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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法国人满怀激情捍卫天主教团在华传教使命之时，缺乏诗意的英国人却更关注如何在香港拓展势力范围。
英国再度任用额尔金，杜伊勒利宫并不吃惊。早在1月间，一份政府文件已经预计到这一任命极有可能。在此情况下，葛罗男爵是否也应再次受命返回中国呢？显然，面对额尔金这样的人物，布尔布隆仅以全权公使身份，有可能显得份量不够；一旦出现意见分歧，他很难在联合行动中使法国的观点占据上风。
法国政府认为与英国协调一致是必要的，同时也要表明关注其特殊利益。理所当然，这双重任务，只能靠1858年那样的人选才能完成。于是，1860年3月7日，葛罗男爵以特使身份并以皇帝在华高级专员的头衔再次赴华履行新的使命。正如1858年一样，他由使团头等秘书巴士达伯爵陪同。
可以说，曾与额尔金勋爵一起谈成《天津条约》的葛罗男爵，并不想再次远行赴华。但他的朋友额尔金再三向拿破仑三世要求，坚持要他再度携手共事。再说，英国人更喜欢职业外交官，因为外交官自然比军人更有外交手腕。额尔金不想与他所不熟悉的、况且以多疑著名的一位法国将领共事，否则他只得妥协求全了。
4月21日，葛罗特使接受训令，嘱咐他要与额尔金勋爵协调一致行动。训令内容与他的英国同仁所接受的类似，即要中国政府道歉，批准《天津条约》换文并支付战争赔款等。训令具体强调，条约批准换文须在北京进行；特使应受符合其身份的接待。不过，训令特别嘱咐他注意军事行动不得导致推翻大清王朝。若那样做，只会有利于太平天国起义。因为此种可能性将违背既定目标，即“与中国建立更加确定、更加规则的国际关系，以便自由而安全地进入中国内地，而这样的条件如今尚不存在”。
然而，在第二次共同使命中，额尔金和葛罗的关系不如从前那么好。正如高第所指出的：“人们看到，历经八个世纪的战争与争夺仍未解决的那种古老的对立重又冒了出来。英法两国代表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再次受命共事，尽管两人交情深厚，但明显缺乏第一次出征中国时主导彼此关系的那种真诚了。”
事实上，葛罗注意到，法国新近并吞尼斯和萨瓦两地的消息，导致英法联军将官之间关系冷谈。
额尔金和葛罗同往中国。1860年4月28日，他俩从马赛上船，驶向亚历山大港，然后同坐专列火车贵宾包厢前往开罗。
到了苏伊士，额尔金向从中国回来的乘客打听消息，可是毫无结果！他一直希望事情最终顺利解决，也就是说中国人采取和解姿态，如果不这样的话，他的使命就将变得无的放矢了。
（未完待续）
《1860：圆明园大劫难》法国作家笔下的历史。本书从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写起，叙述了英法两国任命将领、筹划“远征”、漂洋赴华、途经香港、抵达上海，进而攻占大沽炮台、入侵北京的战争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以战争亲历者的日记和回忆录为依据，描绘了英法联军官兵贪婪地抢夺圆明园中的奇珍异宝，无情地破坏华丽辉煌的宫殿，最终在熊熊烈焰中将这座举世无双的御苑毁为废墟的情景，以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展现了一幕真实而又触目惊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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