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9月28日），《学习时报》刊登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的文章，回顾他的理论生涯。 以下为全文。
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受益者，1978年初进入南京大学哲学系，人称“七七级”。这一年，正是我国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元年”；是改革开放给了我理论学习的机缘，我也一直以改革开放作为我理论研究的课题。换言之，我的理论生涯与改革开放是同步的。
宿舍变论坛，同学成“对手”
我们这个班，应届高中生只有几个，主体是插队知青、回乡知青、民办教师、工人。高考制度的恢复，“忽如一夜春风来”，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于是，争分夺秒，刻苦学习，成了我们的常态。除了按时听课，还加码读书，读马恩列斯毛，读康德黑格尔，参与学术争论，比如，“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能否起决定作用”“真理有没有阶级性”等等。
我们赶上了好时候，虽说还没有什么理论功底，但都被这种气氛深深感染，卷进了各种各样的讨论。宿舍变成了论坛，同学成了争论对手，每天晚自习后从教室回到寝室必要争论一番，常常面红耳赤。正是这种互不相让的争论，推动我们读书，找到理论依据后继续争论，如此反复，使我们的理论水平、思想观点、研究方法都得到提升。
我至今还保留着一篇叫《真理没有阶级性》的手稿，它是我和同学们争论的产物，稿上注有“1978.11，初稿”的字样，是我入学后8个月写的。后来这篇文章收入了我的哲学文集《从历史走向现实》。
读大学期间我写得较为成熟的哲学论文，是《谈谈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长期被认为是主张“阶级调和”的理论。在思想解放的氛围中，我感到，“中庸”是讲人类行为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过分勇敢是鲁莽，太缺乏勇气为怯懦，两者中间才是勇敢，是美德；花钱过度是挥霍，过分小气为吝啬，介于二者之间的才是节俭。这实际上要求人们的行为不可走极端，而应保持适度状态。
于是我认定，亚氏的“中庸”是西方哲学史上关于辩证法“度”的概念的最初表述，与“折衷”“调和”不能等同。在老师的帮助下，论文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新华文摘》1982年第1期转载，接着，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收入。
一心做学问，立志出思想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南京建工学院教哲学课，接着在职读了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进修班。1985年9月—1988年年底，在中国人民大学师从肖前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这一时期，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让我最初的哲学价值观受到深刻洗礼。
大学三四年级时，我把专业方向锁定在西方哲学史，接着聚焦为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家之一的谢林哲学，还发表过好几篇研究谢林的论文和译文。进入博士学习阶段，一个新的想法渐渐挤上心头：一辈子研究一个人，可以成为学问家，但难以成为思想家。
我梦想成为思想家：我想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地贡献一些思想，发挥好哲学的实践价值。我发表了《哲学迫切需要面向当代现实》《让哲学从学术圈走向决策圈》等文章，倡导哲学家们下笔写文章，既要关注专家同行，更要心系社会大众；既要把哲学作为学问来研究，更要把哲学作为武器来锻造；既要重视哲学的学术价值，更要重视哲学的社会效应。哲学不能成为哲学家们自我肯定、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私藏珍品。
基于这种认识，我自己在大批量地阅读学术著作的同时，关注报纸广播，到体改研究部门看内部资料，与研究人员攀谈等等。后来，当1989年海南经济特区招手时，我义无反顾地去了海南，这是我个人思想逻辑的顺理成章。
“先行先试”，“特区意识”
海南建省与办经济特区是同时进行的。由一个地区上升为省，人们在工作上很容易想：其他省是怎么做的？“建省意识”就这样形成了，很多事情都要看兄弟省市的做法和规定。而这种思想和思维与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地位、与它所担负的“先行先试”的使命是不相吻合的。
哲学有用武之地了——我在各种媒体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呼吁强化“特区意识”，淡化“建省意识”；强调用好特区政策，造就特区气氛，创造特区优势，改善特区投资环境；概括和阐发特区精神、特区作风、特区效率；推动塑造特区形象，创建特区文明；主张对干部开展系统的特区教育……几十篇文章接二连三地见诸报端广播电视，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开始撰写《特区导论》一书，根据邓小平改革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的伟大思想，系统阐述经济特区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怎么样等问题。1995年《特区导论》出版，接着很快出了第二版，在几个经济特区都很受欢迎。
“特区意识”这个概念，成为海南多年转变观念、解放思想的目标之一。直到2007年省委指派我负责省第五届党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报告重提强化特区意识，成为代表们审议的热点。
跨越思想障碍，不断实现超越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我们党领导的伟大的自我革命。如何为改革开放这个大局服务，积极建言献策、解惑释疑，推动人们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成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课题。对此，我花了不少功夫。
《僵化：一个亟待克服的思想顽疾》是这方面的文章之一，发表于1997年9月，背景就是有人面对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怀疑改革开放是不是社会主义，根子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搞清楚”的东西作为标准来评判改革。“没有搞清楚”指的就是邓小平讲的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呼吁克服僵化和教条主义。文章被转载转摘，受到宣传文化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政策，被1997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确立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当时，我正在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班学习。我感到，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这些思想需要超越一些传统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正好中央党校培训部在谋划开设“学员论坛”，实现“教学相长”，于是安排我作了题为《我们思想上还需要哪些超越？》的报告，包括“超越定性划线贴标签的思维方式”“超越姓公姓私的思想纠缠”“超越两极分化的思想顾虑”，等等。报告引起热烈反响。1998年《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分两期发表了这篇报告，《新华文摘》和全国各类报刊纷纷转载。当年，经济科学出版社把它收入了《影响中国20年经济体制论文精选》。现在，全国党校（行政学院）风行的“学员论坛”，就是从这里发端的。
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党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阔步迈向一个新的时代。不只是“全面深化改革”，无论是“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还是“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都是以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为动力的。
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给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
我们知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出新发展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都是我们党十八大以来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我特别提醒大家领会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再也不能重复这种错误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这样做的原则就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而不能再“以本本为中心”。我以这句话为题先后写过三篇文章：一篇是在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提出“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后，两篇是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申这个原则的过程中写成的。
我为什么这么钟情于这句话？因为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才能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来源：《学习时报》2018年9月28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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