”。

而面對王毅的提醒,該記者急忙連連辯解“不是我寫的”。

一句話引來現場眾人哈哈大笑的同時,也瞬間將這段“業務交流”以一種和氣又不失幽默的方式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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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共同社記者的“點頭”和NHK記者的“笑語”,都是中國外交官一直以來與包括日本在內的外媒記者之間真實關係的反映。

日本企業(中國)研究院執行院長陳言也向小銳強調,長期以來《產經新聞》便以報道中國負面、偽造新聞為特點,甚至在日本也是靠假新聞搏出位,“這次當然也不例外,就是要上綱上線,就是等著被中國‘拒絕’採訪。”

他建議,針對外媒記者與駐在國政府關係議題,新加坡的做法或許可以借鑑。

“國外媒體的報道有曲解的話,新加坡方面就會反覆追究,如果媒體不把這個記者從新加坡撤走,以後就別想在新加坡做事。”陳言表示,“畢竟,新聞自由適用於採訪者也適用於被採訪者,雙方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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