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國民收入是一定的。在國家、資本、居民的三方分配中，一方拿走過多，另一方必然過少。作為最終消費動力的居民家庭拿走大頭，才能保持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與不竭動力。我分析美國經濟上百年持續增長的秘訣就是勞動力在國民收入中的分配始終保持在70%以上，而對應的三駕馬車中，消費這駕馬車的拉動力始終保持在7成。
那麼，中國國民收入分配與國際比較到底是個什麼情況呢？必須拿數據來說話。任澤平先生的《中美稅負和基礎性成本比較》一文中幾組數據很能說明問題。
中國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的佔比（18.5%）高於美國（17.2%）和日本（17.5%）。中國居民部門在國民收入分配的佔比61.6%低於美國（79.6%）、日本（75%）、德國（77.2%）和法國（73.7%）等。因此，中國收入分配的特點是政府高、家庭低。
反過來，歐洲國家政府在分配中拿走了大頭，而居民家庭拿走小頭，因此，經濟處在長期的停滯不前狀態中。好則，歐洲政府拿走的大頭中都用在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上，從而解決了居民不敢消費的問題，使得居民消費具有一定的拉動力。不過，再分配手段，無論如何都沒有美國初次分配就對勞動力傾斜解決問題。
2015年中國的全口徑宏觀稅負為33.9%，略高於美國的33%，美國減稅後預計減少宏觀稅負0.8個百分點/年。中美差距繼續拉大。
中國企業總稅率（佔利潤的百分比）為67.3%，在世界處於較高水平，為美國的1.7倍。
中國社會保險（五險一金）的企業繳費率為43%，高於美國的13.65%。
中國行政事業收費項目仍保留較多，非稅收入佔比16.4%，美國聯邦不足5%。
中國行政性灰色尋租成本、審批程序冗長、開辦企業時間長等辦事難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了營商環境的成本。中國營商環境世界排名78/190，企業開辦時間為22.9天，為美國5.6天的四倍。
中國汽油、柴油、天然氣、電力、土地價格分別為美國的1.6、1.3、4.5、1.3和2.6倍。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目前解決中國經濟下行壓力過大問題的對策，包括貨幣政策等傳統放水做法不僅沒有效果，而且將很快推高經濟金融風險。唯一出路在於大力度減稅降費。蜻蜓點水的小力度不行，必須大力度。大力度的參照物就是特朗普一次性將美國企業稅降低14個百分點至21%。
過去經濟增速在10%以上，國家從國民收入分配中拿走較多，由於水漲船高居民部門與企業尚能承受得了而且增量部分能夠覆蓋稅費成本。而目前經濟下行到7%以下，繼續走低可能性很大。稅費如果不大幅度下降，必將影響居民部門的消費，必將成為壓死企業的最後一根稻草。大力度減稅降費是唯一出路。
任澤平報告提出的對策是這樣表述的：加大力度減稅、清費、降低社保繳費率，以國資充實社保，降低宏觀稅負，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業利潤，帶動消費和民間投資。降低宏觀稅負只是問題的一部分，根本的仍是全面推動改革開放，營造低成本的營商環境，界定政府與市場關係、事權和支出責任，精兵簡政，推動要素市場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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