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雍正，史學界歷來對其褒貶不一。當然，因為清朝是距離我們最近的朝代，它留下了很多或公或私的典籍。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下面摘錄雍正《起居注》中的兩段故事來管中窺豹。
（一）
雍正七年三月，湖廣巡撫王瓚上了一個條陳，他主張用嚴厲的手段打擊民間信奉鬼神的迷信活動。他說，“楚俗信巫上鬼，熟習符水咒術，不畏刑罰。惑世誣民，為害謐民，請嚴厲制止。倘有違者，拿究照光棍例治罪。”那麼光棍例是什麼呢？
清代《六部成語註解》中對光棍做過解釋，“光棍”就是“詐騙之匪也”。而且明清時代的光棍還不同於現在的光棍，他們普遍具有如下特點:一是這些人家無恆產，身無長技，“窮如一根棍”；二是沒有正當職業，屬於好吃懶做的浪蕩之人；三是兇狠無賴，靠著欺詐等手段勒索他人錢財為生。因為他們無家無業，毫無心理牽強，所以他們或充當地主的打手、或敲詐勒索，或偷摸財物，或好勇鬥狠，或稱霸鄉里，或勾結吏典，或越訴纏訟，或開設賭場、妓院，或把持倉場、鹽場，成為影響明清兩朝治安的一大毒瘤。所以，明清兩代對符合以上三個條件的“光棍”的處罰都是十分嚴厲，更有甚者還會被處以斬立決。
故而，當王瓚的條陳經兵部討論後，他們一致表示同意，並上奏雍正請旨依照王瓚的條陳辦理，即：為首者斬立決，脅從者絞監候。但是雍正看完兵部的奏摺和王瓚的條陳後，立即回覆道，“此本議內稱：熟悉符咒、作奸犯科、惑世誣民者，俱按光棍例治罪，而未曾議及通行曉諭之後再有犯者方照此例定擬，甚屬疏漏。從前屢降諭旨，凡有改定科條，俱寬其限期，悉另家喻戶曉。如此而猶有不率教者加以嚴懲，始為不枉。今法司更定律例而不示以遵行之期，則彼無知之人，冒昧而犯重闢，是謂不教而殺，於心忍乎？”
大意是：限制和迷信活動一上來就用殺頭等嚴刑來處罰，且事先不警告犯事的百姓，也不給其改過自新的機會，不但屬於矯枉過正，還可以稱做是不教而誅。而且，對於民間那些歷史悠久的傳統宗教習俗，用這種方法不僅不能收到效果，而且還會引起不必要的動亂。所以，雍正不留情面地批評了兵部和王瓚的思考有欠周到，實在是“甚為疏漏”。
（二）
雍正時，朝中漢族官員對回族的風俗信仰、語言服飾很看不慣。而且，他們有人為了討好滿洲貴族還多次上密摺彙報一些捕風捉影的事。對此，雍正倒是沒有上當，而且還頗有見地地回覆了一道諭旨，“直隸各處皆有回民居住，由來已久。其人既為國家之編氓，即俱為國家之赤子，原不容異視也。數年以來，屢有人具折密奏‘回民自為一教，異言異服。且強悍刁頑，肆為不法，請嚴加懲治約束’等語。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現代留遺；家風習俗，亦由中國之貫籍不同，則嗜好方言，亦遂有異。是以回民有禮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別。要只從俗從宜，各安其習，殊非作奸犯科者、惑世誣民者比。......至於賢愚不一，回民中固有刁悍為非之人，而漢人中能盡無乎？”
大意是雍正告訴那些挑事的官員們，回民的宗教信仰由來已久，這是其先人長久流傳下來的習俗，所以他們的宗教信仰和語言服飾都是合法的。作為大清的子民，他們只要“從俗從宜，各安其習”，而不“作奸犯科、惑世誣民”，那就都是大清的良民。況且，不管是漢人或是回族，他們都會出現一些另類的奸人，這與民族沒有關係！
公平來說，雍正在位十三年，的確可以算是古代封建王朝中最為勤政的皇帝之一，而且他還耗費心力地對清廷機構和吏治做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比如加強對西南少數民族的統治實行改土歸流、耗羨銀歸公、建立養廉銀製度、出兵青海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維護國家領土完整、設立軍機處、創立秘密建儲制避免康熙後期“九龍奪嫡”的事件再次發生。正是他對康熙晚年的積弊進行了改革和整頓，所以清朝才能一掃頹風，不但澄清了吏治，還穩定了統治，並使國庫充盈，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負擔。
雖然許多典籍都給世人留下了雍正嚴酷、苛刻、吝嗇的暴君形象，但是雍正留給乾隆的遺產卻是實打實的東西，也是比銀子的數目更重要的東西。即：雍正給乾隆留下了一個相對清廉、高效的稅收和行政體系，為乾隆能夠當一個“慷慨寬厚”的明主打下了牢固的基礎。史載，“康熙寬大、乾隆疏闊，若無雍正整飭，滿清恐早衰亡。”也許，正是因為雍正的改革而觸碰了大批既得者的“蛋糕”。所以在雍正死後，直到今天，他的身後還流傳著三大罵名：改詔奪位、骨肉相殘、不得善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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