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劉永濟（1887—1966），字弘度，號誦帚，晚號知秋翁，齋名易簡、微睇，湖南省新寧縣金石鄉人。幼承家學，耽習文史。16歲應湖南道試，以第一名入學。1906年至1911年間，先後在長沙私立明德學校、復旦公學、天津高等工業學校、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接受新式教育。1912年至1917年客居上海期間，從朱祖謀、況周頤研習詞學。1917年7月至1926年年底任長沙私立明德學校國文教員。1927年初赴瀋陽任東北大學文學院教授。1932年7月被聘為武漢大學教授。1942年至1949年間，長期擔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1956年評為國家一級教授。著有《文學論》《十四朝文學要略》《屈賦通箋》《箋屈餘義》《詞論》《宋詞聲律探源大綱》《唐五代兩宋詞簡析》《唐樂府史綱要》《元雜劇考》及《默識錄》等。
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學習和掌握其中的各種思想精華，對於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大有裨益。劉永濟先生是武漢大學歷史上著名的“五老八中”之首，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涉獵之廣、探索之深有目共睹，尤其在屈賦研究、《文心雕龍》研究及詞學研究等方面聲譽卓著。對於中國古代學術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他所做出的不懈探索至今仍具有啟示意義。
劉永濟先生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大學者。他既受過傳統舊學薰陶，也接受過新式教育，在學術造詣上深刻地體現出理論研究的自覺性，是當時西學東漸背景下一位真正的古典文學研究大家。
多聞闕疑
1887年12月25日（農曆十一月十一日），劉永濟誕生於資江源頭夫夷江畔的金石鎮（今湖南省新寧縣城關金石鎮）。新寧劉氏以“詩書繼世”，形成了勤奮向學、酷愛讀書的家風。正是在這樣一種氛圍之中，劉永濟逐漸養成了喜讀古書和愛好文學的習慣，這為他後來的治學和詩詞寫作打下了堅實根基。
1907年秋，劉永濟考入上海吳淞的復旦公學，在那裡度過了兩年多的學習時光。1909年秋，復旦公學發生學潮，嚴復下臺，馬相伯做了公學監督，計劃將學校改為法律專科，並改讀法文。此舉與在校學生的意願相悖，由此引發抗議，劉永濟遂和全班同學一起，自動離校。
1910年，劉永濟考入天津高等工業學校，修習應用化學，為報考清華做準備。1911年夏，他如願以償，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同時考入的，除了他的老同學梅光迪外，還有吳宓、吳芳吉等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轉眼間土崩瓦解。清華留美預備學校雖未立即解散，但惶恐氣氛瀰漫於整個校園，不少師生倉皇離校。劉永濟此時也奔赴海南島，結束了他的新式教育生活。
劉永濟手稿。
其時，劉永濟的四兄劉永滇正任瓊崖道道臺。劉永濟到達海南島不久，劉永滇宣佈獨立，擁護共和。從此以後，劉永濟告別了清華留美預備學校，也告別了自己的學生時代。1913年秋，他雖曾一度赴長沙投考留學，但未被錄取，便從此放棄了出國的計劃。
六年的新式教育生活，開闊了劉永濟的視野，也拓展了他的學緣。他與梅光迪、陳寅恪、吳宓、吳芳吉等人之間的友情，以及後來立身處世的風格和態度，與這六年的新式教育生活密切相關。
“在這短短的六年中，我學無所成，但影響我的卻有幾點：一、養成我自命不凡和自由散漫的習慣。二、灌輸我革命的思想。三、廣泛地粗略地具備些世界知識和科學知識，加強我讀書的興趣。”劉永濟曾回憶道。
1917年7月至1932年7月，劉永濟先在長沙私立明德學校任教，後赴瀋陽任東北大學文學院教授。15年的教書歲月，奠定了他作為學者和詞人的基本格局，也奠定了其家庭生活的基本格局，他文化保守主義形象和熾熱的民族情懷，因自身與《學衡》主將梅光迪、吳宓的密切交往，和身處東北的特殊境遇，表現得尤為充分。
20世紀40年代，劉永濟擔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之職長達八年，書寫了學術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頁。那段歲月，武漢大學文學院名師雲集，鼎盛一時，也成為後人瞭解劉永濟學術地位的有效參證。
50多年過後，劉永濟弟子、湖北大學周勃教授猶記恩師《臨江仙》一詞的發表經過——
“《長江文藝》1957年1月號以‘詩專號’面世，在全國文壇引起了頗大反響。當時我調入編輯部不久，躬逢盛事。編輯部同人都各自忙著，交給我的任務是到武漢大學中文系組稿，‘詩專號’要發表幾首舊體詩，因此特別叮囑要有劉永濟、沈祖棻的作品。我先去劉永濟先生家，在校時素聞弘老學風嚴謹，文格矜持，他的國學著作多達數十種，但獲他同意出版的甚少。他保持著中國學界那種‘多聞闕疑，慎言其餘’的古老傳統。弘老正伏案工作，見我去了，非常熱情，一邊讓座，一邊搓著手說：聽說你調回武漢了，這很好，這很好，以後可以多見面了。他是省文聯副主席，作協理事，便問了許多文藝界的事，我趁勢宣傳起‘詩專號’，並提出惠賜詞稿的要求。他一聽便欣然應允，說時坐在書案前，一邊輕聲吟哦，一邊展紙揮筆，很快寫好了。我接過來一看，是用蠅頭行楷抄的：
臨江仙·抒懷
檢點心魂清淨了，春光重豁吟眸。百年過半底須愁。河山皆錦繡，人物足風流。明日歡欣何處是，百花齊放梢頭。好開懷抱樂時休。人生歸有道，此外更何求。
我讀著，弘老一邊解說著，‘這是我65歲時寫的，檢討了我一生的認識……’接著他便談起了他的經歷，由參加辛亥革命到支持東北大學學生抗日熱潮，由抗戰勝利談到國民黨的腐敗，由‘雙百’方針談到黨的英明、偉大。弘老為人嚴肅，平素寡言少語，我常問業時，他總是切題講解，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罄腹而談。‘人生歸有道，此外更何求’，當時我想這是‘雙百’方針的貫徹，激發起老一代知識分子將自己完全融入今天的社會，融入祖國的事業中去了。我告辭出來，弘老一直送我到門外，招手告別。他那高大的身軀，瘦削的面龐，向後梳攏的大背頭，在冬日陽光下，顯得精神矍鑠，氣度清標。”
——周勃：《永憶師節師風》
周勃記憶中劉永濟的這幅剪影，為我們留下了一個為傳承傳統文化事業而奮鬥終生的文化學人形象。
兼顧三途
劉永濟以古典文學專家知名於世，其屈賦研究、《文心雕龍》研究和詞學研究尤為世所重。
劉永濟所說的屈賦，今人多稱楚辭或屈騷。從辨體的角度看，屈原所作乃詩人之賦，屬於詩的範疇，漢人所作乃辭人之賦，介於詩文之間，兩者的文類差異是鮮明的；從溯源的角度看，屈原之作源於六藝之賦，而屈宋之作又為漢賦之祖，所以，稱屈原的作品為屈賦，也有充足的學理依據。對於這兩層脈絡，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捲上《詮賦第八》有清晰而準確的分疏，並不偏執一端。
劉永濟屈賦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屈賦通箋》《箋屈餘義》《屈賦音注詳解》《屈賦釋詞》，特點是兼顧“義理、考據、辭章三途”。
在義理方面，劉永濟以知人論世作為基本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三個意味深長的判斷：屈原名下的作品出自屈子“一家”之手而非屈原一人之手，不過，即使是那些屈原追隨者所做的屈賦，也是揣摩屈原的心理狀態和生存狀態而寫出來的；屈原是一個有著特殊的楚國貴族身份的詩人，他具有強烈的家族血緣意識，視自己的宗族和楚國為一體；《九歌》兼有客觀敘事與主觀抒情兩面。
劉永濟的屈賦考據，包括兩種類型。第一類偏於人文性的闡發，常常並無鐵證，如關於屈賦作品的認定和部分字句的改動，一方面對讀者多有啟迪，另一方面也不時招致商榷；第二類則以科學性見長，包括屈賦的審音、訓詁、語法研究等內容，他的幾個主要成果，如《屈賦通箋》各卷的“正字”“審音”“通訓”各節，以及《屈賦音注詳解》《屈賦釋詞》兩部專書，集中顯示了他在考據和語言學方面的深厚造詣。其屈賦研究得到聞一多、遊國恩等大家的激賞，主要是在第二個方面。
在劉永濟看來，屈原之“自鑄偉辭”主要包括兩個層面：楚國“固有文化”為屈原創作“偉辭”奠定了豐厚基礎；屈原所鑄“偉辭”為中國文學樹立了新的座標。劉永濟論屈原所讀之書“有出於孔子刪定之外者”並由此透視涵育了屈原的社會風尚、文化氛圍，論屈賦所開創的新的抒情境界及其景物描寫的文學史意義和多樣化風格，拓展了屈賦研究的視野。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和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一向並稱為20世紀“龍學”的四大奠基之作，享有崇高的學術地位。劉永濟是武漢大學開設“漢魏六朝文”課程的第一人。他為《國立武漢大學一覽》撰寫的介紹有云：“本課詳述漢魏六朝文體之流變，詮品當時作家之異同。論理以《文心雕龍》為主，而參以他家之評騭；選文以彥和所標舉者為本，而補以《文心》所未及，俾諸生得欣賞其藝術，而抉擇其高下。”
所謂“論理以《文心雕龍》為主，而參以他家之評騭”，即《文心雕龍校釋》，約12萬字；所謂“選文以彥和所標舉者為本，而補以《文心》所未及”，即《文心雕龍徵引文錄》，約28萬字。《文心雕龍校釋》和《文心雕龍徵引文錄》都是劉永濟講授漢魏六朝文學的教材，屬於斷代文學史，這一事實顯示了《文心雕龍校釋》的文學史特性。以文學史眼光讀《文心雕龍校釋》，而不是僅僅視之為文論著作或文體學著作，可以對這部名著的深湛之處有更多發明；而今人在撰寫文學史時，尤其是在撰寫隋唐以前的文學史時，倘能適度吸取《文心雕龍校釋》的成果，無疑有助於內容的豐富和品質的提升。
貫通圓融
劉永濟的古典文學研究範圍並不專限於一朝一代，而是顯示出博古通今、貫通圓融的學術特色。
《文學論》是劉永濟最早出版的一部學術著作，也是20世紀初較早問世而又較有影響的現代意義的文學理論著述。劉永濟主張中西文化融合，故以“參稽外籍”“比附舊說”作為《文學論》的著述方略。他雖然承認“感化之文”“學識之文”都可以納入文學之中，但更為重視“感化之文”。《文學論》已初步確立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核心理念與格局，對郭紹虞後來的研究產生過直接影響。劉永濟在中國古代學術資源的現代轉化方面所做的探索至今仍有其啟示意義，而其在中國文學批評史領域的開創者地位尤其值得大書一筆。
《十四朝文學要略》原為劉永濟在東北大學任教其間的講義，1928年9月至1929年9月以《中國文學史綱要》之名在《學衡》第65期、68期、71期連載，1945年由中國文化服務社結集出版，更為今名。《十四朝文學要略》與20世紀主流文學史的視野之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民間文學在文學史進程中的作用，二是對外來影響在文學史進程中的作用，三是對漢賦和駢文等中國文學中的特有文體的文學史地位。以上內容，劉永濟均在《十四朝文學要略》中有富於個性的評估和敘述。
《唐人絕句精華》編選於1959年至1963年間，與劉永濟早年在東北大學所撰講義《唐樂府史綱要》頗有淵源。劉永濟對清代神韻說在詩學發展脈絡中的地位及詩學背後的社會人生境況做了言簡意賅的闡釋。他所選唐人絕句兼顧了具有神韻美感的詩和雖不符合神韻旨趣但卻有其獨特長處的作品，例如杜甫、杜荀鶴的諸多絕句。劉永濟的“釋”，即作品解讀，既長於知人論世，又長於掘發文心，其註釋簡明準確，也是一個顯著優點。
劉永濟的曲學研究，主要成果包括《宋代歌舞劇曲錄要》《元人散曲選》。《宋代歌舞劇曲錄要》聚焦於歌詞，而對歌詞的考察又集中於三個方面——即歌詞的唱法，歌詞是否能夠表現完整的故事，歌詞是敘事體還是代言體，這充分展現了他清晰的戲曲史視野。《元人散曲選》是劉永濟散曲研究的主要成果，他從“風會”入手，在與詩詞的對比中，準確揭示了散曲的文類特徵及其形成原因，具有顯而易見的文學史意義。
1925年4月，劉永濟在《學衡》第四十期發表的《說部流別》，是他唯一有系統的小說研究著述。他尊重不同類型小說的特點，對於“兩漢六朝雜記小說”“唐代短篇小說”和“宋元以來章回小說”，用不同的標準加以衡估。而他豐厚的學術積累和對於中國古代各種文體的深入研究，也有助於他對小說作品做出睿智的評鑑。
綜上所述，足見劉永濟先生作為古典文學大家的不同凡響之處。如果要對劉永濟的學術氣象做一個大體描述，我眼前呈現出的是這樣一幅圖景：大江東注，滄海潮起，足以吞吐日月星辰。
詞學情緣
劉永濟先生一生對詞學研究都抱有濃厚興趣。少年時期，他曾在姑父松琴龍家中讀過古今詞集，奠定了厚實的詞學基礎。1912年至1917年客居上海期間，晚清詞壇的兩位著名詞人——朱祖謀和況周頤，碰巧也寓居上海。劉永濟以一首《浣溪沙》（幾日東風上柳枝）向況周頤請益，況周頤大為賞識：“能道‘沉思’一語，可以作詞矣！”朱祖謀也讚許劉永濟“能用方筆”。
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被兩位詞壇老宿譽為作詞得法，且有作詞的天賦，這對劉永濟來說，如有一種“登龍門”的感覺，並終身以況、朱傳人自勉，致力於弘揚常州詞學。後來，武漢大學同事蘇雪林教授，常語含譏諷地稱他為“舊式文人”，倒也恰切地說出了新文化人對劉永濟的定位。
劉永濟借書便函。
劉永濟的詞學研究，主要聚焦於三個方面：一是論“填詞之事”，代表作為《詞論》《宋詞聲律探源大綱》，重心在詞調、聲韻、歌辭；二是詞史研究，代表作為《唐五代兩宋詞簡析》，其論述時有卓見，尤其是對吳文英詞史地位的評價，在20世紀的大陸學界獨樹一幟；三是對唐宋婉約詞細讀，尤其是對吳文英詞的細讀，代表作為《微睇室說詞》。
劉永濟之所以偏重吳文英詞，既是因為他上承常州詞派的統緒，對吳文英詞的文學史地位有大不同於主流學術的看法，也是由於在數十年的研詞生涯和填詞生涯中，吳文英詞已經與其藝術生命融為一體。1940年，時年53歲的劉永濟，曾作《減字木蘭花》二首。其小序雲：“岷沫二水匯合處，陡起一峰，林壑幽美，步磴周曲，曳杖其間，如入夢窗翁詞境中也。”劉永濟以山水景物比擬吳文英詞境，可見他沉浸於夢窗詞中，讀的已不是詞句，而是詞句所展示出的意境。考察劉永濟對吳文英詞的細讀，不應忽略了長存於其心靈中的這一境界。
《誦帚盦詞》是劉永濟自己的詞集，收錄了他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期間創作的詞作。其間，大故迭起，憂患不斷，詞人之心，激盪不已，劉永濟的詞，就是在這樣“艱屯”的歲月中寫成的。從1931年到1949年，幾乎所有重要的世變都在劉永濟的詞中有所呈現或折射。例如，1931年作有《滿江紅》（東北學生軍軍歌。遼吉淪陷，東北諸生痛心國難，自組成軍，來徵軍歌，以作殺敵之氣，為譜此調與之）、《滿江紅》（避日寇入北京，賃廡愁坐，示內子惠君）等；1932年作有《解語花》（壬申上元，淞滬鏖戰正烈，故京燈市悉罷，客枕無寐，竟夕憂危。翌日，豢龍寫示和清真此調，觸感萬端，繼聲賦答）等；1943年作有《鷓鴣天》（殘劫關河賺淚多）、《鷓鴣天》（孤桐寄示《齊天樂》詞，惠題拙著《箋屈六論》，兼及豢龍永逝之哀，賦此答謝）、《浣溪沙》（客談北平廣播荀慧生歌曲）等。這些詞，或直寫世變，或緣於世變，都足以成為後人的“論世之資”。即使那些唱酬、悼亡之什，也有其存史意義。
在數十年的人生經歷中，劉永濟樂於以詩詞與親友交流。他的復旦同窗陳寅恪，清華同窗吳宓、吳芳吉，東北大學和武漢大學時期的同事劉豢龍，終身對劉永濟執弟子禮的程千帆，胞弟劉永湘，都與劉永濟多有唱酬。在20世紀40年代的武漢大學同事中，較多見於《誦帚盦詞》的有陳登恪等人，如1940年作《江城子》（六月廿六日偕家人放棹至柿灣，訪登恪八兄草堂。飯後坐鄔保良兄巖下屋，涼既宜人，頓忘炎暑，曛黑始歸）；1946年作《鷓鴣天》（聽登恪話西湖匡廬之勝）；1947年作《臨江仙》（今夏，餘與登恪有匡廬避暑之約，因循未往，而登恪歸來為語劫後靈山，感而成詠）。陳登恪是陳三立的第八子，陳寅恪的弟弟。這些詞作，在情感交流之外，還兼有日記的功能，依時序排列，便是一份年譜。如果要了解近代學人之間的朋友關係和家庭交往，這些詞作無疑比所有的宏大敘事都來得真切有味。
作者：陳文新，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長江學者，著有《劉永濟評傳》《中國文學流派意識的發生和發展》《集部視野下的辭章譜系與詩學形態》《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生態》《文言小說審美髮展史》《傳統小說與小說傳統》《明清章回小說流派研究》《中國小說的譜系與文體形態》等，主編的《中國文學編年史》以立體的方式呈現了數千年中國文學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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