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失業群體的收入水平在城市中大體上居於中下層和底層。圖為2017年春的一天，深圳海新信人才市場，一名中介（光頭男子）向一位找工作的青年人（圖中拿手機者）介紹臨時工作。 新浪圖片 圖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四十年來，中國社會諸領域經歷了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身處大轉型、大變革時代，中國民眾的政治心態日趨複雜和多元，呈現出色彩斑斕的豐富圖景，且與國家治理、社會經濟發展諸目標之間的關係變得日益複雜而微妙。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中國城鄉社會中的利益衝突和矛盾有向城市空間轉移與積聚的明顯趨勢，其中城市新失業群體的普遍存在和失業規模的逐漸擴大是城市社會內部充滿張力的集中體現。但目前國內尚缺乏對城市中出現的新失業群體政治心態的系統實證研究。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唐皇鳳主要從事政治學理論與方法、中國政府與政治方面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他的新著《我國城市新失業群體政治心態的實證研究》於2018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推出。在本書中，唐皇鳳教授以城市新失業群體的生活與工作狀況尤其是該群體的社會政治心態為調研對象，對該群體興起的歷史背景及其社會、政治後果進行了全面分析和研究，試圖通過實證研究，探尋中國社會政治穩定深層的心理基礎，並就通過調適該群體政治心態以優化其政治行為提供了若干對策建議，是目前國內第一部從政治心態的獨特視角系統研究城市新失業群體的專著，具有很強的開拓性和創新性。
該書是目前國內第一部從政治心態的獨特視角系統研究城市新失業群體的專著，具有很強的開拓性和創新性。
澎湃新聞近日專訪了唐皇鳳教授。他認為，雖然城市新失業群體的政治心態相較於社會一般水平稍顯激進，但並沒有呈現出對現有體制高度不信任的狀態。他們儘管對社會有很高的公平正義期望，但仍然認為經過自己的主觀努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自身的命運，這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穩定堅實的心理基礎。
唐皇鳳教授強調，城市新失業群體的激進心態並未轉化為激進的政治參與行為，一個關鍵原因是意見表達型的政治參與有效紓解了該群體稍顯激進的政治心態。
以下是唐皇鳳教授接受澎湃新聞專訪的主要內容，文字經唐教授審定。
城市新失業群體：中國社會轉型場景中的獨特現象
澎湃新聞：本書的研究對象是新失業群體，這個群體的“新”體現在哪裡？為什麼會選擇城市新失業群體這個群體作為研究對象？
唐皇鳳：城市新失業群體的興起是中國社會轉型場景的獨特現象。這個群體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俗稱“啃老族”和“待業貴族”的年輕失業者；另一部分是俗稱“校漂族”和“蟻族”的滯留在大中城市中的失業、半失業或者處於“非正規就業”狀態的大學畢業生群體。其中，前一部分人群的相對規模不大，政治影響力尚未彰顯，我們的研究主要關注後一部分人群。
城市新失業群體之“新”，首先體現在這個群體年齡較輕，基本為“80後”和“90後”；其次體現為該群體接受過較高層次的教育；最後體現為他們工作和生活的空間主要集中在城市。相對而言，“蟻族”更多強調該群體的空間聚居性，以及該群體的社會屬性。
之所以選擇城市新失業群體作為研究對象，除了現實社會問題的考量之外，我們還有更宏大的理論和學術關懷。在一個日益分化且高度複雜的現代社會，並存於同一個時空情境中的社會治理對象具有迥然有異的生活經歷，不同群體的政治行為塑造著國家治理大廈的基本樣貌，而深藏其下的群體政治心態則是社會大局和諧穩定的重要基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發展的運動軌跡和基本走向。
受過高等教育和長期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經歷塑造了大學畢業生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生活價值觀，但在政治和經濟向上流動渠道有限的環境下，該群體的部分成員可能倍感前途渺茫，生存與發展體驗感不佳，從而容易“心灰意冷”。因此，亟需對這個群體及時予以心理疏導和行為調適。
我們選取城市新失業群體的政治心態進行實證研究，看似研究的是邊緣群體，實際上是試圖以該群體作為透視轉型中國何以穩定、轉型國家的公民何以幸福等宏大議題的窗口。
澎湃新聞：就本書而言，你們採用了實證分析方法，那麼在樣本的獲取過程中，都採用了哪些研究方法？
唐皇鳳：科學的實證分析的前提是長期的理論儲備和積累。研究城市新失業群體，涉及跨學科的理論資源和知識儲備，尤其需要在政治心理學、轉型政治學、城市社會學等領域有大量的前期積累。
為更好地把握該群體的政治心態和政治行為特徵，具體而言，我們開展了以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為主要形式的實地調研。由於城市新失業群體具有高度隱蔽性和流動性，很難集中找到適合的調查樣本，這是本課題研究最大的難點。我們研究團隊歷時七年，反覆修改問卷，並且捨棄了前期已進行的500份試調研的問卷。在最終定稿調研問卷後，我們在全國範圍內共發放1200份問卷。其中，回收問卷1050份，問卷回收率87.5%，其中有效問卷984份。
為更鮮活地具體呈現該群體的民主觀、衝突觀、變革觀、對政府的滿意度、社會公平感等方面的內容，我們研究團隊也對該群體進行了一定數量的深度訪談。
“三和大神”：城市新失業群體的問題更加複雜化了
澎湃新聞：今年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的第十個年頭，結合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整體趨緩的背景，您認為，當下的城市新失業群體和十年前的失業群體相比，在構成上有什麼異同？
唐皇鳳：首先，對於一個大國而言，決定一個國家失業和失業率的，主要還是本國的宏觀經濟形勢、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模式。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外貿出口加工業的衝擊最大，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失業群體集中於工人，主要是農民工群體。其次，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正值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高峰期，對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影響同樣是不言而喻的。同時，此次金融危機也倒逼我國進行了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經濟下行和企業轉型勢必會加劇原本就較為嚴峻的就業形勢，直接影響“80後”群體的就業狀況。
個人認為，兩個階段城市失業群體的主要區別在於以下三點。
首先，金融危機導致的失業群體是非自願性失業，是中國經濟結構性調整的產物，而近年來的城市新失業群體，一個重大變化是自願失業的增多。近來備受社會輿論關注的 “三和大神”就是集中體現。這個群體找工作，第一要輕鬆，第二要工資高，第三要來錢快。他們過著把“消費降級”到極致的生活，頹廢、自在地耗費著青春，喪失鬥志，對生活充滿悲觀絕望情緒。應該說，這個群體才是城市新失業群體中的最底層，其生活境況之悲慘，可能刺激和挑戰人們的視覺神經。（“三和”是指深圳三和人力資源有限公司。該公司與深圳海新信人力資源有限公司所在的深圳龍華新區東環一路與三聯路交匯處的景樂綜合市場是龍華區最大的人力資源生態圈。周邊幾公里範圍內，工作易尋，生活成本低廉，一群二三十歲的年輕人與家人絕少往來，終日在網吧裡流連忘返，只在逼不得已時應聘日結工資的臨時工作。他們被稱為“三和大神”。——編注）
另外還包括躲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的城中村裡待業的大學畢業生——“蹲族”。他們受過大學教育，來自中產家庭，但畢業後躲在大城市裡陰暗犄角的出租屋，過上了吃-睡-打遊戲的隱居生活。
其次，新一波城市新失業群體多數都曾是留守兒童，中國社會正在為此埋單。他們的父母在十幾二十年前懷著致富的夢想，奔向北上廣深等沿海城市打工，留下老人和小孩獨守農村。在外的父母因為愧疚，往往不願意在物質上虧待孩子，導致該群體勞動和就業意願較低。但當這些孩子走到城市內部，才發現自己毫無競爭力。體力活，他們做不下去，技術活，他們做不了，陷入“高不從低不就”的尷尬境地。城市的第一代打工者以吃苦耐勞而出名，而新一代的城市新失業群體的前途、未來和鬥志都化作絕望，經常深陷在虛擬的遊戲世界而不能自拔。
第三，新一波城市新失業群體更頻繁地變換工作。他們在權利意識、就業意願、職業選擇和心理層面的內在不穩定性更為顯著。綜合這些特徵，城市新失業群體問題不是更簡單了，而是更加複雜化了，亟需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
僅憑高等教育本身並不能完全解決階層流動問題
澎湃新聞 ：書中數據顯示，大專及以上學歷人群總體失業率較高，幾乎是同年齡段藍領工人的4倍。如何解釋這種差異？是否可以得出結論：當下的高等教育在促進就業、推動階層流動方面的功能在弱化？
唐皇鳳：高校畢業生的初次就業率較低和大學生就業難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就這個群體自身而言，其內部存在分層化的複雜結構。中國高校有兩千多所，從名牌大學到普通大專，具有優質教學資源的高校佔比很低。教育資源主要集中在幾十所重點高校，一般的普通高校教學設施和教學質量差，畢業生質量自然不盡如人意，難以有效滿足企業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第二，和該群體的原生家庭有關。該群體大多數生於20世紀80年代，屬於最初幾代獨生子女。他們從小生活在優越的物質環境當中，吃苦能力和適應生活的能力較弱。與原失業群體相比，雖然新失業群體受教育程度較高，但由於他們所就讀的大學的專業設置與就業市場需求不相適應、他們本人對職業的個人預期太高、個人能力不足等原因，該群體還是存在較大的失業風險。
第三，現行的高等教育體制更加註重學生的知識積累和文化課教育，社會實踐偏少，剛畢業的大學生缺乏經驗，工作能力不強，導致很多單位接收大學畢業生的意願和積極性不高。
第四，大學生就業問題主要是結構性矛盾，突出體現為區域不均衡，大量畢業生過分集中在東部地區，就業優先選擇在城市、黨政機關、國有企業等，而對於非公有制企業尤其是農牧區基層，卻鮮有興趣。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廣大的基層面臨著人才匱乏又難以吸引畢業生的窘境。從而就全國整體而言，存在著“無業可就”和“有業不就”的矛盾。
總之，差學校、冷專業，選專業前毫無規劃和預見性，市場適應能力不夠，以及心理脆弱、缺乏社會閱歷和職場經驗等，都使得大學畢業生群體在競爭極其慘烈的就業市場上幾乎沒有任何比較優勢。
當然，這並不能說明高等教育的功能在弱化，而是說明高校的專業設置、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之間有待進行更有機的銜接。事實上，當下中國的高等教育不僅是社會精英最重要的再生產機制，而且是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關鍵變量，高等教育依然是社會向上流動最基本的渠道。當然，僅憑高等教育本身並不能完全解決階層流動的問題，因為就業機會的平等、個體的勤勉程度，同樣是重要的影響機制。
我們不能簡單地以大學生的失業率而否定我國高等教育的成就和社會貢獻。因為在我看來，高等教育不是單純的就業機器，而是讓人類文明薪火相傳的場所，是一個傳授和生產知識、保存理想的地方，承擔著提升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功能。
自媒體尚未改變城市新失業群體政治行為傾向的整體格局
澎湃新聞：今年以來，大中城市房租持續上漲，這對這個新失業群體的政治心態會產生什麼變化？這種變化對社會常態發展來說，會帶來什麼風險？
唐皇鳳：城市新失業群體的個人生活滿意度具體涉及家庭生活、工作、休閒娛樂、經濟收入、居住環境、人際關係、社會地位、自由遷徙、權利保障、命運、機遇、實現自我價值等方方面面，個人生活滿意度越高，其抽象政治信任和具體政治信任就越高。
我們的研究發現，城市新失業群體的生活滿意度與生活成本高低直接相關，而生活滿意度是決定群體政治心態的重要變量 。這個群體的收入水平在城市中大體上居於中下層和底層。尤其在大城市中，房租當然是他們最重要的生活成本。因此，房租上漲，如果佔據他們生活開支的比例達到一定的程度，則會大幅度加劇他們的社會不滿情緒。我們發現，2018年以來，大中城市房租持續上漲，這個群體在大城市的生活開支迅速增加，明顯加劇了他們的不滿情緒，增加了他們政治心態的激進性和政治行為潛在的不確定性。這需要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
各級城市政府應通過調整住房供需結構調整、控制建房成本和地價、引導現金流合理流入公租房和廉租房等方式，儘可能控制房租和房價上漲，切實保障城市新失業群體的居住權。與此同時，應通過科學合理的機制和手段控制物價和通貨膨脹水平，切實提高城市新失業群體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通過具體的公共政策為調適該群體的政治心態奠定堅實的基礎。
澎湃新聞：自媒體的興起改變了已有的傳播規律，公民獲取政治信息的渠道也更加多元，既有傳統媒體如報紙、電視，也有自媒體比如微信、微博。這種變化對該群體的政治心態有何影響？
唐皇鳳：我們的研究發現，通過互聯網和社交平臺表達自己的觀點已經成為城市新失業群體的一種基本生活方式和重要的生活習慣。
城市新失業群體是“網絡新一代”。他們思想表達更為自由，對時事新聞也極為關注。不過，他們更關心個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對政治生活以及將要採取的政治行為關注度並不高。更為重要的是，整體而言，城市新失業群體對政府部門有一種權威意識和權威依戀，主動進行利益表達與政治溝通的意願不強。即使有零星表達，也只涉及與自身物質利益直接相關的事項，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也缺乏抽象性的制度變革和政治價值訴求。在網絡群體性參與行為中，真正利用互聯網或社交平臺從事具體的政治行為，如發動或組織活動、聲援群體性活動的，所佔比重還是很低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目前自媒體的大量使用，尚沒有從根本上撬動和改變城市新失業群體政治心態和政治行為傾向的整體格局。
意見表達型的政治參與有效紓解了城市新失業群體的政治心態
澎湃新聞：書中提到，根據實證分析，城市新失業群體在利益受損時傾向於選擇“向有關政府部門反應”和“向媒體反映，製造輿論壓力”等政治參與方式作為主要的維權方式。我們該如何解讀這種選擇？
唐皇鳳：在政治參與方面，城市新失業群體的行為和未來行動傾向相較於社會一般水平稍顯激進，但並不顯著，沒有呈現出對現有體制高度不信任的狀態，多數認同體制信任型的政治參與。我們的實證研究發現，城市新失業群體的激進心態並未轉化為激進的政治參與行為，一個關鍵原因是意見表達型的政治參與有效紓解了該群體稍顯激進的政治心態。通過這種微觀的心理—行為機制，我們可以洞察中國社會宏觀的政治穩定機理。或者也可以反過來說，宏觀的政治穩定機理塑造了一種獨特的微觀心理—行為機制。
整體而言，我國長期的可持續社會政治穩定具有較大的迴旋餘地。政治體制具有較大的彈性空間，這也是我國發展戰略機遇期的一個重要維度。當然，問題的另一面則是，政府需要優化社會結構，暢通社會向上流通的制度化渠道，擴大制度化的政治參與渠道，堅持心理疏導和法治規範，充分發揮各種民意代表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堅持用民主、法治、公開、公正的治理機制處理該群體所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夯實我國長治久安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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