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鲁迅先生有诗，为他的《呐喊》做题记。
舞文弄墨，是很容易罹陷于文网的哦。
1979年到1980年期间，我在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青年》编辑部工作。《中国青年报》河南记者站和我们在同一栋楼里办公，两位青年记者郭家宽和刘先琴都是和我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中国青年报》编写着“内参”——《青运情况》，提供一些报纸上不宜发表的情况和动态供领导内部参阅。出于搜集写作素材的需要，我时常会浏览这些东西。有这样的一份材料，引起了我的关注和思索，激起了我的写作兴趣。
随着改革开放，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影响中国青年人的思想，引起了各级团组织的高度重视和警惕。于是，《中国青年报》就有了这样一份内参。内参的题目是《一个被“西方文明》迷了心窍的女青年》。内容讲的是一个家庭条件和个人条件都很好的北京女大学生xx，她喜欢阅读《美学研究》杂志，她从服饰到精神上都向往和追求“西方文明”。“父母的工作使xx较多地接触了外国不健康的小说、画报、电影和音乐等。”，她经常在使馆区外国人出入的高级俱乐部活动，后来就和多位外国男子发生了肉体关系。最终，她受到了公安部门的处理。
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这种极端的个例是非常令人震惊的。而那个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得文学界异常活跃，作家们在纷纷寻求创作题材和写作内容上的“突破”。于是，我决定以此为素材，构思和创作一部中篇小说。
小说的叙事结构用了对比的方法，第一条叙事线写了两个正面年轻人的形象，柳茵和邢南征，他们都是在工作和事业上有进取心的年轻人，在感情和婚姻上也是严肃的。小说的第二条叙事线，写了两个反面形象，向平雅和艾丽丽，他们追求西方文明，追求所谓的“性解放”，搞文物走私活动，终于走上了犯罪道路。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魏琮琮，我将他处理为一个原本正派、单纯，但受了资产阶级思想诱惑，终于沉沦而难以自拔的人物，以此劝诫世人。
小说的题目是《失去的，永远失去了》，小说的主题很明确：提醒青年朋友们要珍惜青春和纯洁的爱情。否则的话，就会“失去的，永远失去了”。
这部中篇小说在河北省的大型文学期刊《长城》1981年第四期发表，时隔不久正赶上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各种新闻媒介和文学期刊纷纷传来“清污“的消息。有一天我忽然得知，《长城》第四期出问题了。那一期发表的三部中篇小说，有两部被指为“ 精神污染”。一部是贾平凹的《二月杏》，另一部就是我的《失去的，永远失去了》。稍后，我看到《长城》文学杂志刊出了以“读者来信”为名义的对贾平凹的批评文章，还有贾平凹认识错误以及他去地质部门表示道歉的报道。
我收到了《长城》编辑部陈映实先生1981年12月24号发给我的信，他是中篇小说《失去的永远失去，的责任编辑。
“……我是刚回编辑部，才得知这一“爆炸性”事件的。本来，一篇作品问世后，在文艺界和社会上，引起不同反响，甚至尖锐的批评意见，都是正常现象。如果本着党的方针政策，采取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态度，严肃地评价作品，探讨问题，我想，无论是作者或编辑，都是欢迎。可是有人偏偏另有它谋，以为又抓住了一块“肥肉”，乱杀乱砍。迫不及待地鼓动开会，又抢着在报纸上发消息。……据我看，当前围绕着对这部作品，其背景是相当复杂，但由于事态刚刚兴起，我这个责任编辑不便过早地申辩，只好先静观一段时间。”
“我们是素不相识的。接到你的稿子后，我的确是作为较好的作品向上推荐的。我认为题材新鲜，现实感强。作品总的倾向和立意都是好的。同时感到你构思较开阔，文笔流畅，有情采，看得出你的文学素养，加之我也看过你在其它刊物上发的东西，就编发了这篇稿子。”
“现在看，作品在揭露魏琮琮被拉下水的过程上有两处具体描写太细了一些，分寸掌握不当，这完全是总结经验的问题。”
……
河北那边文学界的朋友透来消息，《长城》编辑部是分为两组轮流编发稿子的。两组之间有矛盾，居然你刀我枪互戳起来。陈映实先生这组编发的1981年第四期《长城》被戳的就是贾平凹的中篇小说《二月杏》和我的中篇小说《失去的，永远失去了》。另一组人马直接出头，对自己刊物上的文章（虽然是别的组所编发）鼓动组织“讨论会”，甚至亲自操刀，在报纸上发表“报导”文章，真是祸起萧墙，乱自内生啊。
对贾平凹的《二月杏》，河北那边显然有人策划和组织了讨论会和一批文章，《地质报》、《工人日报》、《延河》都参与其中，搞得挺有声势：
“这篇作品思想倾向是消极的，散布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使人觉得现实社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人生是琢磨不定的、没有希望的。”。
作者表达的是“今天的生活中，已经不复再有真善美，即使有，也参杂了生活的污水”。
“作家把我们的地质队，简直描写成了乌七八糟的团伙。地质工人一有空就进饭店，下酒馆……更有那心术不正的，钱和精力过剩，就去勾引女人，这不符合地质工人的本来面貌，我们感到莫大的屈辱。”
“作者如果对地质工作者生活、斗争和精神面貌了解的更深一点，用马列主义透视生活的能力更强一点，是绝不会如此形诸笔墨的。他部分作品中反映出来的虚空观念，也可以从这里探索一下原因。”
“批评的文章一致认为《二月杏》的社会效果是不好的，读后使人感到沉闷，不能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
我对贾平凹《二月杏》的关注，其实是在预测我自己可能会有的遭际。
河北省的报纸上率先出现对于《失去的，永远失去了》的批评文章和新闻报道，其他各省相继跟进，发出声浪。我每天去单位都变得提心吊胆。因为总有好事者一见面就貌似关心地对我说，哪个哪个地方的报纸又发表了什么什么文章，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新闻又做出了什么什么报道。
某天，有人给我了一张《光明日报》。我看到一篇触目惊心的批判文章，几乎占据了报纸的半个版面。某位曾经被打成“y派份子”，在“wg”中被上纲上线残酷批判过的某社科院的曾经著名的老文化人重出江湖之后，终于像红卫兵小将一样有机会拿起笔做刀枪，在《光明日报》这个中国文化艺术的重量级舞台上用我一试身手了。
通栏的大标题颇有声势，“评中篇小说《失去的，永远失去了》”。
我看着标题，不由得想起了上世纪50年代zg中央向sg中央“修正主义路线”开炮时，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发表的气势磅礴的“九评”。
第一，开宗明义， “老文化人”将我的作品定性为“精神鸦片”：“公平的说，作者的文笔是流畅，构思是别样的，他甚至不难以其独特的情调和趣味赢得一定数量的读者。但是，细加品味，这种情调和趣味犹如鸦片所散布的浓香，鸦片的浓香和它的麻醉作用是不可分隔的，谢天谢地，从黑暗的旧中国走过来的中国人，总算摆脱了鸦片毒害，但愿在精神文明领域，也始终不沾染精神鸦片污染！”
第二，登梯爬高，将艺术问题，引向政治问题：“ 邢南征的爸爸则是至少娶过四个老婆还依然和别人乱搞的、门前有持枪的门岗警卫的高级干部。作者的这个艺术设计是很具匠心的，艾莉莉的性自由算得了什么？老干部们不也照样胡来吗？如此这般，黄色的内容披了一件反官僚主义，反特权的外衣，这该是多么独特的表现手法，又是多么时髦的主题啊！”
第三，将政治问题升级，直指作者已经包藏了颠覆党和国家政权的狼子野心：“这样人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出作者所要达到的结论，老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已经蜕化为一个腐朽的特权阶层。”“老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几乎都是一团糟，那我们的党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的国家又将依靠什么来支撑呢？！”“唱着‘理想’、‘爱情’、‘自由’的高调，把真正的批判锋芒指向党和国家的梁柱……”
第四，铁口直断，判定我就是在搞“精神污染”，将我的小说直接纳入了“清污”运动的罗网：“作者在用这种破烂货对我们日益明净的祖国上空进行污染。我们不禁要问：按照作者描述，我们党的希望在哪里？我们国家的命运又将怎样？难道勤劳勇敢的10亿中国人民，最终必将投入作者所指引的另一个世界吗？！”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我依然惊讶“老文化人”居然拥有如此亢奋的战斗激情。这篇檄文随处可见强悍的反诘式问号，甚或强悍的问号与震撼的感叹号合并使用，以增强双药齐下的杀菌效果。
如果还有“反y”运动，我无疑是“y派分子”； 如果再度“清理阶级队伍”，我必为“阶级异己分子”了！（我也感叹号一下吧。）
“老文化人”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这这篇“评论”，让我看得目瞪口呆。如此这般的上纲上线，让我想起了WG运动中，那些施逞才气、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大字报，
某天，又有人给我看了一份什么什么“内参”。正文后面的附录，点出了一串有问题的文学作品：礼平的《当晚霞消失的时候》，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还有我的《失去的，永远失去了》。
拍肩膀的安慰，浮在表皮上的微笑……可疑得让我心寒、心慌。你写吧写吧，你发表吧发表吧，这一回你可捅出大窟窿啦！ 然而我心里还存着侥幸，河南还没有动静，那些墙外的声音，墙内未必听得到。
终于，河南的报纸也转载了有关《失去的，永远失去了》的批评报道。有消息传来，河南省委有关领导部门的有关领导，提出了对作者的处理意见：下放劳动……
天呐，这不是当年对“y派分子”的处理方法吗？这可真是“弄文罹文网”啊！，
我知道政治运动的厉害了，作为惊弓之鸟，我几乎没有勇气每天到单位去了。我想起“w革”时那些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寻求自保的方法——躲进医院，“装死躺下”。于是，我说我病了，向单位请了病假。
那一年冬天，郑州市的一些小区开始普及供暖，初享暖气并没有让我产生舒适感，反而让我嗓子干疼，咳嗽不断。咳着咳着，忽然发现痰中出现了血丝，在随后的日子里，又咳出了一口一口的鲜血。我惊慌失措地反复去各大医院，用了各种医学检测手段，却无法查明出血的原因。我拥着一床被子半卧在床榻上，周身软弱无力，心中悲凉，万念俱灰，竟然生出老人一样的迟暮和沧桑之感。
就在这种状况下，小说的创作灵感却不期而至。
那是信阳古城还是开封古城？狭窄的小街陋巷，残缺的石板路，老式的临街房住着市井小民，排开着一家家微不足道的铺面。姓仝的单身老汉用一个旧汽油桶改造的炉子卖烤红薯，所以被人称作“红薯桶”； 姓王的寡老头卖花圈，人称其为“花圈王”；姓刘的丧妻汉是皮鞋匠，被人叫做“皮鞋刘”……。三眼井这条小巷有一口三个眼儿的老井，当年全巷子的人都靠它过活。后来古城有了自来水，然而全巷子却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有人看管着收费供水，一桶水两分钱。
看水的女人早年即守寡，眉心有一颗美人痣，犹如第三只眼，所以被人叫做“三眼婆”。住在小巷里的两个“光汉条 ”，卖烤红薯的“红薯桶”和扎花圈的“花圈王”都对“三眼婆”怀有那么一点小心思，因而便有了嫉妒、挤兑和飞短流长。
小说是通过“我”这个小女孩儿的眼光来叙述的。“我母亲”对“三眼婆”管水的微薄的收入觊觎已久，她用小恩小惠拉拢小街的领导干部——街道主任，想要取而代之。就在决定宣布换掉“三眼婆”的街道群众会上，大家忽然得到了一个消息：“三眼婆”热心地替人送水，不幸摔断了脊梁骨。
“三眼婆”卧床不久即离开了人世。“我母亲”终于取而代之，然而“我母亲”是管不好水的，整条三眼井巷子的住户全都怨声载道。人们不由得念起“三眼婆”，大家纷纷传说，“三眼婆”眉心的那只眼，就是善、就是好……
这当然不是一篇普通的市井小说，它更接近于寓言体。它寓含着我在经受这次挫折和打击之中对人心世态的感喟，对宽容和善良的呼唤。
《三眼井》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很快被《新华文摘》转载，后来我应邀参加《人民文学》在泰山举办的首次小说笔会。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崔道怡老师在会上讲话，总结当年全国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说。他提到《三眼井》，他讲小说的主题似乎藏得很深。我当即插话，讲了一通小说的写作起因和我在其中的寄寓。
翌日，登泰山。与会者纷纷沽勇，攀十八盘而上。我因为wg大串联期间曾经独自登顶，所以选择了和《人民文学》主编李清泉先生、崔道怡老师一起乘坐索道。我本作陪，却一路夸夸其谈。崔道怡老师忽然正色道：“小杨，李清泉老师是延安时期的老前辈，请你尊重他。”
“锋芒外露”，是父亲对我的评价和劝诫。知子莫若父，我虽然明白，却又本性难移。早期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是委托《人民文学》代为主办的，副主编崔道怡老师在此次笔会上提到的那些短篇小说后来大多获奖，我只有心中多味了。
《失去的，永远失去了》惹出麻烦的时候，我躺卧床塌，以写作短篇小说《三眼井》聊作精神寄托和情绪宣泄。喉咙吐血的原因虽然未能查出来，但机关的通知却是明确的：马上到单位来，领导要找你谈话。
我惶惶然地来到机关，见到了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朱可，他是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党组成员。没有什么寒暄，他简短明了地对我，黑丁同志要见你，我带你到他家去。
于黑丁先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作家老前辈，他当时是河南省文联党组的第一把手和中国作家协会河南省分会的主席。我少年时代在郑州大学附中（河南省实验中学）读书的时候是寄宿制，每周从家中往返学校，都会在一片郊区农民的庄稼地里看到一座褐红色的小楼。当初的我绝对想不到，有一天我会怀着待判的犯人一样的心情走进这座小楼里。
（作者杨东明，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作家协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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