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日，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宿白先生在北京辭世，享年96歲。宿白是中國考古界的泰斗，更是一位考古學教育家，當今這一領域諸多“主心骨”級人物均出自其門下。樊錦詩正是其中之一，作為授業恩師，宿白先生治學的嚴謹和嚴格對她影響極大，而時常遭到的“敲打”和“棒喝”更是讓她銘記終生。正是得益於先生如此的言傳身教，樊錦詩才一輩子守一不移，終成名家。
1962年，是樊錦詩大學生活的最後一學年。按照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的慣例，學生可選擇洛陽、山西和敦煌等若干文化遺產地參加畢業實習。當時不少同學都想選擇敦煌，因為在他們心目中，那裡是中國佛教石窟寺遺蹟的典型。敦煌同樣是樊錦詩內心格外向往之地，如果能趁畢業實習之機去看看，也正好了卻了她的一樁心願。
青年樊錦詩
1962年，也是敦煌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正是這一年，周恩來總理批示，啟動敦煌莫高窟南區危崖加固工程。為配合1962年至1966年大規模的加固工程，需要進行考古遺蹟的發掘清理，可當時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現敦煌研究院）沒有專業的考古人員。於是，常書鴻向正在敦煌的宿白先生求援，希望能將4名在此實習的學生，畢業後分配留到這裡。
宿白先生畫像。
於是1962年，宿白先生挑選了4名學生去敦煌實習，他們是樊錦詩、馬世長、段鵬琦和謝德根。後來，只有樊錦詩一人留了下來。
石窟考古
宿白先生是樊錦詩的授業老師，對她的人生影響極大。不過有一個問題，很長時間我都無法理解，那就是像樊錦詩這樣功成名就的學者，為什麼一直認為自己愧對老師，並且這種慚愧和內疚是發自內心的，是刻骨銘心的？為什麼宿白先生對已經六七十歲的樊錦詩依然可以直截了當地“敲打”和“棒喝”？而樊錦詩卻對宿白先生始終保持著終生的敬畏和尊崇。
20世紀50年代的北大考古專業，雲集了一批全國知名的專家學者，其中呂遵諤教“舊石器時代考古”，嚴文明教“新石器時代考古”，鄒衡教“商周考古”，蘇秉琦教“戰國秦漢時代考古”，宿白教“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樊錦詩最喜歡“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這段，所以宿白先生的課她格外感興趣。
宿白先生是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學科體系的開創者和成就者，在歷史時期的城市考古、墓葬考古、宗教考古、手工業遺存考古、古代建築、版本目錄和中外交流等多個領域，均有開創或拓展，已為學術界所公認。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方面，宿白先生身體力行，長期堅持對全國各地的石窟寺作全面系統的實地勘測和記錄，特別著力於雲岡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的考古。樊錦詩說，她在敦煌實習期間，曾親眼看見宿白先生逐個考察莫高窟洞窟的景象。另一方面，宿白先生還多次主持北京大學石窟寺遺蹟的考古實習，按照考古學的規範方法，選擇典型洞窟指導學生進行正規的實測和記錄。
在敦煌實習期間，樊錦詩還聆聽過宿白先生為敦煌文物研究所講授《敦煌七講》（未刊）的專題講座。樊錦詩告訴我，正是在這次系列講座中，宿白先生第一次提出了中國石窟寺考古學，從理論到方法，為建立中國石窟寺考古學奠定了基礎。
《敦煌七講》是宿白先生經過長期的艱苦探索和思考研究後所取得的創造性成果。他的創見，改變了20世紀50年代以前國內外學者都用美術史的方法調查研究石窟佛教遺蹟的狀況，為我國建立了用科學的考古學的方法調查記錄和研究石窟寺佛教遺蹟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對於全國石窟寺的研究具有普遍的理論指導意義。
宿白先生的歷史文獻功夫有口皆碑，這與他轉益多師的學術背景有很大關係。他大學畢業之後，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組做研究生，這段時間他到文史哲各系聽課，歷史系馮承鈞先生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亞民族，中文系孫作雲先生的中國古代神話，容庚先生的卜辭研究、金石學、鐘鼎文，哲學系湯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晉玄學的課程，他都一一聽過。
此外，宿白先生自己還兼學版本目錄，因而在古籍版本目錄方面也造詣極深。1947年，他在整理北大圖書館善本書籍時，從繆荃孫的國子監抄《永樂大典》天字韻所收《析津志》八卷中，發現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碑文，這是雲岡石窟研究史上尚不為人知的重要文獻。他所撰寫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1951年撰寫，1956年發表），是研究雲岡石窟歷史的力作，也是他本人佛教考古的發軔之作。
宿白先生轉向考古之後，特別重視考古資料和歷史文獻的結合研究。他認為，考古學不能離開田野考古，田野考古是考古生命力之所在，歷史時期考古不同於史前考古，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研究都伴隨著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因此研究考古出土資料，也包括石窟寺遺蹟的各種社會歷史問題，離不開歷史文獻的引用。
在宿白先生看來，從事歷史考古研究的人，不僅要研究考古材料，還應精通曆史文獻。為此，他專門為從事佛教石窟寺考古的研究生開設了《漢文佛籍目錄》（已出版），要求他們學習掌握如何檢查漢文佛籍，以及漢文佛籍對研究佛教考古的用途等知識。
樊錦詩說，宿白先生在講《敦煌七講》時，不僅講了石窟寺考古學的內容和方法，還講授了敦煌二千年的歷史，敦煌石窟歷史上的幾個重要問題，以及石窟寺研究必須準備的“歷史知識”“藝術史知識”“佛教著述和敦煌遺書的知識”“石窟寺研究成果的知識”等，這對她日後從事敦煌石窟考古產生了重要影響。
佛教考古涉及的研究面很廣，包括斷代研究、社會歷史研究、佛教史研究、藝術史研究，或綜合研究，或各種專題研究等。宿白先生認為，在做考古研究之前，必須先做好兩項基礎研究，即“分期斷代”和“考古報告”，否則是無法開展深入研究的。
正規記錄
“考古”一詞，漢語早已有之，北宋金石學家呂大臨就曾著《考古圖》（1092年）一書，但當時所謂的“考古”，僅限於對一些傳世青銅器和石刻古物的蒐集與整理。清末至民國時期的“古器物學”雖接近於近代考古學，但其含義同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相比，還不能算一回事。
考古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是田野調查和發掘。而考古報告簡單說，就是對於田野考古發掘出來的遺蹟和遺物進行全面、系統、準確的記錄。科學的田野考古和考古報告的出現，才使考古學正式成為一門學科，成為歷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古代遺蹟和遺物均具有不可再生性，它們歷經久遠，因自然和人為因素的作用，幾乎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病害，處於逐漸退化的狀態，科學的保護縱然能延長壽命，卻很難阻擋其逐漸退化。當然，具有全球性價值的敦煌石窟也不例外。
宿白先生（前排居中）和北京大學考古專業1956級同學在雲岡實習
宿白先生講《敦煌七講》，特別詳細地介紹了敦煌石窟“正規記錄”的方法，內容包括洞窟內外的結構、塑像和壁畫的各種遺蹟的測繪，尺寸登記表、照相草圖和登記工作，墨拓工作，文字卡片記錄和簡單小結卡片等。他認為，正規的石窟記錄“即是考古學的全面記錄”，“就是石窟的科學檔案。也就是對石窟全面瞭解的材料。”只有這樣，才可以永久保存敦煌石窟的科學檔案，為各種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提供科學資料。
“正規記錄”的作用和意義還不止於此，宿白先生所要達到的最高標準，是可以根據正規記錄，在石窟“破壞了的時候，能夠進行復原。這一點對石窟遺蹟來講，尤其重要”，“從逐漸損壞到全部塌毀，要知道他的原來面目，就需要依靠全面詳細的記錄”。他在《敦煌七講》中提出了要求，建議敦煌文物研究所編寫多卷本記錄性的全面、系統、準確、科學的敦煌石窟考古報告，並把它提到了議事日程。
1962年，宿白在敦煌莫高窟
由於考古課程需要給學生提供考古實物的圖像資料，備課時，宿白先生親自在講義上畫圖，講課時也當場在黑板上畫圖。無論是古建築結構，還是天王、力士塑像，他都能畫得惟妙惟肖，令學生們讚歎不已。
1988年，西藏文管會邀請宿白先生去參加活動。他發現，西藏很多寺廟在“文革”期間損毀嚴重，於是回來後，就開始整理當年的材料，親手繪製了其中好多幅插圖，給未來的復原工作提供了可參考的圖像。
樊錦詩告訴我，宿白先生有很好的繪畫功底，他曾師從畫家葉淺予學習素描。繪圖，對於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而言，是一項必不可少的技能。所以，宿白先生十分重視培養學生在考古現場繪圖記錄遺蹟遺物的能力。
樊錦詩說，這就是宿白先生的為學。老師教會了她對待考古工作的嚴謹，然而她一直愧對先生的是，莫高窟的石窟考古報告遲遲沒有做出來。
1962年，北大實習師生在莫高窟。
當年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宿白先生給予樊錦詩的厚望就是做好莫高窟的考古報告。可“文革”一來，什麼都放下了，任何建樹都沒有。
“文革”之後，樊錦詩又被任命為研究所副所長，日常事務佔據了她的大量時間。考古工作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需要有一個得力的團隊，而當時研究所人員匱乏，根本不具備做石窟考古報告的條件。
但這些只是客觀原因，樊錦詩說，最核心的問題是，很長一段時間，她還沒有真正想明白這個報告該怎麼做。雖然已經畢業多年，但是她仍覺得沒有把宿白先生的學問學透。儘管困難重重，但樊錦詩深知，這項工作遲早都要做，而且必須完成，還要完成得好，經得起時間檢驗。
後來，在莫高窟考古報告的編寫過程中，樊錦詩不時地向遠在北大的宿白先生請教。可是，無論樊錦詩怎麼做，宿白先生就是不認可，這個不對要重做，那個也不對也要重做，總是提出異議。
當時的樊錦詩近乎絕望。特別是宿白先生對她採用小平板和手工測繪的測繪圖不滿意，對她改為採用先進的測量儀器測量也存有疑問。
樊錦詩認為，對於今天的考古專業而言，學生搞野外調查和發掘清理，老師教學生用小平板做考古測量測繪，是讓他們體會掌握考古測繪的基本方法，這完全可行，而且有些遺址用小平板做考古測繪，也能解決問題。但小平板和手工測繪方法做莫高窟洞窟考古報告卻是有困難的。因為莫高窟洞窟建築結構極不規整，窟內空間不方正，壁面與壁面的連接處是不規則的曲線；壁面也不平整，呈波浪形；塑像和壁畫造型較為複雜，每尊塑像都要測繪正視圖、左右側視圖、後視圖、俯視圖，而且多尊塑像又不在同一方位。如果採用小平板和手工測繪，圖形和數據都不準確。
經過充分的切磋、磨合，樊錦詩與考古測繪專業人員、測量專業技術人員密切合作，反覆試驗，改用三維激光掃描儀，結合先進的三維激光掃描測繪技術和計算機軟件輔助繪圖方法進行測繪，終於使考古報告的所有測繪圖和數據達到了準確要求。樊錦詩將此次測繪方法的改變，專門向宿白先生做了說明，得到了他的認可。
與此同時，樊錦詩的團隊也對考古報告的全部文字和圖版照相，做了大量修改。總之，樊錦詩嚴格遵照宿白先生《敦煌七講》的“正規記錄”方法，最終完成了記錄性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
報告正式出版之前，樊錦詩把稿子拿給宿先生看了好幾遍，最後，他終於說了一句：“嗯，可以出版了。”
此時的宿白先生已經年近九十。
四問四答
如今，樊錦詩正帶領她的團隊做第二卷考古報告。此卷涉及的洞窟結構複雜，塑像和壁畫數量多，研究難度大，工作量遠遠大於出版的第一卷。然而她卻說：“再難，我們也要堅持做下去，把報告做出來。”
樊錦詩說：“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的考古報告是一個龐大、艱鉅、持續的工程。以我現在的身體狀況，最多再做兩本。多卷本莫高窟的考古報告，是我幾輩子都做不完的。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已出版的第一卷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聽見批評的聲音，算是給保護工作提供了科學檔案，也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準確資料。這個報告的準確性，如果我們自己都說服不了自己，那是一定不能公之於眾的。這也是宿白先生對我的要求，先生教會我的就是嚴謹。”她還對我說：“我真的感到很內疚！考古報告拿出來得太晚了，心中一直很不安。”
1981年，宿白先生到敦煌講學，順便去看望樊錦詩。到了宿舍，發現桌子上放著一些關於文物保護方面的材料和文件，就問樊錦詩：“你弄這個幹什麼？”樊錦詩說，這些是洞窟保護的材料。
宿白先生毫不客氣地說：“你懂保護嗎？”
樊錦詩說：“不懂。”
宿先生說：“你不懂你怎麼管？”
其實，樊錦詩非常明白老師的意思，就是讓她好好做學問，做自己的石窟考古，不能把大量時間耗費在與學術無關的事情上。此時的樊錦詩有苦說不出，因為所裡給她的分工是負責主管石窟的保護。
但是，樊錦詩心中非常明白導師對自己的要求，是要她做好石窟考古，讓自己不能忘了來敦煌的使命。她暗下決心，絕不能辜負宿白先生對自己的殷切期望，再忙也一定要做石窟考古。
2000年前後，當宿白先生看到樊錦詩送來的莫高窟考古報告的草稿之後，直截了當地問她：“你怎麼現在才想起寫考古報告了？你是為了樹碑立傳吧？”這就是宿白先生的風格，他對自己，對學生嚴格了一輩子，他從來不表揚學生，永遠都是“敲打”。他可以對不認識的人非常客氣，但一旦發現自己學生有問題，就會直接“收拾他們”。
其實，宿白先生的言下之意是，樊錦詩啊，你終於要回到正題了。因為，當年他把樊錦詩等人送到敦煌時，就對他們寄予厚望。樊錦詩聽了老師的話，哭笑不得，內心實有委屈，卻也只能說：“宿先生，我拿這個考古報告怎麼樹碑呢？”
宿白先生這麼說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從電視裡常看到有媒體採訪報道樊錦詩。先生的本意是提醒樊錦詩，不要老在電視裡晃來晃去，要專心致志於自己的學術研究。
過了一陣兒，宿白先生又問樊錦詩：“你是不是為了樹立政績？”
樊錦詩笑著回答：“我要是為政績的話，反反覆覆地修改考古報告，就不知道把多少當官的機會丟掉了。”
宿白先生不語。
又過了一陣兒，宿白先生三問樊錦詩：“你是不是為了還債？”
還債！這句話撞擊著樊錦詩的心，就是還債，確實是還債。這一次她不語，只是點頭。樊錦詩暗自心想，是啊！這一輩子到敦煌來幹什麼來了？不完成考古報告這件事，就白來了。
這個債，在樊錦詩看來，一輩子也還不完，就是把院長當得再好也沒用。
宿白先生隨即又慢悠悠地問：“你還繼續做考古報告嗎？”
樊錦詩也慢悠悠地回答：“繼續做，問題是考古報告不好做啊。聰明人、能幹人都不愛做這件事，那麼只有我這樣的笨人來做吧。”
宿白先生和樊錦詩師徒之間的“四問四答”，令我突然想到了古代的禪師和弟子之間的交流。法擇師，師擇人，反過來弟子也要選擇師父。選擇得當，方能師資道合。宿白先生和樊錦詩的師生關係正是到達了這種師資道合的境界。歷史上，只有那些具備真正的智慧、覺悟和見地的人，只有那些無私忘我、持有正念的人，才可能行正確的教授方法。
宿白先生如此這般嚴謹和嚴格，時常“敲打”和“棒喝”，現在是很難見到了，現在的大學生普遍比較脆弱。樊錦詩說，那是他們現在還體會不到什麼是上大學，做學問需要什麼樣的導師。
我想，宿白先生之所以對學術如此看重，緣於北大的人文傳統和精神氛圍。歷史上，北大的大學者全都把學術研究看作是自己精神的依託，生命的核心，把做學問看成是自己的生命所在。
宿白先生的為人和為學，不知不覺也影響到了樊錦詩。有一次，一個年輕的博士上門請教。樊錦詩說：“你既然叫我老師，我就有責任提醒你幾個事。不要以為博士就怎麼樣，你不過剛剛開始，你寫的那個博士論文還有問題。聽說要給你評優秀，我說你的論文如果評為優秀，就是把你給害了。”
“棒喝”有時可讓學生驅散妄念，讓學生歇下狂心，正是宿白先生的“棒喝”，教會併成就了樊錦詩一輩子的守一不移。
如師如父
像宿白先生這樣的北大學者，永遠不會輕易表達自己的感情，他們對人、對社會、對國家的情藏得很深。每次談到宿白先生，樊錦詩總是充滿了敬意和感激，正是這樣的老師給予了她一生的影響，如師如父。
樊錦詩至今還記得，有一年她在北京寫論文，而宿白先生恰好外出。但老師掛念學生沒有地方住，就告訴樊錦詩去哪兒取他家裡的鑰匙，可以直接住到他家裡去，還說等他回來再邀請她吃飯。
樊錦詩多次拜訪宿白先生，他都要留樊錦詩在家裡吃飯。可能潛意識中，宿白先生知道，樊錦詩少年離家，常年生活在敦煌大漠，早已把北大和老師的家當成了自己的家。
2016年9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邀訪學者項目啟動，第一期就邀請樊錦詩回母校講課。那一次，樊錦詩和老伴彭金章一起回到母校。講座結束之後，我想請他們二位吃飯，但樊錦詩說他們兩人計劃去看望宿白先生。據後來樊錦詩告訴我，當時宿白先生已經94歲高齡，見到她和彭金章這兩位自己的學生，感到格外開心。他還表揚了彭金章撰寫的《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考古報告。
樊錦詩說，這樣的情況很少在宿白先生身上發生，他從來不表揚學生。不曾想這一次見面竟是永別。一年以後，彭金章先於自己的老師離世，半年後，宿白先生也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離開了愛他的學生，離開了他眷戀的燕園，離開了他奉獻一生的北京大學。
第二卷莫高窟考古報告快做出來了，可是宿白先生再也看不到了，下一次回到母校，樊錦詩該有多寂寞啊。
樊錦詩和宿白先生高尚的師生情誼讓我感到，在這世上總有一類人，在他們獨立的靈魂邁向堅定的精神信仰的過程中，總有著常人所無法體會的孤獨。然而，這種孤獨與他高貴和充實的精神世界同在，並由這高貴而充實的精神，為他深邃的生命注入活力。這樣的人，總是站在有益於人類文明和文化發展的歷史潮流之中，也始終處於一種偉大的平和和寧靜之中，一切的信念、勇氣、力量，真、善、美均從那裡流淌而出。
（作者：顧春芳，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影視與戲劇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曹雪芹美學與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教育部高雅藝術進校園特聘專家。著有《意象生成》《戲劇學導論》《她的舞臺——中國戲劇女導演創作研究》《戲劇交響——演劇藝術擷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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