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由中國的三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聯合組成。自1937年至1945年，西南聯大堅持戰火下的教學共計9年，在戰時大學中聯合得最成功、辦學時間最長。翻閱報名冊，人們會發現原來入學者達8000人之多，而最後領到畢業文憑的不過2000多人。戰亂、貧困、離散等各種原因，使大部分學子沒能完成學業。而在這2000多人中，最後成為學科領軍人物的也是少數。

西南聯大和任何一所大學所培養出來的，我以為，只能稱作是“潛人才”，有心者需要經過一個深造的環境對接，才能成為可用之材。《荀子·勸學》曰：“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石可鏤。”志向堅定，用心專注，珍惜時光，這三點，看似不高亢、不起眼，卻成就了他們的“大器”。一種學習態度，其實蘊含了人格品行的自我修養和深邃的文化精神。

《道德經》說：“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德厚之人，如嬰兒一樣純潔，無所畏懼，不會像普通人那樣計較眼前的得失。我採訪過西南聯大上百名學子，有幸親聆一批堪稱“英傑”人物的回顧。深入到這些名家的“精神成長”中去，就會發現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承接了東方文化的智慧與美德。他們皆具專注而獨立的品行，不從流俗，不附平庸。

校花轉系

郝詒純，“聯大”人公認的校花。

我問過生物學家鄒承魯：那時候你們也評校花嗎？

他說：“沒有，但是大家心中有。她長得很漂亮，功課又好，籃球打得好，是學生會主席。”

哲學家任繼愈毫不掩飾地稱讚她“漂亮”“活潑”“多才藝”，“組織能力強”。

“聯大”，三校群英薈萃之園，郝詒純曾連任兩屆學生會主席。半個世紀之後，她在地質學界取得傑出成就，並擔任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會長。

我曾在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的實驗室裡採訪過郝詒純，在那些礦石和顯微鏡當中。那是她的世界，有一種曠野的蒼涼，沒有任何珠光寶氣，散發著一股書香與青春朝氣。

有人看到郝詒純年輕時的照片說：“像阮玲玉。”

上大學時，郝詒純曾打零工維持生活開銷。她曾到一個教會醫院去洗紗布，護士長不忍心看到這樣秀氣的女孩幹得雙手開裂，就給她換了一個工作，去刻蠟板。後來，她用自己的工錢買毛線送給教授家的孩子們，幫助他們過冬。

郝詒純資質過人，因為對這個民族的悲憫與責任心，毅然選擇了地質學，終生在野外考察中度過。

郝詒純上中學時，一個地理老師常對他們講，中國鴉片戰爭以後，受帝國主義侵略，所有的礦產開採，都是外國人的。“你們將來一定要學地質或者採礦，把我們的礦產開採權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

到了西南聯大，郝詒純又受到了一位教授的影響，他是袁復禮先生——第一屆西北聯合考察隊隊員。“西北考察隊是瑞典人出的錢。（20世紀）20年代初期，領導權掌握在瑞典人手裡。一是為了考察，一個還是為了預備掠奪我國的礦產資源。”

在那個軍閥統治時期，袁復禮這些愛國學者通過鬥爭取得了科學考察的權力，但主權還是掌握在外國人手裡。袁復禮痛感祖國被“弱肉強食”，竭力勸學生學地質。

一般女生學地質，教授們都不歡迎，因為結婚以後就不能幹了，另外也有危險。

“我是一個女生，系裡就不要我。袁復禮老師說，沒有關係，科學領域裡男女是平等的。男的能夠辦得到的，女的也一定能夠辦得到。這給我非常大的鼓勵。”當郝詒純要求從歷史系轉地質系時，很多男生都不禁感嘆，這樣的女孩子，應該去外文系啊！

“我出野外，都是跟男生在一起。那個時候沒有客棧。雲南農村的旅店，下面是豬圈，上面就是一圈木頭條、竹子搭的。我們就睡在上面。我跟男生用布拉一個簾子。他們睡在外面，我在裡面。”

戰火連天時，郝詒純在野外考察，曾經因為被懷疑是間諜，軍隊把她和同學一起抓走，關了起來。當時的人看不慣男女同行，而懷疑他們關係“不正當”。而當每一次誤會解釋清楚後，人們都會對這個漂亮而不畏艱險的女學生刮目相看。

一張照片代表了郝詒純一輩子的主要生活。這位身材頎長窈窕的女性，挎揹包，戴越野帽，手揮鐵錘，腳踏山崖，正在鑿取礦物標本。她告訴我，直到今天，男生也少有報地質的。地質大學每年招生都有難度。

太平日子過久了，學子們感受不到一種發憤的動力。對國家的責任鬆弛了，只剩下對自己生活的盤算。這種狀況，在其他學科也相當普遍。

2000年，本文作者和郝詒純先生在一起。

2017年12月23日，北京大學舉辦了“回顧與展望——中國西北考察團九十週年”紀念論壇。這就是當年袁復禮先生給郝詒純講述的那次刻骨銘心的野外考察。袁先生在其間工作了五年，而他的多個子女，就是郝詒純曾經送毛線給他們禦寒的那些孩子，後來全部學了地質。

如今，“國恥”已經成為過去，而先賢的骨氣與愛國精神，值得今天的青年人追懷。

虎嘯南嶽

北大撤出北平到長沙後，日寇節節進逼，這座歷史名城也遭到了轟炸。有一批學子參軍走了。後來，我在臺北遇見的化學系孔令晟學長，就是其中之一。

孔令晟身軀高大，相貌威武。他告訴我：“我們那個時代優秀的人都出去當兵了。我是直接到戰場的。”從軍，是戰火催生的一種志向。激烈的炮火將孔令晟的耳朵炸聾，現在同他講話，只能在他略有聽力的一側。

楊振寧學籍卡

哲學系學生任繼愈說，當年是讀書還是從軍，在長沙時，師生們曾發生過一次大爭論。錢穆教授說：“如果我們把到後方來讀書當作是苟安，不如上前線去作戰的好。我們既然到了這裡，就要用上前線的激情來讀書，才對得起國家和前方將士。”

因為抗戰不是三五天的事，所以學業不能中斷。

在“長沙臨大”，任繼愈寄宿在南嶽古寺之中。他告訴我，夜間聽見虎嘯，早晨起來，曾看到在寺院的樹枝上，掛著虎毛。

本文作者採訪任繼愈

青年人毫無畏懼，任繼愈就此遊遍南嶽名山，驚訝於中國的儒道釋在同一座山中和諧相處。

學校再遷昆明。為了彰顯大學的存在與不屈的氣概，一部分師生組成“湘黔滇旅行團”，步行去雲南。

任繼愈回憶——

“這是一次終生難忘的教育。因為我一直在城市裡長大和學習，真正的農村基層沒有接觸過。到抗戰開始，經過從湖南長沙到常德到湘西這麼過去，一直到貴陽，然後再往西走。有一段路是跟長征的路線相重合的，古代的《徐霞客遊記》裡頭也提到過這一條路線。這次走路對我教育最大，真是看見最基層的人民是怎麼活的，感觸很大。”

在貴州一個偏僻的小縣城裡，縣長貼出佈告，稱這些路過的大學生是未來的“社會領袖”，是“民族的希望”，要求當地人為他們提供乾淨的住處。

一位保長在集市上敲鑼，傳令鄉民們不能漲價，因為有學生老師要路過和購買。人民極其寒苦，但“當亡國奴，他們不幹”。

“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從上到下不願當亡國奴。當時這種生活，百姓就很艱難，也很痛苦，但能忍受。可是日本人來，他就不能忍受。其實打日本，他們是很積極的。這是有志氣，是民族誌氣！”

一名知識分子，報答自己人民的方式，就是用他的學業，來維護這個民族獨特的文化與尊嚴。

任繼愈說：“那時候我感覺到，中華民族文化滲透在窮鄉僻壤裡。所以從那以後，我就開始專攻中國哲學史。”

在當代哲學家中，像任繼愈先生這樣曾經“用腳掌丈量過大地”的人太少了。任繼愈在哲學界具有很高的權威，曾經被毛澤東主席夜召中南海討論哲學與宗教。然而，他終生保持淡泊，對下層人民有充分的尊重和深切體會。

任繼愈曾對我說，他喜歡雲南人“有脾氣”，有脾氣意味著有尊嚴，不接受收買，不是拿出一點兒錢來就能“擺平”的。

在多次談話中，任繼愈都提到“民氣”這個詞。只要“民氣不衰”，他認為就有希望。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這段話：“

科學救國

日軍佔領北平時，鄧稼先還在志成中學唸書。一天夜裡，校長跑到他家中，告訴鄧的父親，這個孩子必須馬上逃離。

因為白天在日本人召集的會議上，鄧稼先當眾撕碎了日本國旗，踩在腳下。

鄧父是北大哲學系教授，臨別時，他說：“兒啊，你要學習科學。學科學對國家有用。”

鄧稼先學籍卡

鄧稼先跑到了昆明，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他對古城印象深刻，昆明當時靠每天在五華山放炮來報時間。這件工作被勤工儉學的西南聯大學生承包了。

半個世紀後的一天，鄧稼先告訴妻子：“今後這個家我不能再管，都交給你了。”

從此，鄧稼先遠離北京的家人，工作在秘密的遠方。最終，他成為中國“兩彈之父”，開創了中國原子彈與氫彈的時代，併為之付出了自己的健康與生命。

他的遺言：“我死而無憾。”

在西南聯大的眾多學子中，科學成就與名望享譽世界的，大有人在。但講到對於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鄧稼先、郭永懷這批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的傑出貢獻與崇高人格當彪炳史冊。

生物系學子鄒承魯身材高大，面目俊秀。上學時，他辦過壁報，演過話劇。對他影響最大的是楊石先先生。當時，西南聯大並沒有開設生物化學這門課。而楊石先在講普通化學課時，談到了正在興起的新學科——生物化學，使得鄒承魯產生了興趣。

鄒承魯學籍卡

鄒承魯說，自己的理想是“科學救國”，“從蔡元培開創的校風，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艱苦條件之下堅持做學問，是西南聯大最重要的學風。西南聯大很艱苦，但是還有實驗課。你必須上。管理得很嚴。”

多年後，鄒承魯成為中國人工胰島素合成項目的帶頭人之一。

茶館學風

身材高大，貌似威嚴的朱光亞，其實性格有幽默之處。

接受採訪時，朱光亞說他參加過聯大合唱團，隨後開口唱了一段“茶館小調”：“晚風吹來天氣燥，東邊的茶館真熱鬧。”

昆明城西有幾條老街，街名帶“貴人氣”——龍翔街、鳳翥街、珠璣街、青雲街、文林街。抗戰時期，這些名字貴相的老街迎來了它們真正的“貴人”。

西南聯大的師生們成天就在這些老街上“泡茶館”。

楊振寧先生有清晰的記憶——

“西南聯大當時沒有燒開水的設備，一天喝水怎麼辦，就去坐茶館。在鳳翥街、龍翔街，還有文林街、青雲街都有很多茶館，很多位置是西南聯大學生的。黃昆、張守廉跟我，三個人先在食堂裡吃飯，吃完飯以後就去坐到茶館裡頭，常常坐一個半鐘頭，高談闊論。”

楊、黃、張因為才華出眾，又形影不離，旁若無人地討論他們的問題，因此在西南聯大被稱為“三劍客”。後來，他們都成為世界物理學界的佼佼者。

楊振寧常常跟研究生說：“研究生在唸書時候所學到的東西，多半情形下，是從同學那兒學到的，不是從課本上，也不是從老師那兒學到的。因為同學之間的辯論，可以真正地深入。跟老師你不能接觸時間太長，跟同學你可以持續不斷地討論。”

李政道回憶：“那個時候昆明雖然有電，但因為在抗戰期間任務很多，電力有限，圖書館的電燈泡絲總是紅的，根本不能唸書，所以我們是在茶館學習的。它晚上有汽燈。”

李政道認為，當時的茶館是很特殊的，是代表著昆明民風、風俗的好地方，體現了當地人對學生的體貼之情。

“茶館你可以早上去，很便宜的。我們清早就去。它那個方桌子，有板凳，可以一邊坐兩位，就是有八個位子。你去，可以泡杯茶，茶杯你就擱在那兒，他們放水，而且你不用再加錢，很便宜的，所以我們工作都在茶館裡面。”

西南聯大圖書館

鄒承魯說：“因為圖書館要佔座位，大家都搶，所以我從來不去圖書館。不只是我，大多數人就在文林街啊等地方坐茶館。那個地方的茶館，窗明几淨，而且大夥兒都在那兒唸書。泡一碗‘玻璃’，老闆也寬容，我就能坐一上午。所以好多人去那兒。”

那時，昆明人用語很雅，到茶館要白開水，就說“上玻璃”。

我問過工學院學子王希季：“茶館安靜嗎？”

王希季在回國的輪船上。

王說：“那茶館怎麼可能安靜？”

我說：“那你能看進書去嗎？”

王說：“我們學的就是這個本事。”

鬧中能靜，這是“有志趣”的緣故。

英語系學子許淵衝對我說過：“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朱光潛先生的一句話。他說，讀書要有興趣，沒有興趣做不了事。”

在臺北的哲學系學子劉孚坤說：“羅素說過，人有兩種衝動，第一種衝動是創造性的衝動，第二種衝動就是佔有的衝動。羅素講，要儘量地發揮創造的衝動，而貶低和不要那個佔有的衝動。”

劉孚坤認為，享有的衝動融合在創造的衝動裡面，才是理想的狀態。

正是這種精神的追求，創造的享受，貫穿著西南聯大學子戰時的學習生活。

嚴格淘汰

物理系學子沈克琦對我說——

“西南聯大有個規定，你課程不及格，不得補考。必須重修。這跟一般學校是不一樣的。西南聯大也有補考，什麼樣的補考呢？因為生病了，沒有辦法考試，那麼你用病假條，到補考的時候，這個可以補考。缺考的可以補考，不及格不準補考。”

沈克琦

土木系學子梅祖彥回憶：“那個時候學校的淘汰率很高的。那些莘莘學子，流亡學生，跑那麼遠來讀書，成績要是不好，學校說開除就開除，讓你退學就退學。或者，畢不了業，再念一年。有的學生整整唸了八年。所以，它還是很嚴格的，並不放寬標準。”

那個時候，教授們打分都是畫一個曲線，必須有多少人被淘汰。這種看似無情的冷靜，其實是高等教育的規律——必須控制淘汰率，質量才能保障。

王希季，“兩彈一星”功臣，被譽為中國“火箭之父”。在聯大學習時，有過零分的紀錄——

“在聯大四年，作為培養我工程學方面的基礎，我覺得是比較難得的。另外為人處世方面，這些名師能給你作出表率。

例如劉仙洲先生，劉先生教我的是機械學。有一次考試他出了一個題目，要求準確到小數點後三位。那個時候我們沒有計算器，沒有計算機，只有計算尺，計算尺是不可能準確到第三位的。我對這個準確到第三位並沒有注意。結果，我把這道題算完後，什麼都對，就是沒有準確到小數點後三位，劉先生給了我這道題零分。”

機械學零分，對王希季可是很大的事。因為機械學是必修的。機械學學完，才能學機械設計。機械設計之後，才可以學其他的東西。機械學不及格就等於要多學一年。

王希季

“所以這個事情對我的衝擊非常大。讓我認識到，做一樣事情就必須把你做事情的要求，或者你的目標，考慮得非常清楚，非常認真，不然的話，好像是對了，結果卻沒有達到最後的要求。嚴師出高徒，它不只是知識的事情。”

時不再來

“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即使在日本飛機轟炸之時，西南聯大的學子們也沒有荒廢功課。

在臺北，歷史系學子姚秀彥對我說——

“九點上下，警報響了，跟上課差不多是一樣的時間。日本飛機天天來。天天來的意思，也不是每次都要來把你這個地方炸了，而是讓你的整個行政啊、學校啊混亂，出現恐懼情緒。

警報響了，跑！你不跑，萬一它一個炸彈下來怎麼辦？

朱光亞

警報解除了，上課去！你不要以為這樣子就不念書了，其實是更加用功唸書。

圖書館早上還沒有開門，門口就排成了長隊。圖書館一打開，大家就進去了。因為三校的圖書沒有完全運到昆明，書不夠，所以大家爭先進去。

晚上有老師做專題講演，也是密密麻麻的。同學們更加努力，因為求知識的機會難得。”

朱光亞先生告訴我，“一二·一”運動時，他曾經參加了兩天遊行，後來因要準備出國的功課就退出了。朱光亞生前擔任國防科工委負責人，是原子彈與氫彈工程的組織者。

本文作者和朱光亞先生在一起。

歷史系學子王漢斌說，他在聯大時讀書最多最專心的，正是在政治行動處於沉寂的那段時期裡。他在西南聯大學習《美國史》《比較憲法》和凱恩斯的經濟學，在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中，都派上了大用場。

梅貽琦校長的兒子梅祖彥當年並不在從軍之列，但他抗日心切，毅然要求去——

“記得當時，家裡也經過一番爭論。我們要去，我父親講，鼓勵我這種精神，但是他說，在抗戰那麼艱苦的條件下，有機會上大學也不容易的。以後報國的機會還多，不如把大學上完再去。我覺得也是這樣。但是一起的同學就開始鼓動，所以還是去了。”

為了從軍，梅祖彥沒有領到西南聯大的畢業文憑。他是在法國完成學業的。

在抗戰中堅持辦學8年之久，培育了無數人才的梅貽琦校長，沒有給自己的獨子發放文憑。

這是一個風骨磊落的故事！

作者：張曼菱，作家、製片人，多年來致力西南聯合大學歷史資源的搶救、整理與傳播工作，著有《西南聯大啟示錄》《西南聯大行思錄》《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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