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發端於美國，進而迅速影響全球，形成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大危機，至今已整整十年。危機爆發後，全球性“產能過剩、需求不足”難以扭轉，全球經濟“整體低迷、此起彼伏”，世界格局劇烈變化，社會矛盾和問題更加突出，此時更需認真反思金融危機的根源與教訓，為應對新的金融危機做好準備。
2008年9月15日，交易員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工作。當天，由於雷曼兄弟宣佈破產，美林被收購以及美國國際集團評級面臨調降，華爾街金融版圖鉅變震動市場，紐約股市遭遇恐慌性拋售。道瓊斯指數重挫逾500點，標準普爾下跌近5％，創“9•11”恐怖襲擊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
一、危機根源
危機後，人們總結出不少誘發的原因，包括：金融機構和金融產品投資人的貪婪，只顧高回報不顧高風險，並形成“大而不能倒”的格局；會計制度有漏洞，會計處理、會計原則有問題；評級公司不盡責，給出的信用評級脫離實際；金融創新過度，產品多重嵌套，市場相互勾連，金融監管跟不上，造成系統性風險等等。
毫無疑問，這些都是影響因素，都需要認真改進和完善，但這很難成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大危機的根本原因，還必須放在全球化大背景和上百年的歷程中才能看得清楚：根本原因是在國際資本和產能大規模轉移過程中，由於信息不對稱和不充分的客觀存在而造成的大規模過剩。
上世紀的“大蕭條”是如此，這次危機也同樣如此。
美國“大蕭條”期間，慈善組織為民眾分發食物
二戰之後，世界形成了蘇美為首的東西方兩大陣營尖銳對抗，一部分國家猶豫觀望的基本格局。之後，中間派的拉美及東南亞一些國家開始開放，吸引國際資本和產能流入，推動其快速發展。上世紀70年代從東歐開始，一直到中國等陸續推動改革開放，為國際資本和產能轉移提供了巨大空間，推動經濟全球化加快發展，世界格局開始加快變化。
在這一過程裡，全球資本和產能的大規模轉移到一個地方後，在推動其經濟社會加快發展的同時，資產泡沫和金融風險也會隨之產生和聚集。一旦問題暴露又會引發資本迅速轉移，進而引發大大小小的金融或經濟危機。危機爆發後，所在國家又會大量投放貨幣和產能進行救市，結果在全球範圍內聚集更大的流動性和產能過剩。這種狀況不斷聚集，最後必然形成全球性嚴重的產能和流動性過剩，引發全球性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
與此同時，貨幣金融自身也在發生深刻變化。其中，貨幣脫離金屬本位制發展成為純粹的信用貨幣、貨幣收付由“現金清算”更多地轉變為“記賬清算”（使貨幣所有權的流動代替了貨幣本身的流動，增加了社會的資產負債規模以及流動性）、一國主權貨幣成為國際中心貨幣，是特別需要關注的“三大裂變”，它們使貨幣的擴張更加容易，跨境流動更加便利，諸多因素也更加容易誘發流動性過剩。
放眼全球，受到人口增長和地球承受力等方面的約束，現在已經出現全球性嚴重的產能過剩、有效需求不足，這種局面很長時間都難以扭轉。這種情況下，依然堅持刺激政策只能積累更多矛盾。這使很多重大經濟理論和宏觀政策都將面臨深刻的挑戰，現在更需要推動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危機爆發後，主要經濟體大規模救市進一步擴大貨幣和產能投放，儘管抑制了危機的急劇惡化，避免了金融市場可能的崩盤，但又聚集了更多的風險隱患和危機因素，政策工具潛力消耗殆盡。同時，危機爆發推動世界格局劇烈變革，國際矛盾更加突出，美國從積極倡導和大力推動全球化、自由化，轉變為強烈的貿易保護和單邊主義，“美國優先”正在挑戰國際秩序，民粹主義在不少國家明顯抬頭。種種因素表明，世界範圍內更大的危機挑戰正在走來，亟需全球共同應對。
可見，全球金融危機並不只是金融領域需要認真反思和總結的事，而是需要從全球和全局的高度看待問題。
二、世界劇變
蘇聯解體和中國崛起推動世界格局深刻變化。
1991年蘇聯解體，其劇烈變化對中國產生了極大震撼，關於改革開放激勵的爭論趨於緩和。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後，“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壓倒一切”佔據上風，推動中國經濟加快發展，1995年開始過熱，1996年實施嚴厲的宏觀調控後有所降溫。
中國經濟崛起和出口增長，對東南亞經濟形成擠壓，其經濟金融的風險開始顯現。在國際資本衝擊下，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
面對挑戰，中國決定人民幣不貶值，為東南亞局勢穩定做出了貢獻，樹立了負責任大國形象，人民幣開始在東南亞擴大流通。更重要的是，東南亞金融危機使中國意識到金融在和平時期的重要性，在1998年推動了一場非常深刻的金融改革，包括：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對國有金融機構組織關係實施垂直管理，弱化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預；發行2700億專項國債，補充四大國有銀行資本金；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對口剝離四大銀行不良資產；推動金融機構分業經營、分業監管；開展“三角債”清理工作等。
實際上，1995年中國的《中央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就已經頒佈了，但由於種種原因，難以落地實施。如果沒有東南亞金融危機，1998年的金融改革就很難推動；沒有這一次金融改革，中國金融業就不會達到今天的程度。
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衝擊尚未消除，1998年夏天中國又遭遇嚴重的南方大水，使中國經濟在1998年下半年到1999年嚴重滯脹，面臨巨大挑戰，亟需新的增長點。
1999年全面深化住房、教育、醫療體制改革（“三大改革”），把原來政府貼錢的三大領域變成產業來開發，把資源變資本，資本再加槓桿，推動中國經濟進入2000年開始明顯止跌回升，成為中國進入新世紀後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
中國經濟上升勢頭跟全球經濟形成了明顯的反差：2000年3月開始，美國網絡產業市值快速收縮，10月網絡泡沫徹底破滅，對美國和世界經濟造成嚴重影響，迫使美國大幅度刺激房地產發展，為其後的次貸危機留下了隱患。禍不單行的是，2001年美國又遭遇“9.11”恐怖襲擊，美國的反恐局勢和投資環境陡然惡化。此時世界經濟陷入低迷，亟需尋找新的增長點和火車頭，而中國成為必然選擇。這使中國在持續爭取13年之後，於2001年12月正式加入WTO。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其第143個成員。
中國入世後，全球產能和資本大量湧入，推動中國迅速成為新的世界工廠，並帶動全球經濟增長，帶動資源和能源出口型國家加快發展，新興經濟體隨之湧現。
世界經濟加快發展，帶動大宗商品價格不斷提升，迫使美國扭轉網絡泡沫破滅後不斷推動的低利率政策，從2004年6月開始不斷提高利率水平，結果引發了2007年的次貸危機和之後的全面金融危機。
危機爆發進一步推動世界格局深刻變化：“七國集團”在世界總產值中的佔比已經從上世紀80年代的70%下降到危機之後的45%左右，發達國家從全球聚集財富的能力明顯削弱，其國內高福利的制度難以維繫，中產階級的資產規模不增反縮，社會矛盾不斷激化，民粹主義明顯抬頭，其社會制度亟需深刻變革。
全球化發展和世界格局深刻變化，也使全球治理體系亟需深刻變革。
三、中國應對
危機爆發後，中國迅速調整宏觀政策，推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在主要經濟體中率先止跌回升，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但之後經濟下行壓力開始顯現，中國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亟需推動新一輪更加深刻和廣泛的改革開放。
國際上，原來蘇美尖銳對抗，中國有巨大國際套利空間的大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美國差距不斷縮小，已經讓美國感受到了威脅。
在國內，從2011年底開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不斷加大，到2017年底十九大召開已經持續了6年，原來積累的矛盾加快暴露，十九大必須把發展方向、目標和路徑明確出來，以振奮精神，凝聚人心，攻堅克難。
十九大做出一系列重大決定，提出新時代、新思想、新方略，明確到本世紀中葉實現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宏偉目標，實在是太重要了。但這也必然會激化與美國的矛盾，美國發起貿易戰，給中國帶來新的挑戰。必須看到，上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從歐洲爆發的，但根源都是美國崛起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激化了原來強國之間的矛盾。這個世紀的上半葉同樣將是一個劇烈變革的時代，也會面臨劇烈的國際矛盾和嚴峻挑戰，對此應有充分認識和精心準備。
現在中國已經進入換擋轉型開啟新時代非常關鍵的時期，面臨諸多矛盾和挑戰。其中，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已經成為當前三大攻堅戰之首。
新中國成立之後，計劃經濟使金融功能嚴重萎縮，所有金融集中到中國人民銀行一家辦理，主要功能就是“印鈔”和“出納”。改革開放之後，陸續分設出專業銀行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推動人民銀行向中央銀行轉化，但整個金融仍保持行政化管理。1993年之後經濟加快發展，大量資金需要銀行提供，銀行混業經營急速發展，但由於金融認知和監管跟不上，很快就釀成嚴重的系統性金融風險，1997年之後問題急速爆發，這也成為1998年推動金融改革，上收金融管理權、推動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直接原因。但在國家層面，金融的行政化管理並沒有重大改觀。2001年加入WTO之後，為應對金融對外開放的需要，從2004年開始推動國有金融機構股改，2006年開始陸續掛牌上市（包括境外上市），中國金融的市場化經營和對外開放水平大幅度提升。如果從2006年開始算起，中國金融對外開放和市場化發展的歷史其實非常短暫。
從全面深化“三大改革”併成功入世之後，伴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國金融也呈現出高速發展態勢。現在，中國貨幣總量、央行資產規模、央行外匯儲備、金融資產規模等雄踞世界之最，金融機構的世界排名不斷提升。可以說，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金融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但是，必須看到，中國金融的發展，實際上是“基礎弱、速度快、成效大、問題多”。由於基礎太弱，發展太快，目前對貨幣金融的認知和把握不足，對金融的統籌規劃和合理劃分不夠，金融監管的職責定位和分工合作不盡合理，金融體系結構和金融法規建設存在不少問題，比如：貨幣政策目標的核心是什麼，如何保證核心目標的實現（央行獨立性）？央行在保持鉅額法定存款準備金的同時，又拆借出鉅額資金，但二者存在很大的利差，是否合理？在保持很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同時，又推出存款保險制度，二者是什麼關係？這種局面的存在與社會融資成本高企有何聯繫？鉅額國家外匯儲備，長期都交由央行和外匯局獨家管理是否合適？何為“剛性兌付”， “打破剛性兌付”應該如何把握？國家金融穩定與發展委員會職責如何定位，如何有效發揮金融監管和相關部門的作用？如何處理中央和地方、財政與金融的關係？如何建立健全重大風險應急處理機制？
由於很多問題沒有理清，在金融快速發展過程中，也不斷產生和積累風險，現在防範化解金融重大風險已經成為國家三大攻堅戰之首。然而，到目前為止，中國並沒有經歷真正的本土化金融危機的考驗（1998年海南發展銀行破產清盤後，再沒有一家銀行破產倒閉），從金融機構到監管部門，乃至國家統籌協調機構，各個層面都缺乏對金融風險的預判能力和應對經驗。
同時，中國金融與國際領先金融體相比，金融的活力、普惠的水平，對外開放和公平競爭的程度，特別是國際影響力還有相當明顯的差距，作為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與“本世紀中葉實現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戰略目標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亟需全面深化金融改革開放。
可見，金融危機十年後，面對更加複雜的國際國內經濟金融局勢，更需要全面深刻反思和總結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做好應對新的嚴重危機的準備。這對中國尤為重要。
中國當前面臨巨大挑戰，但依然具有重大機遇和比較優勢：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還處在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發展過程當中，改革的餘地和紅利依然很大。同時，中國有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國家外債負擔較輕，具有抵禦外部衝擊的實力；中央政府負債率很低，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仍有很大空間；整體利率仍是比較高的，資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很大調整餘地；金融機構抵禦風險的實力也有很大增強。國家正在積極推動“一帶一路”新型全球化發展，促進國際間“平等互利，共商共建共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相信，按照“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中國一定能夠有效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實現金融和經濟社會更好的發展。
（作者：王永利 前中國銀行副行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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