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在過剩的時候，我們應積極投資，不能貿然緊縮。問題在於向哪裡投？1998年馬洪和陸百甫這兩位在政策領域中很有影響的老一輩經濟學家，在當年的研究中就已經指出，中國的生產過剩已經出現了。另外一位，中青年中的海歸經濟學家林毅夫在1999年提出的一個觀點，更為直白地指出中國的主要問題是“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並由此針對性地建議希望中國開展新農村建設。最早提出新農村建設，就是在1999年中國經濟論壇的一次內部座談會上，由林毅夫教授提出來的。之後新農村建設就隨“三農”問題成為重中之重而逐漸引起重視，被這一代新的領導集體確定為八項重大戰略之首。
我們不能把今天的問題寫成過去的問題，我們也不能為了處理我們今天的問題而否定前人。所以我的表達更為直白：中國現在面臨的主要是三大過剩——因產業過剩而必致金融過剩，因產業和金融過剩而必致商業過剩。由此，可以歸納為三大資本過剩。
產業、金融和商業過剩的邏輯關係
當產業過剩的時候，銀行家不會向過剩的產業投資，政府卻不斷地製造貨幣，貨幣總量在不斷地增加，但又不能再將貨幣直接投向過剩的產業領域，只能由中央人民銀行給各個商業銀行，於是出現金融資本的流動性過剩。很大部分金融資產無法使用出去，於是導致嚴重的銀行存差現象，即存款大於貸款。比如你向銀行存100元，銀行只能用出去50元，剩下50元還得向你支付利息，所以現在不是錢少，是錢太多了，淤積在銀行了，即喜劇演員戲稱的“不差錢”。世界上任何國家只要金融過剩，資金通常都會和房地產結合。金融資本跟地產資本之間的結合機會幾乎是天衣無縫、互相依賴的。大量的過剩金融資本有意無意地推高地產價格，這在世界範圍內具有普遍性，並非本國獨創。產業只要過剩，金融向產業投就意味著砸錢收不回來，金融就不會投，不投又導致不斷增發貨幣，於是產生金融過剩，當然會接著出現商業過剩。世界商業巨頭沃爾瑪，年平均利潤率也只有1%，甚至不到。大量的商業領域的競爭，都不是因為投資環境惡化，而是由於商業佈局過剩，商店太多，因此實力弱的只好靠假冒偽劣，才能有點薄利。如果規規矩矩經商，老老實實納稅，一般情況下都意味著虧損。
資本積累到了一定程度，利潤率就下降了。所以，試圖在產業、金融、商業這三大資本完全過剩條件下構建信用社會，形成穩定信用關係的努力，不是不值得肯定，而是大環境不好。因此，這種主觀願望和努力往往帶來較高的制度成本，以及因這種努力不奏效而帶來的較高的治理成本。
總體來看，在資本過剩條件下，無論主觀如何，制度成本過高是必然的規律。
我們已經在世紀之交告別了短缺，當今這十年，被稱為迎來了“過剩的十年”。
第二，政策體系與制度取向隨之發生了重大的歷史性變化。
與過剩時代不同，資本稀缺派生出來的問題是：無論何種體制、何種意識形態、何種政府、誰當領袖，都有一個共同的規律——當資本極度稀缺時，政府的第一個任務肯定是資本積累，因此就必然是親資本（pro-capital）的政策體系。這時無論以任何名義建立的政府，其政策體系都一定是親資本導向的。只有當資本不再短缺，當資本進入過剩，這時候的政策體系也必然是不論何黨何派、何種政治體制、何種意識形態、誰為政府領袖，都會相應地調整到或多或少的民生導向，或者說，親貧困（pro-poor）政策基本上具備執行條件了。
請考慮我提出的這個客觀規律：親貧困和親資本這兩大本質對立的政策體系，都是在客觀外部環境發生根本性條件改變的時候才有可能內生性地發生改變。亦即，條件不具備的時候，說與做就不可能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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