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是一種固定的別名，又稱別號。早在周朝時，人們就已經開始取號。對此，《周禮》解釋說，號是在人的名、字之外的尊稱或美稱。號的出現，使我國人名具備了完整的體系。
取號一般是自號，既不像帝王的年號、尊號及帝王將相的賜號那樣刻板單調，也不像民間的諢號那樣淺顯和直白。
號和名之間在內容上不一定要有某些聯繫，而更多的是涉及人生。它總是在一個人有了一定的生活經歷之後，才以自況的目的而出現特殊的時代，醞釀著特殊的情緒，特殊的處境，也決定著特殊的處事態度。號的出現，與我國的傳統文化有關，也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和人們的思想觀念有關。
早期，有號的人多是那些聖賢雅士，如老子別號廣成子。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有名字又有號的人並不太多。東漢以後，特別是兩晉時期司馬氏實行高壓政策，許多知識階層的人深感憤懣和抑鬱，他們或著文以宣洩，或隱逸求超脫，或取號以託情寄志。
東晉詩人陶淵明，他曾為彭澤令，因為不願為“五斗米折腰”，便解甲歸田。他自號“五柳先生”，並以此作書名，書中表達自己毫無紅塵雜念、閒靜好學、安貧瀟灑、清韻飄逸之志。
葛洪自號“抱朴子”，這種號是頗居匠心的。抱朴語出《老子》“見素抱樸，少而寡慾”。其立此號以自勵，意在做一個守道篤行、不為物慾所惑的人。
到了隋唐時期，伴隨著封建國家的強盛和文化的高度發達，在名字之外另取別號的人也逐漸多了起來。如李白號青蓮居士、杜甫號少陵野老、白居易號香山居士，皆屬此類。
至宋代，取號之風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人們熟知的《水滸傳》108 將個個都有別號，便彰顯著當時的社會風氣。
著名女詞人李清照，自靖康之難以後，連續遭到國破、家亡、夫死等沉重打擊，這一切都使她看破了塵世的混沌。為寄託自己的情懷，她將自己在臨安的寓所取名“易安室”，並自號“易安居士”。易安者，狹小的住處亦易安身也。她把這個號作為安慰心靈的調和劑。
明清人更把取號視為一種時，清人凌楊藻的《勺編》中記載：閣市村壟，嵬人瑣夫，不識丁者莫不有號，兼之庸鄙狂怪，松蘭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必竹，不尤大可笑也哉。近聞婦人亦有之，向見人稱冰壺老拙，乃嫠媼也。
也就是說，上至皇帝，下至一般黎民百姓，無論男女老少，幾乎人人有號。甚至一些落草為寇的盜賊也有別號。一位縣官在審理一柱竊案時，責難犯人為自己開脫罪責，犯人突然道：“守愚不敢。”縣官不解，一問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稱別號。
在用字上，取號與取名、字不同，基本不受字數多少的限制。從已知的歷代別號來看，有 2 字號，也有 3 字、4 字號，甚至還有 10 餘字、20 餘字的別號。
清代畫家鄭板橋的別號就有 12 字，為“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宗教界的一位叫釋成果的法師，號為“萬里行腳僧小佛山長統理天下名山風月事兼理仙鶴糧餉不醒鄉侯”。其別號竟然用了近 30 個字，可謂姓名史上的一大奇觀。
古人取號有較大的隨意性，並且不必加以避諱，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飽受文字獄和避諱之苦的明清人，促使他們在名字之外更取別號來表現自己。
大多數文人都取一個別號，但有些人的別號卻有很多。元代末年著名詩人、畫家王冕，字元章，號梅叟、老龍、老村、販牛翁、竹齋生、煮石道者、閒散大夫、會稽外史、會稽山農、梅花屋主、九里先生、江南古客、江南野人、浮萍軒子、竹冠草人，等等。
宋代大文學家蘇軾也是一個自號和別號極多的人，有出處可考的就達 28 個，如大蘇、蘇子、蘇二、坡仙、文星、奎宿、大坡、蘇長公、蘇賢良、蘇使君、蘇學士、蘇端明、眉山公、長帽公、笑履翁、王局翁、雪浪翁、西湖長、禿鬃翁、白髮兄、眉山學士、峨眉先生、東坡居土、老泉山人、東坡道人、毗陵先生、妙善老人、蘇文忠公等。
奮爭的艱辛，成就的欣慰，無奈的幽默，苦辣酸甜，人生百味，盡在這一長串的雅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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