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尋根”文學興起，我也曾興致勃勃地到農村去尋我的“根”——湖北省大悟縣四姑墩大吳家村。
四姑墩曾屬黃安。“黃麻暴動”，那是鬧紅軍的地方。銅鑼一響，黃安、麻城鬧起了紅軍起義。鄂豫皖根據地，紅四方面軍，都是後來的事情了。
大別山區，山高樹密，河流多，水塘多，家父兒時曾在大吳家村邊的河溝裡掏抓“嘎牙子”，那是一種無鱗的小黃鯰魚，用瓦罐燉豆腐，極為可口。
族人用父親兒時的珍味饗我，且拿來多卷本的族譜供我瀏覽。翻了，看了，這才知曉了自家的血脈老根。大明末年，不知道是李自成殺盡了官家的村民，還是官家殺盡了做李匪的村民，後來從江西那邊移來了姓吳的兩兄弟，整個大吳家村都是兩兄弟的後人。
我的高祖父吳應文，是清朝的秀才。曾祖父吳德秀畢業於武漢師範，辛亥革命後，應同盟會湖北支部評議委員董必武的邀請在湖北督軍蕭耀南的督軍府做“錄事”。曾祖父與董必武有深交，後來董必武組織武漢共產主義小組開會活動，經常安排在他的宅邸。
曾祖父吳德秀的長子即我父親的生父吳紹鈞曾就讀湖北省法律專科學校，做過法官和律師。吳德秀的幼子吳紹鎰是董必武的學生，就讀於董必武創辦的私立武漢中學，北伐時期是武漢的學生運動領袖，共青團武昌區委書記，1927年被中共選送至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曾與蔣經國一起編寫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紅牆”校刊。
離開莫斯科中山大學之後，他被共產國際派往海參崴編輯《太平洋工人》雜誌。東北淪陷，他受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指派，化名“吳平”，去東北組織和統一各支抗日隊伍。他起草並發表了《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制宣言》，於是旋有“東北抗日聯軍”之名。1938年中共在延安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他以東北地方領導和抗日聯軍代表身份與會，他留在延安，擔任了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宣傳科長、《解放日報》總編。
此時，他的名字是楊松。楊松（吳紹鎰）無子，他將其兄幼子即我的父親改姓楊，算做過繼。
這就是我也姓楊的來歷，楊松是爺爺。等我有了兒子，家父曾親自為其取名：楊鎰。以紀念吳紹鎰（楊松）。
事關尋根，不可不記。
我父親就讀於武漢高級工業學校土木工程專業。他是學生運動的頭頭人物，武漢抗日民族先鋒隊的大隊長，一九三七年被組織派往延安。
我父親的哥哥卻做了國民黨軍隊的司令，將軍。
國民黨潰逃臺灣，我的這位伯父倉皇離開大陸，拋下了伯母與子女。伯母難以撫養眾多子女，無奈之下，託人將最小的女兒S送到了孤兒院。
就是在如此的社會大背景下，就是在這樣的大家族裡，我的中篇小說的主角，“好人黃姑娘”登場了。
從家族輩份上講，“黃姑娘”是我的遠房姑姑。為了撫養我的伯父留在大陸的幼女S，我父親把“黃姑娘”從老家大吳家村接到省城，安排在大型棉紡廠做紡織工人。家父雖然是老共產黨，但是家族和親情觀念極重，親兄遠遁臺灣，其骨血焉能聽任棄置於孤兒院而不問？於是，家父派出族弟遠赴湖北那所孤兒院，囑其務必將幼女S接到家父這裡。
家父的族弟是剛剛歸國的志願軍的營長，他佩槍而往，威威武武。得知孤兒院已經把幼女S交給附近農民領養，這位志願軍營長不依不饒，逼著孤兒院硬是將S找了回來。多年後，這位族叔曾經對我講述此事，說是S見了他就害怕地躲在大樹後面，“她瘦得象只小髒貓，象只小髒貓呀……”
中篇小說裡的“黃姑娘”在棉紡廠勤勤懇懇，好學上進，是廠裡的勞動模範。現實生活中，這位遠房姑姑在廠裡年年也都是生產標兵，名字總寫在“光榮榜”上。在我的印象裡，她明眸皓齒，膚色白裡透紅，嫻靜而美麗。小說裡寫到的那些為她介紹對象的情節，都來自生活的真實。家父家母想讓她成家，一次次為她介紹對象，都被她一一拒絕。家母免不了背後抱怨，“真不懂事，這麼好的條件她都不願意……”
做為“黃姑娘”之女的S堂姐，曾經住在我家，和我一起在省人民委員會（省政府）的大院兒裡生活過一段時間。S堂姐滿口湖北土話，還曾經從床上摔下來，弄得滿臉都是紅藥水和白紗布。鄰居男孩兒取笑我說，跟你在一起的女孩兒，是誰呀？
與家父的做法截然相反，同樣是老共產黨員的家母階級立場十分鮮明。家母曾經嚴肅地對我說，“S是國民黨反動軍官的女兒，不能讓她跟你們一起生活……”
於是，S堂姐還是跟著“黃姑娘”一起去了棉紡廠過日子。
做為一個末婚姑娘，身邊帶著一個女兒，還要上光榮榜，還要當“雷鋒”，真的不容易。然而，“黃姑娘”做到了。小說中是這樣描寫，“黃姑娘在棉紡廠一直進步，到了六零年，已經培養出很多徒弟，培養出很多獎狀了。”“那之後搞經濟大收縮，各廠礦都做動員，要將一部分職工精簡回鄉去。這個工作很難做，有些人找藉口講價錢，就在廠裡鬧。黃姑娘卻第一個報名去。”“廠領導把她叫到辦公室，關著門說，你不要走，你是骨幹，可以留下的。黃姑娘說，骨幹更要帶頭，把眼睛往整體上放麼。”“第二天，全廠的大喇叭都廣播了她。一直廣播到幾天後她掛著紅花離開工廠。”
那個年代，食品短缺，價格飛漲。“三級工，四級工，不如老漢一畦蔥。”“黃姑娘”覺得與其帶著S堂姐在省城生活，倒不如回大別山種紅薯南瓜，起碼餓不了肚子。
“黃姑娘”帶著身邊多年攢下的錢，還有一筆讓鄉下人眼紅的“退職金”回到了大別山。小說裡是這樣寫的，“那一年大災，鄉里很有些揭不開鍋的戶。黃姑娘這邊每餐飯都是要燒的，紅薯和南瓜在一個鍋裡煮，熬得糊糊爛。整個大黃家灣兒，就屬這家煙筒子香，引得滿灣的狗子，都垂涎三尺地圍著牆根兒轉……”
趕著飯點兒來她家串門的鄉親也越來越多，來時人人手裡都捧著個大碗。黃姑娘家的粥鍋也就越換越大。
還有以各種名義借錢的。
錢財終於散盡的時候，她借住的哥嫂家也就嫌棄她了。跟在她身邊的S堂姐可憐兮兮地東一家，西一家地借宿借食，
真實的生活中，當家父聽說“黃姑娘”和S堂姐如此境遇，想方設法將他們又弄回了省城，“黃姑娘”被安排在近郊乳牛場做職工，於是S堂姐又得以回到省城上學。乳牛場有果園，每當樹上掛果的時候，附近的孩子們就會穿過鐵絲網鑽進來偷摘果實。每逢輪到“黃姑娘”值班，孩子們就格外地放肆。他們都知道“黃姑娘”慈善，是個不會發火的好人。
命運坎坷的S堂姐自強不息，讀小學高年級時就曾被選入市少年宮的樂隊做揚琴樂手。她隨“黃姑娘”重回省城讀中學後，利用暑假在乳牛場割草賣錢，居然給自己買回了一把廉價的小提琴。她就那樣拉著小提琴，進了京劇團的樂隊。接下來，又進了大軍區的文工團，日後還考上了上海音樂學院。
蔣經國晚年，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我的伯父忽然從美國來信，尋找幾十年前他失散在大陸的妻女。這位昔日的敗軍之將，逃至臺灣後重又娶妻生子，把房地產生意做到了美國和加拿大。S堂姐在他的照料下，也去了美國。
二十世紀初，我到美國舊金山。S堂姐陪我去伯父所居的山間別墅。褐紅色的木樓掩映在加州高大葳蕤的紅松林裡，猶如歷史的遺蹟。我和S堂姐在原始森林般的落枝厚葉上走著，遇到推著嬰兒車的華人婦女。車裡的混血嬰兒，雕塑般美麗。婦女見到S堂姐，笑著說，“吳將軍的女兒來了……”
是軟糯的臺灣國語腔。
這一切，令我恍然如夢。
……
尋根尋根，家族的根系好多、好繁複。鋪開來寫，顯然是一部長篇鉅製，
按主要人物脈絡寫下去，會寫成一部執政黨的創業史。
直覺讓我選擇了避重就輕，先寫一部中篇小說——寫寫這個既非共產黨，又非國民黨的遠房姑姑——“黃姑娘”。
我在湖北省大悟縣四姑墩大吳家村“尋根”的時候，“黃姑娘”已經退休，就住在村邊的茶山上。我在《楊東明小說自選集》的後記裡，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好人黃姑娘》，實有其人，而非紀實。我有一位姑姑，做了一輩子的模範，晚年獨自回到了大別山區的老家。濃綠的茶樹林，環抱著一座低矮的老屋，姑姑就在那裡獨守青燈，吃齋燒香，終老而去。我回老家時，曾特意上山看她。她為我搖籤打卦，焚香祈福。我感慨萬分，她做了一輩子模範，卻沒有人知道，她骨子裡其實是個佛徒。”
這部中篇小說的開篇第一句就是，“在大黃家灣那地方，但凡誰家有終生不嫁的女子，鄉人一概稱之為‘姑娘’。”
第一節，寫的是“黃姑娘”從小目睹五嫂既要下田幹活，又要燒鍋燎灶，伺候全家人的飲食起居，還要生養孩子，最後難產而死。現世女人命太苦，“黃姑娘”有了避世的初心。
第二節，寫的是“二郎集的老曹家帶著兒子趕來一頭豬，送來兩塊洋布，就算是過了禮，把黃姑娘的親事定下了。”黃姑娘逃婚，上了木蘭山。山上尼姑庵裡有個姑子是大黃家灣人，黃姑娘就去投了她。五哥黃紹一在清鄉團當頭，他派了兩條槍，把黃姑娘從木蘭山押回大黃家灣，說是要沉塘。紅軍發動群眾，翻身求解放，黃姑娘認識了紅28軍的畢大姐，並且在白軍來時掩護了畢大姐。解放後，畢大姐念舊，把黃姑娘安排進了棉紡廠。
第三節，黃姑娘在棉紡廠裡工作先進，生活“艱苦樸素”，從不沾葷腥，她成了黑版報和廣播站經常表揚的先進人物。個人條件很好的“廠幹部”看上了她這個“畢大姐的妹妹”，想娶黃姑娘。黃姑娘堅決不從，畢大姐覺得很惋惜。
第四節，經濟困難時期，黃姑娘帶頭“精簡回鄉”。她在鄉下賑濟鄉親，做盡好事，卻弄得自己兩手空空，難以立足。
第五、第六節，黃姑娘被畢大姐接回省城，先是在畢大姐在家中幫忙操持家務，後來又安排到農學院附屬農場當工人。農場塘埂漏水，值班的黃姑娘撲在泥水中拼命堵口子。農場軍代表派人替她整理“講用”材料，樹她為模範典型，讓她參加“講用團”，四處宣講。
第七節，黃姑娘老了還要做好事，她讓大哥的小兒子“頂替”自己進農場當了職工，她自己回了大黃家灣。黃姑娘想進寺院卻不被收留，於是她就把自己住的小屋弄成了一個小廟。村民在大塘撈出一個神像，黃姑娘就把那神像供了起來。懂行的人說，那神像不是菩薩，是藥王爺。
第八節、第九節，黃姑娘要為大黃家灣做善事，她每天獨自擔石修路。先修誰家門前，後修誰家門前，修了誰家門前，沒修誰家門前……村人為此爭執不休。黃姑娘累得發背瘡，幾乎死在醫院裡。
黃姑娘的大哥黃紹一，原來的清鄉團長後來當了國軍師長。他由縣統戰部派人陪同，從臺灣回鄉探親。大哥問黃姑娘想要什麼？黃姑娘就說，“幫我把小南河上的橋給它修了。”橋修好了還立了碑，說是黃姑娘“捐修”。縣報道組寫了通訊稿，登在報紙上。“離休後的畢大姐最愛看報紙，她讀了文章後，立刻給黃姑娘寫了一封長信來。說是得知黃姑娘為革命又立了新功，他們老兩口很欣慰。”
《好人黃姑娘》這部中篇小說發表在1991年第四期《收穫》雜誌上。我把原有的生活素材重做處理，捨棄了家父安排她撫養S堂姐的事，從而把筆墨集中在“黃姑娘”身上，避免了叢生的枝蔓。
“好人黃姑娘”是我塑造的一個典型人物。
雖然社會用各種政治標籤來註釋她的行為，但是她的骨子裡，不過就是一個依據自己的生活觀來安排自己人生的執拗而純樸的山民罷了。
（作者楊東明，國家一級作家，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河南省作家協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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