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納·雷根｜抉擇時刻

哲學園鳴謝

按：本文是羅納德·里根發表於1964年的政治演講《抉擇時刻》（A Time for Choosing）。在同年的總統大選中，共和黨候選人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挑戰時任總統、民主黨候選人約翰遜，里根的此番演講正是為力挺戈德華特而作。儘管大選以戈氏的慘敗告終，里根卻經由這篇演講成為美國保守主義運動的代言人，並一舉成為共和黨政治新星，1966年當選加州州長，1980年成功當選美國總統。本文由 萬吉慶 譯，全文約8000字，本文為摘錄版，約4000字，小標題為編者所擬。英文原文見文末的“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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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特殊論”：有限政府原則

我認為我們需要捫心自問，我們是否還記得國父們留給我們的自由。

前不久，我的兩位朋友和一位古巴難民聊天，這位難民是從卡斯特羅治下逃出來的商人，在他講述自己的身世時，我的朋友轉身對另一位說，“我們不知道我們有多麼幸運。”此時，那位古巴人停了下來並說，“你們幸運嗎？我至少還有地方可逃。”這句話道出了所有的真相。如果我們美國失去自由，世界上也就無處可逃。這裡是世界的最後一站。

政府對人民負有義務，除了主權人民，政府別無其他權力來源，這種觀念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仍然是最新穎、最獨特的觀念。

這才是本次大選的議題：我們是否還相信我們的自治能力，或者說我們是否拋棄了美國革命的理念，承認遠在國會大廈裡的一小撮知識精英，可以比我們更好地規劃我們的生活。

有些人一遍遍地告訴你我，我們必須在左右之間做出選擇。而我想說沒有什麼左或右。只有上坡路和下坡路（up or down）：我們要麼邁步向前，實現人類古老的夢想，在維持法律和秩序的同時，實現個人自由的最大化，要麼墮落為極權主義的蟻群。且不論他們有多麼真誠，多麼富有人道主義關懷，那些試圖用我們的自由換取安全的人已經在走下坡路。

二、抨擊民主黨的“大政府”方案

在大選之際，他們（譯註：即民主黨人）使用諸如“偉大社會”的措辭，或者就像前不久約翰遜總統告訴我們的，我們必須接受一個日益介入人民生活的大政府。而且，他們以往說得更露骨。我在此引用的每一句話都有出處。它們絕不是共和黨的栽贓。例如，他們說，“我們可以通過接受一個並非不民主的社會主義來結束冷戰。”也有人說，“利潤動機已經過時。我們必須用福利國家的動機取而代之。”還有人說，“我們傳統的個人自由制度無法解決20世紀的複雜問題。”富布賴特參議員在斯坦福大學宣稱，憲法已經過時。他把總統稱為“我們的道德導師和我們的領袖”，他還說，“那份過時的文件對總統權力的約束妨礙了他的工作。”他必須“獲得自由”，這樣，他就可以根據什麼“最符合我們的利益”來“為我們服務。”來自賓夕法尼亞的克拉克參議員，另一位口齒伶俐的發言人，將自由主義定義為“通過賦予中央集權政府全權來滿足群眾（the masses）的物質需要。”

在我看來，當一位議員將你我，將這個國家的自由人稱為“群眾”，我有一種強烈的憎惡感。在美國，我們從不用這個詞形容我們自己。除此之外，“中央集權政府的全權”恰恰是國父們試圖最大限度弱化的。他們知道政府不能控制人們的生活。政府無法控制經濟，除非它們先控制人。而且，他們知道當政府著手這麼做時，必定會動用暴力和強制手段才能達成目標。國父們還知道，在正當職能之外，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不會比私人部門更優秀或者像私人部門一樣好。

三、歷陳政府幹預的弊害

在我們身邊，這樣的人太多了，每當在瘦子旁邊看到一個胖子，他們就會得出這種結論：胖子之所以胖乃是因為剝奪了瘦子。因此，他們解決人類苦難的方式便是藉助政府和政府計劃。好吧，假如說政府的計劃和福利是問題的答案，那麼它們大約已經運作30年了，我們是否應該期待政府不時地彙報一下成績？難道他們不該告訴我們需要幫助的人口每年都在減少嗎？對公共住房的需要不斷減少嗎？

但說真的，我們對那些我們想幫助的人做了什麼？不久前，洛杉磯的一位法官給我打電話。他和我說有個年輕的女人來找他辦理離婚。她有6個孩子，現在懷著第7個。在詢問之下，這位婦人透露自己的丈夫是一個月薪250美元的工人。她希望離婚後能夠加薪80美元。因為離婚後，她就符合“貧困兒童援助計劃”的資格，每月能領到330美元的資助。這個辦法她是從兩位女街坊那裡聽來的，她們早就這麼辦了。

然而，每當你我質疑那些“空想改良家”的方案時，他們總會譴責我們反對他們的人道主義目標。他們總是說我們“反對”而不是“支持”某些事物。

哎呀。我們的自由派朋友，他們的問題不在於無知；而在於他們知道太多似是而非的東西。

四、抨擊聯合國的架構，反對政府不合理的外援

我認為，我們應該支持一個世界各國可以尋求和平的國際組織（注：聯合國）。但是，我們反對讓美國的利益屈從於這個架構如此不合理的組織，這種不合理嚴重到你可以在聯合國大會得到2/3成員國的選票，而它們所代表的人口尚不足世界人口的10%。我們反對那些一邊緊抓自己的殖民地不放，一邊抨擊我們盟友的偽善行徑。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反省我們的袖手旁觀，沒有公開指出在蘇聯的衛星國殖民地，億萬人民遭到奴役。

我認為，我們支持援助我們的盟友，與那些和我們基本信仰一致的國家分享我們的物質福祉，但是，我們反對政府間的施捨，這會在世界範圍內造成官僚主義。

在過去的6年裡，52個國家購買了價值70億美元的黃金，而所有這52個國家都從美國領取外援。

任何政府都不會自覺地縮減其規模。因此，政府項目一旦啟動，就永遠不會消失。

事實上，政府官僚機構是我們在這個地球上所能見到的最接近永生的東西。

五、揭露民主黨的蛻變

但是，作為一個前民主黨人，我可以告訴你諾曼·托馬斯並不是唯一一位拿社會主義和現政府做對比的人，追溯到1936年，民主先生阿爾·史密斯，一位偉大的美國人，在美國人民面前指控他所在的民主黨高層，正在把傑斐遜、傑克遜和克利夫蘭的政黨，改造成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旗幟下的政黨。於是他便脫離民主黨，直到去世。今天，這個黨（譯註：民主黨）的領導層正在把昔日那個可敬的政黨，改造成英國式的社會主義工黨。

如果政府對企業或財產擁有生死予奪之權，那麼，你所持有的企業、財產的契約或所有權又有什麼意義？這樣的行政機器已經存在。政府可以找到任何理由來指控它的起訴對象。每一個商人都能講述自己被政府騷擾的故事。在某些地方發生了反常現象。

六、為戈德華特辯護

那麼，他們想摧毀的這個人（譯註：戈德華特）——在摧毀他的同時，也要毀滅他所代表的東西，即你我所珍視的觀念——是怎樣的一個人？是他們口中的那個傲慢、膚淺、好戰之人嗎？我很榮幸認識他。早在他夢想角逐高位之前，我就認識他。我個人認為，我這輩子從未認識過這樣一個人，我相信他不會做不誠實或不光彩的事。

這個人在步入政界之前，在自己的生意中，遠在工會想到之前就執行了利潤分成計劃。他給所有僱員投了健康和醫療保險。他拿出稅前利潤的50%，成立了一個退休計劃，具體說，一個面向所有僱員的養老金計劃。他每月給一位因病不能上班的員工寄出支票，直到後者去世。他給那些在商店工作的母親提供兒童護理服務。當墨西哥被格蘭德河的洪水蹂躪時，他坐上飛機，把藥品和物資空運到那裡。

一位退伍軍人告訴我他們是如何相識的。那是朝鮮戰爭期間某個聖誕節的前一週，他在洛杉磯機場打算搭乘飛機回亞利桑那州過節。他說那裡的軍人很多，飛機上沒有空座。然後廣播裡傳來一個聲音：“前往亞利桑那州的現役軍人，請到機場跑道集合”，他們就走到那兒，發現一個叫巴里·戈德華特的人正坐在自己的飛機上。在聖誕節之前的那幾周，他每天都用飛機載滿軍人，將他們送往亞利桑那州，送到他們的家，然後再返回來接下一批。

在忙碌的競選季，這個人抽出時間去探望一位罹患癌症、不久於人世的老友。他的競選經理表現得頗不耐煩，這不難理解，但這個人說，“現在活著的人之中關心她的人已經寥寥無幾。我想讓她知道我很在乎她。”這個人對自己19歲的兒子說：“誠實和公正是最好的人生基石，當你在這一基石上開啟你的人生時，再加上對上帝的信仰，那麼你就有了一個真正的開始。”這個人不會隨隨便便把別人家的兒子送往戰場，除非我們意識到這場戰爭我們必須打贏。在本次大選中，這個議題使得我討論過的其他議題變得那麼迂腐。

七、闡釋“以實力求和平”

我們不能為了購買免於炸彈威脅的安全和自由，就和敵人達成這種邪惡交易，昧著良心對“鐵幕”背後遭受奴役的10多億人說，“放棄你們的自由夢想吧，我們打算和你們的奴隸主做交易。”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說過：“一個寧要恥辱也不要危險的民族，為一個主子做好了準備，而且也活該有一個主子。”現在讓我們把話說清楚。在選擇是戰是和方面我們沒有爭議，但唯一能確保和平的方式就是投降。

誠然，除了投降之外，我們採取的任何措施都有風險，但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最大的風險在於綏靖，而這個幽靈是我們用意良好的自由派朋友所不願面對的，他們的妥協政策就是綏靖，它沒有給出和平或戰爭的選項，只給出戰鬥或投降。如果我們繼續妥協，繼續後退、撤退，最終我們不得不面臨最後的要求——最後通牒。當尼基塔·赫魯曉夫告訴他的人民，他知道我們的答案會是什麼？他告訴他們，我們正在冷戰的壓力下撤退，當下達最後通牒的時機來臨，我們的投降將是自願的，

你、我都知道，而且也不相信：生命是如此珍貴，和平是如此甜蜜，以至於要以枷鎖和奴役為代價。如果生命中沒有什麼東西值得為之獻身，那種這種情形是何時發生的——僅僅是面對這個敵人（譯註：蘇聯）時才開始的嗎？摩西是否應該告訴以色列的子民在法老統治下做奴隸？基督是否應該拒絕十字架？康科德橋（Concord Bridge）上的愛國者是否應該放下手中的武器，拒絕開火？歷史上的殉道者並不是傻瓜，那些為阻止納粹得勢而獻出生命的美國先烈並沒有白白犧牲。那麼，通往和平的道路在哪？歸根到底，答案很簡單。

願你、我有勇氣對敵人說：“有一些代價，我們不打算付。”“有一條紅線，你們不可逾越。”這就是戈德華特那句名言“以實力求和平”的真實含義。溫斯頓·丘吉爾說過，“人的命運不能由物質得失來衡量。當偉大的事業正在行進時，我們知道我們是有靈魂的人（spirits），而不是動物。”他還說，“在時空之中總會發生一些事情，它們超越了時空，而且它們——不論我們喜歡與否——意味著責任。”

你、我和命運有約。

我們必須為我們的孩子守護這個世界上最後、最美好的希望，否則，我們就是判處他們向千年黑暗王國邁出最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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