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若有所思地說，沒有必要使用外交辭令；我實際上是指冒戰爭風險的意願。他大笑著說，他希望發生戰爭時僅限於使用常規武器。我想制止這種猜測：“無論怎麼說，我們是不會發動戰爭的。”他聽到這種保證並不那麼高興，所以在分手時他警告說：“蘇聯欺軟怕硬。”換句話說，就是不要去消除莫斯科對我們可能喜歡打仗的擔心。
本文摘自《釣魚臺往事追蹤報告》，董保存 著，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8月
尼克松曾經說過，自己的政治壽命沒有多長，如果連任的話，也只有8年。
他連任了，卻又中途下了臺。
在美國公眾的心目中，他是一個很不光彩的下臺的總統。
在大洋彼岸的毛澤東對此卻大不以為然。他在和基辛格另一次談話中，把自己的觀點毫不保留地端了出來，叫基辛格驚訝不已。
事隔很久以後，基辛格回憶起這段經歷，仍歷歷在目：
1973年11月12日星期一，我們開始明白在這次訪問中為中國外交政策規定官方路線的並不是周恩來。那天午後較晚的時候，我們應邀去會見毛澤東主席。同過去會晤主席的所有情況一樣，這次召見也是命令式的，叫到邀請時我們正在舉行研究情況的例會。我和周恩來同乘一輛中國轎車沿著現在已經熟悉的路線前往毛澤東在皇城裡的樸素的住處。擺著一張乒乓球檯的門廳和沿牆擺滿書籍、中間是擺成半圓形的沙發的書房也是我們相當熟悉的了。
但是，在帶著具有嘲弄味道、而又有點令人生畏的特有微笑迎接我們的那位意志力的化身面前，人們是永遠不可能習以為常的。毛澤東看上去比我過去見到他的任何時候都更為健康。他同陪我前往的戴維·布魯斯和溫斯頓·洛德開玩笑，說布魯斯上了年紀，洛德還年輕，而他則比他們兩人年齡都要大。他已經80歲了。
這都是標準做法。新奇的是，毛澤東用明確的語言代替了他通常使用的、富有特點的隱喻——雖然他的談話和我前兩次同他會見時一樣是簡短的、蘇格拉底式的。這一次，他不想讓周恩來為他轉彎抹角的話補充實質性內容；他要代替周恩來擔任明確闡明政策的角色。他並不滿足於指明總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線圖也畫出來。他一開始就詢問周恩來同我討論了什麼問題。
“擴張主義”，周恩來回答說。這清楚表明：遏制蘇聯仍然是中國的頭等大事。
“誰在擴張？是他嗎？”毛澤東問道，同時用手指著我，好像這一切對他都是聞所未聞，而且周恩來也沒有每天向他彙報似的。
“是他開始的，”周恩來說，“但是別人現在趕上來了。”毛澤東高興地接著周恩來的關於蘇聯人現在是主要威脅的暗示談下去。但是他這樣做是為了制止任何不適當的、可能使人傾向於迎合遷就蘇聯的危機感。他反駁說：蘇聯的擴張主義還“可憐得很”；他們是野心大、膽子小，就像古巴導彈危機和美國最近宣佈戒備時期已經證明的那樣。他說，美國外交太喜歡“打太極拳”；他的戰略是以比較直接的打擊作為基礎的。
當然，同樣真實的是：他沒有選擇的餘地；蘇聯在中國邊境陳兵百萬打消了任何靈活的想法。但是我認為辯論策略問題並無意義。我說：無論我們的策略如何不同，我們已經證明自己有決心抵抗挑戰。關於這一點，他和我是可以取得一致意見的。他說：“我相信這一點。因此你最近訪問阿拉伯世界是做了一件好事。”
我發現毛澤東主要關心的並不是我們的對蘇政策，而是我們的國內局勢，具體地說，就是水門事件。如果我們由於國內分歧而削弱了執行遏制戰略的能力，這個戰略還有什麼好處呢？他根本無法理解水門事件引起的喧囂；他輕蔑地把這整個事件看成是“放屁”。事情本身“不過是芝麻大小，而現在卻因此鬧得翻天覆地。反正我們不喜歡就是。”他看不出有什麼客觀理由要攻擊一位成績卓著的總統。
失業人數似乎減少了一些，美元也比較穩定。因此，看來並不存在任何重大問題。水門事件為什麼會以這種方式突然爆發出來呢？
按照美國憲法規定的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制度，甚至最高級官員也得受法律控制。要向中央王國的絕對統治者闡明這種制度比較微妙之處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毛澤東的話也有道理。他並不關心我們國內上演的這出戏本身的是非曲直。水門事件使他感興趣，首先是因為它影響到我們抵抗蘇聯擴張主義的能力。這種情況在地緣政治方面造成的後果可能使原來的罪過相形見絀。
關於我們長遠的對蘇政策，毛澤東認為，莫斯科雖然表面強大，實際上攤子鋪得太大，力不從心。它不得不提防日本和中國；它必須注視南亞和中東；它還在歐洲面臨另一條戰線，不得不把更多兵力放在歐洲而不是放在中國邊境上。事實上，蘇聯的整個兵力中只有四分之一是佈置來反對中國的（這多少有些估計過低）。因此，毛澤東的結論是，蘇聯無法進攻中國，“除非你們首先讓它進來，首先把中東和歐洲拱手相讓，使他們可以把部隊調到東邊來。”反過來說當然也是正確的。因此，我們是全球安全的關鍵。真正的危險在於潛在的受害者不瞭解保持地緣政治均勢的需要。如果一切遭受蘇聯侵略威脅的國家攜手合作，就可以保證每個國家的安全，蘇聯人就會面臨越來越多的困難；如果它們不合作，每個國家都會陷入危險境地。換句話說，遏制蘇聯是必要的。
毛澤東並不是一口氣說出這些意見的。相反地，他用一種優雅的、精雕細刻的語言講話，每句話都很費力氣。或許他是由於中風以後身體虛弱，不得不使用對話方式，使他可以從容思考。也可能他是一貫喜歡把對方扯進來一起談。無論原因何在，他的話段落很短，每段結尾幾乎都是一句問話。問話本身就包含著答案——而且使你無法得出其他結論——同時又使我不得不陪他進行這種智力旅行，一直到達他預想的目的地。
毛澤東用了大約一個小時對國際形勢進行基本分析，然後突然轉到臺灣問題；他並不是提出不同意見，而是間接暗示出一種解決辦法。他說，他聽說波羅的海的3個國家在美國還有大使館。我肯定了這一點。“但是蘇聯並沒有要求你們首先取消這些大使館才同你們建立外交關係吧！”這個說法不完全準確，因為建立關係時蘇聯還承認這幾個國家。但是，如果毛澤東是在暗示同臺灣的關係不一定會妨礙中美關係正常化，我沒有理由要來指出這種微妙的歷史區別；因此我表示同意他的見解。周恩來也幫忙插話說，這幾個波羅的海國家雖然同美國保持外交關係，但進不了聯合國。我不知道這些話是否意味著中國可能默許臺灣保持單獨的法律地位，只要求把臺灣從聯合國開除出去就行了。
毛澤東的談話又轉到另一個方向，用更為繞彎的方式做了同樣暗示。作為對立統一規律的信徒，他一開始就肯定矛盾的存在。如果我們想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原則上我們必須同臺灣斷絕關係。他也不相信和平過渡；臺灣領導人畢竟是“一群反革命”。
但這並不是無法解決的難題。他並不急於實行他那不可動搖的原則，“我說，我們眼下沒有臺灣也過得去。可以等一百年再談。這個世界的事不要太急。何必那麼急呢？”另一方面，北京同華盛頓的關係也無需按照中國國內爭吵的鑼鼓點慢條斯理地進行；沒有必要等那麼久，“至於你們同我們的關係，我看不需要一百年……但這得由你們決定。我們不催你們。”
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是否還是暗示可以把正常化同臺灣問題分開對待？暗示關係正常化的速度將取決於我們？它至少是暗示：中國並不企圖在以後很快就吞併臺灣；臺灣問題肯定不會成為我們兩國關係的障礙；同大家的看法相反，我們在這方面並沒有受到壓力。我傾向於相信，同周恩來前一天的做法一樣，毛澤東是在間接地要求我們提出能夠把統一中國的原則同某些適應現狀的實際安排結合起來的建議。我們無法知道事實究竟是否如此，因為中國國內形勢瞬息萬變，不容許我們對毛澤東講話的全部含意進行探索。這件事對最近的將來不會有多大的影響。毛澤東已經清楚地說明，中國“一百年”也不會從他談的一般原則中做出政治結論。為了避免我們不能領會他的含意——西方人的敏銳性從來都是很難說的——他把臺灣的情況同香港和澳門進行了比較。中國對香港和澳門問題也並不著急（事實上還同“佔領”這兩個地方的國家保持著外交關係）。臺灣問題並不重要，他說：“重要的是國際全局問題。”
臺灣問題的討論就這樣結束了——不僅沒有施加壓力的跡象，而且明確地把它拋到一邊去了。接著，毛澤東就轉到中東問題上來，似乎是故意把臺灣問題放在討論如何在世界各個不同地區遏制蘇聯力量問題的過程中來談的。他回顧了他對我在宣佈警戒狀態那天同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的一次談話的反應，藉以表明他對中美關係的關心。對不幸的黃鎮來說，我的通報是突如其來的；因此他還是按照老一套辦法重申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立場的支持。毛澤東煞費苦心地把這次談話放在正確的背景上來看。
毛澤東在環顧世界形勢的最後轉到日本問題上來。他使我決定在回國途中到東京停留幾天。一定不能讓日本感覺美國在怠慢它；它生來就感到不安全，十分敏感。他保證中國不會強迫東京在中美兩國之間作出抉擇。那樣做可能使日本政治力量出現兩極分化，肯定會加劇日本的不安全感，而且可能引起傳統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首先需要同美國保持良好關係，”毛澤東以贊同的口吻說，“其次才是我們。”這位世界革命的鼓吹者將盡力使日本繼續按照這個優先次序辦事；他不希望看到一個毫無拘束的日本在各國之間挑撥離間，因為這種情況會加強沙文主義情緒。我們的任務是同日本保持密切聯繫。作為第一次“尼克松衝擊”——指我對中國的秘密訪問——的設計師之一，我個人還有一項重要任務：“他們怕你。你應該努力減少他們的恐懼。”這些話出自他的口中顯然是不協調的，中國對美日同盟的熱烈支持同我第一次訪華時他們表現的猜疑完全相反。建立聯繫不過兩年，這位兩鬢皤然的革命家就在教導美國的國務卿如何保持盟國團結了。從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出發，我們在保持全球均勢方面卻成了具有默契的夥伴。
談了兩個小時以後，周恩來表示該到告別的時間了。但是主席對美國國內局勢還放心不下，要談下去。他的政治理論曾經預言美國國內會出現動亂，而且鼓吹這種動亂。但是現在他最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他像一位交響樂的作曲家一樣，最後又回到他開始的主題：他多少比較同意現在的總統的看法，但是水門事件會不會削弱這位總統的權威呢？這場混亂可能產生一位什麼樣的新總統？他“懷疑”如果民主黨總統上臺可能會使孤立主義死灰復燃；我怎麼想呢？我深信：如果偽稱只有一個人——這個人的任期最多也不會超過1976年，而且可能提前結束——能夠保證美國的對華政策，這種說法是不符合美國利益的。我說：無論哪個政黨上臺，我們的主要政策方針都將取決於現實；但是，在得到這個教訓的過程中，出現某種空隙是可能的。毛澤東抓住了這句話的微妙含意。他立刻反擊說：“那麼你似乎同我一樣。我們雙方多少都有點懷疑。”
他對美國軍隊可能像民主黨參議員不斷建議的那樣撤出歐洲特別感到不安。我說，我們兩黨在“面臨挑戰時立刻採取強硬行動”的意願上也存在差別。毛若有所思地說，沒有必要使用外交辭令；我實際上是指冒戰爭風險的意願。他大笑著說，他希望發生戰爭時僅限於使用常規武器。我想制止這種猜測：“無論怎麼說，我們是不會發動戰爭的。”他聽到這種保證並不那麼高興，所以在分手時他警告說：“蘇聯欺軟怕硬。”換句話說，就是不要去消除莫斯科對我們可能喜歡打仗的擔心。
當我們正要從沙發上站起來告辭時，毛澤東突然重新提到我們2月間談話的主題：我們必須提防中國的女人——指他的夫人的陰謀詭計。將近3小時的會晤就此結束。主席費勁地站起身來，沒有要人扶他，然後緩慢地移動腳步把我們送到外間接待室——這是一種非凡的榮譽。當他同我們告別時，又照了一些相。他對我說：“請向理查德·尼克松總統轉達我個人的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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