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榻之下豈容他人酣睡”，曾幾何時，宋太祖的這一句名言是多麼的提氣，由此他滅南唐，統一江南。其弟宋太宗秉承遺志，滅北漢，結束自唐亡以來的十國亂世局面，中國局部統一。
然而宋太宗此後兩次北伐契丹，卻均已失敗告終，接著養虎為患坐視西夏崛起，大宋全無“臥榻之下豈容他人酣睡”的豪氣，北宋在對外軍事上幾無亮色，多是汙點，留下一個“慫朝”的梗。
最為人熟知的遼宋夏形勢圖
歷經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宋朝終於迎來一個不想再當“慫包”的皇帝——宋神宗。
二十歲繼位的宋神宗對大宋的現狀很不滿。“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武、河西專於拓跋，交趾、日南制於李氏，不得悉張置官吏，收籍賦役，比於漢、唐之境，猶有未全，深用為恥，遂慨然有徵伐、開拓之志。”
北方幽雲十六州落在契丹手中，西北被党項人控制，交趾李氏又時常騷擾南部邊境，南北西都是漢唐以來的祖宗之地，都淪喪於他人之手，宋神宗深以為恥。
“盜賊攻之而不能御，戎狄掠之而不能抗”，泱泱大國不得不卑躬屈膝，賂奉夷狄以換取邊境安寧，宋神宗如何能不氣呢？
具有開拓精神的宋神宗
想起太祖那句“臥榻之下豈容他人酣睡”，宋神宗決定“雪數世之恥”，恢復漢唐舊疆。
宋神宗求治心切，對當時的元老名臣寄予厚望。然而與銳意進取血氣方剛的新天子相比，大宋朝堂卻是暮氣沉沉，苟安一片。宋神宗問有過軍事經驗的前宰相富弼邊事，富弼卻答：“須是二十年不說著用兵二字”，令他大失所望。後又問老夫子司馬光，司馬光老生常談，只給六子真言“官人、信賞、必罰”。
宋神宗顯然不滿意這些名臣良相的回答，他的志向是“聚財積穀，寓兵於民，而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舊疆。”
於是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改革派大臣王安石主持變法，以圖富國強兵。富國只是手段，強兵才是目的。宋神宗要雪數世之恥，首在振作軍事，“用武開邊，復中國舊地”。
宋神宗一直在向朝臣傳達他富國強兵的志向，在朝廷中他如願找到和他志同道合的的文臣王安石，他還要找一個同樣有開拓志向及才華的武將。
大宋重文輕武，武人地位卑下，更是“將畏猜嫌而思屏息，兵從放散而恥行枚”，一批武將鬱郁不得志，士兵懶散羞於打戰。
宋神宗決心改變這一風氣。繼位後，他親自為仁宗朝的名將狄青撰寫祭文，表彰他“奮於戎馬間，捍西戎連取奇功”的卓越戰績。這是大宋建立以來第一個由皇帝親自寫祭文哀悼的武將，宋神宗要以此為引，激發武將憋在胸膛的銳氣志氣。
感受到天子的志向，終於有人站了出來。
王韶的畫像，這應該是當代人新畫的
江西人王韶獻上《平戎策》，提出“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收復河湟“以絕西夏右臂”，使“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而且河湟自古是產馬的要地，大宋控制河湟，就可以保障馬源，以增強武備。
宋神宗等的就是王韶這樣的人，他恢復漢唐舊疆，首先就從西北開始。
熙寧四年（1071年），宋神宗重用王韶，開始了自己的主動拓邊之舉——收復河湟。王韶先是招撫了青唐地區唃廝囉政權中最大的吐蕃部落俞龍珂部落，使其“率所屬十二萬口內附”，一些小部落也相繼歸附，此舉使大宋疆土拓展了一千二百里。
熙寧五年至六年（公元1072-1073年），王韶兩次出兵，擊敗吐蕃、羌人，收復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宕州、疊州，史稱“熙河之役”。深入河西，山高路遠，尤其是熙寧六年，宋軍遠征一千八百多里，行軍五十四天，困難重重，大軍歷經艱辛。
“韶以書生知兵，誠為不出之才。而謀必勝，攻必克，宋世文臣籌邊，功未有過焉者也。”
文人再妙筆生花也難以描述詳盡其中的艱辛，宋朝軍隊終於打出了豪氣，摘掉了頭上“慫包”的帽子。
看到此圖此景，一言難盡
熙河之役的勝利，拓邊兩千餘里，它不單是自宋結束十國割據局面後80多年來取得的最大的一次勝利，是北宋在開拓上的唯一亮色，成功地在西夏的後方打入一根鐵釘。
熙河之役更是一掃北宋朝廷長期存在的因循苟安、安逸懈怠的政治氛圍，極大振奮了人心，為宋神宗的進一步改革打了一針強心劑。
往上說，熙河之役收復河湟六州，重新打通絲綢之路，更是重新恢復了安史之亂前由中原王朝長期控制這一地區的局面。宋神宗實現了恢復漢唐舊疆的第一步，對得起列祖列宗和無數溝通河西走廊的先賢。
收復河湟後的大宋疆域，這個少為人知
“臣立異同以爭口舌”，北宋大臣由標新立異的口舌之爭長期得不到控制，也終於惡化為致命的黨爭。
終宋神宗一朝，朝內保守派和改革派的鬥爭始終沒有停歇，改革始終受到保守派的阻撓。黨爭不斷，最終使得宋神宗的抱負無法實現，鬱鬱而終，年僅38歲。
宋真宗去世，九歲的宋哲宗繼位，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高氏起用堅決反對變法的司馬光等人，廢盡新法。不但各種新法被廢，連宋神宗及王安石試圖解除西北邊患、恢復漢唐舊疆的戰略構想和王韶的熙河之役也被徹底否定。
在司馬光等人的眼中，王韶收復河湟的壯舉，不過是“徒以群羌散弱，乘俞龍珂內附之隙，徼倖以圖功”。
在他們看來收復河湟，是王安石和王韶等人用來邀功的欺世盜名之舉，是主動尋釁的不智行為。
還有很多人攻擊河湟給朝廷帶來的負擔太重，掏空了國庫。僅熙寧五年（1073年）一戰，朝廷的軍費開支的錢糧布絹就高達1200萬貫匹，即使收復河湟六州後，朝廷每年仍需要向那裡貼錢三百六十萬萬緡。
戰爭的開銷和戰後重建恢復的確需要巨大的開支，但這並不應成為否定熙河之役的藉口。武將打下地盤，如何發展好這地盤，才應該是這些文人名臣要好好考慮的，而不是攻擊推脫責任，更不能直接拋棄這些地方。
遺憾的是，提出放棄這些地方的人不在少數。
大宋的名臣良相——司馬光
比如一代名臣司馬光，他認為熙河六州是“夏國舊日之境”，應當歸還西夏。王韶等無數將士用鮮血換來的河湟地區在這些保守派的眼中竟然不是祖宗之地，不是漢唐舊疆，要“還”給西夏。
好在一批有識之士和部分將領堅決反對，不過即使這樣，司馬光最終還是將米脂、浮圖、葭蘆、安疆等重要軍事要寨棄掉，白白送給了西夏。
當年熙河大勝，收復六州，消息傳來，東京一片歡騰，這些保守派也都加入歡騰的隊伍，認為“開拓故疆，為國朝美事”，不少人還寫詩慶賀這一大勝（如蘇軾寫《獲貴章二十二韻》）。
只是幾年後，神宗去世，這些人又開始否定攻擊熙河大勝了。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司馬光此舉無疑是典型的綏靖政策，妄圖通過“斥地與敵”、退避忍讓來乞求西夏不要侵犯自己。事實證明，綏靖政策不會湊效，只會讓西夏得寸進尺，更加輕視大宋（“取輕於外夷”），覺得大宋好欺。
在今天的人看來，實在很難理解，像司馬光文彥博這樣的以名臣良相流芳後世的人怎麼會如此迂腐？是因為新舊黨爭？是因為河湟耗費國庫財力？
也許都有，但是他們骨子裡的迂腐認知才是最致命的。
大儒朱熹
南宋大儒朱熹評價宋神宗說：“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臨頭做得不中節拍……西番小小擾邊只是打一陣退便了，卻去深入侵他疆界。 ”
直到幾百年後，否定北宋收復河湟故地的論調還是大有市場，比如明末大學者王夫之。
王夫之在《宋論》論述宋神宗時說：
“夏未嘗恃西羌以為援，西羌未嘗導夏以東侵，河湟之於朔方，不相及也。”
“則使宋芟盡群羌，全有河湟之土，十郡孤懸，固不能守，祗為夏效驅除。”
淪為遺民的王夫之
從儒家角度來，儒學自宋後發展成理學，理學言天地萬物之理，強調理高於一切，強調心性和個人道德，卻是不免空泛而無實效。
在司馬光朱熹王夫之等大儒看來，治國要仁惠為政，眼中看的僅僅是中原一帶，邊境四夷以德服之。即便四夷侵擾，打退就就行，絕不先發制人主動“挑釁”他們，他們的地盤也都是些“雞肋”，得到了沒有多大的價值。
司馬光時有契丹、西夏虎視眈眈，朱熹時的南宋更是被女真人帶去了靖康之恥，王夫之時大明則被滿族徹底佔據自己淪為亡國奴，神州陸沉，華夏淪喪。
真不知道他們還怎麼對邊事四夷有如此淺薄的認識的。
隨著司馬光的執政，河湟之地很快就丟失了。
子從父志，重新收復河湟的王厚
宋哲宗親政後，再次重用改革派，收復河湟再次開啟，王韶之子王厚重新收復河湟，此後一直到北宋滅亡，宋朝對河湟的統治才告結束。
想想北宋的歷史，熙河開邊幾乎是北宋主動對外的唯一亮點，尤其是宋神宗時期的收復河湟，從軍事上來說更是可以讓人提氣的大事，北宋不慫。
再看一眼大宋的隴右都護府
然而一切都是那麼悲涼，很少有人記住為大宋拓疆兩千餘里的王韶王厚父子。
戰將留下的赫赫戰功不朽業績，敵不過文人留下的一首詩，一本著作。
在無情的歲月，同樣無情的還有歷史本身，以及我們這些遺忘歷史的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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