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鄧小平赴山西參加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
1975年9月15日，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在山西昔陽開幕。鄧小平在開幕式上作報告，總結了建國25年來農業的成就，著重強調了農業的基礎地位和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艱鉅性。
鄧小平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照我個人的看法，關鍵是農業現代化。四個現代化，比較起來，更加費勁的是農業現代化。毛主席向來講我們的國家建設要按農、輕、重的次序安排。為什麼要把農字放在第一位？農業是基礎。我們今後25年時間達到四個現代化目標，必須認真注意這個問題。不管工業發展得怎樣快，不管我們科學技術的水平提高到怎麼樣，要有農業這個基礎的發展，才能夠推動另外三個現代化的前進。如果農業搞得不好，很可能拉了我們國家建設的後腿。
鄧小平在報告中分析了全國農業學大寨的現狀，對學大寨提出新的要求。他指出：現在的問題是，要求逐步地有更多大寨式的縣。不要只提公社，不要只提大隊，要提高一步，搞大寨縣。鄧小平提出“學大寨要真學”，要研究大寨、昔陽的一些具體政策，要學路線、學方針、學政策、學方法。
鄧小平在報告中扼要地闡述了農業整頓的必要性和具體內容。他指出：一要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二要調整現有若干方面的政策；三是關鍵在領導。領導第一是省委，然後是地委、縣委，特別要注意縣委。縣委相當於軍隊的團，又是領導機關，又是執行機關。有一個好的縣委領導班子，就可以帶動公社、帶動大隊，就可以很好地選擇公社、大隊的領導幹部。領導幹部要穩定，不穩定，農業發展不起來。要把那些思想好，聯繫群眾，能夠帶頭幹，能夠艱苦奮鬥的人提起來，不管過去是這一派那一派，不管過去犯了點什麼錯誤，要用，用這種黨性強的人。選好了人就有希望。沒有好的帶路人能帶好路嗎？不解決這個問題，空喊口號，天天喊學大寨，也沒有希望。
鄧小平講話時，江青不時插嘴打斷，鄧小平則當場反駁。鄧小平講到農業問題的嚴重性時說：全國還有部分縣、地區，糧食產量還不如解放初期！江青即插話：不能那麼說，那只是個別的！鄧小平馬上答道：就是個別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他講了許多事實，反問道：這種狀況，能夠滿意嗎？
關於調整農村工作政策，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之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已經著手進行。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後期，從9月23日起，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農村工作座談會，專門討論農村政策問題。這個座談會開了一個月，到10月21日結束。
在1975年的整頓中，農村政策的調整包含“放寬”和“穩定”兩種情況，屬於放寬政策的，有發展養豬業、支持社隊企業等；屬於穩定政策的，有農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問題、糧食收購價格問題等。農村政策的放寬和穩定，是這時農業調整的主要內容，帶來了農業的增產，農村的發展，農民和全國人民生活的改善。
（1）大力發展養豬業。由於“文革”中片面強調集體養豬，限制農民家庭養豬等政策的偏差，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造成生豬生產下降，豬肉供應緊張。1974年全國只收購肉豬9843.8萬頭，比1973年減少352.5萬頭。城市採取定量供應的辦法，許多城市人均肉食定量只有每月1斤。四川素稱“天府之國”，吃肉也成了問題。
鄧小平敏銳地看到，問題出在指導思想和政策上面。1975年7月，鄧小平同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劉興元談話，要四川省委研究農業政策，包括養豬政策。政策不能隨便改，改了群眾就不信任，四川要在幾年內把農業搞上去。8月20日至9月7日，國務院召開生豬生產座談會，討論修改了《國務院關於大力發展養豬業的通知（草稿）》。《通知》指出：“積極發展集體養豬，繼續鼓勵社員養豬”的方針，是毛主席批准的現階段發展養豬業的正確方針，不能改變。社員飼養公豬、母豬，應當允許。只能用積極發展集體養豬的辦法提高集體養豬的比例，決不能用限制社員養豬的辦法來提高這個比例。不能把社員正當的家庭副業當作資本主義傾向去批判。鼓勵社員養豬的政策和獎勵辦法不要隨意變動。
《通知》於9月16日下達，產生了積極作用，社員養豬得到一定的發展。1975年底生豬存欄上升到2.8億頭，比1974年底的2.6億頭增加了2000萬頭，增長7.7%。四川省1975年生豬年底存欄數也比1974年增長了2.4%。
（2）支持社隊企業的發展。在中央召開農村工作座談會期間，毛澤東於9月27日對支持發展社隊企業的三份材料給鄧小平寫了批語：“請考慮，此三件（兩封信及一篇報道）可否印發在京各中央同志。”
毛澤東批給鄧小平的三件材料是：1975年9月5日，浙江省永康縣銀行幹部周長庚要求支持發展社隊企業給毛澤東、中共中央的信和隨信附上的1974年12月28日《華國鋒同志給湖南省委的一封信》和《河南日報》1974年12月15日以《光明燦爛的希望》為題發表的《河南省鞏縣回郭鎮公社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調查報告。
鄧小平按照毛澤東的批示，將兩封信和一篇報道一起作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座談會的文件印發。參加座談會的部門和地方負責人都支持發展社隊工業。
在座談會期間，10月11日，《人民日報》頭版通欄轉載了《光明燦爛的希望》一文，轉載時在原標題上加了“偉大的”三字，同時發表評論《滿腔熱情地辦好社隊企業》。10月16日，《人民日報》又以《希望就在這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討論發展社隊企業、壯大集體經濟的問題》為題發表“記者述評”。肯定社隊企業“這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社會主義新事物，為我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開闢了廣闊的道路”。指出：社隊企業代表著“偉大的希望和前途，要滿腔熱情地支持它，辦好它”。社隊企業的發展展現了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遠大前景，“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就在這裡。”10月出版的《紅旗》雜誌第10期也發表了《大有希望的新生事物——江蘇省無錫縣發展社隊工業的調查報告》，用典型事實說明社隊工業“對於發展農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改造小生產的習慣勢力有著很大的作用”。此文發表以後，當月，就有21個省市、中央4個部門共243個單位6000多人前往江蘇省無錫縣參觀、學習。社隊企業（即後來的鄉鎮企業）這個中國農民在實踐中創造的富有中國特色的新形式，1975年九十月間，在毛澤東、鄧小平的明確肯定和積極支持下，得到蓬勃發展。
（3）穩定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政策。1975年8月24日，陳永貴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報送了對農村工作的五點建議。其中關係最為重大的一點是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提升為大隊。陳永貴認為，農業要大幹快上，要縮小隊與隊之間的差別，實行大隊核算勢在必行。9月3日，毛澤東對陳永貴的建議寫了批語：“小平同志：此件請閱。請考慮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印發政治局同志，並在政治局討論一次。”農村工作座談會討論的主要問題就是陳永貴的建議。大多數與會同志不同意把核算單位從生產小隊過渡到生產大隊。有的指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毛主席講過至少三十年不變，已經深入人心。如果向大隊核算過渡這件事一股風吹下去，對群眾生產、分配會產生不利影響。有的認為，現在最好不要一下大量地改變核算單位，這樣容易引起波動，也鞏固不下來。說是要分期分批，但實際上人們會怕被說成右傾，一哄而起，不可能分期分批。即使分期分批，搞上幾年，沒有實行大隊核算的生產隊也會觀望，積累也不會搞了，農田基本建設也不搞了，吃光分光。此事只能搞試點，寧可把準備時間拖長一些。座談會於10月8日寫出《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討論意見（送審稿）》，上報毛澤東。關於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以生產隊所有制為基礎，是經過60年代初調查研究、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條》時經反覆研究確定下來的。這時，毛澤東保持了比較清醒的頭腦，他考慮了不同意見，沒有贊成陳永貴為代表的急於升級的意見。這就穩定了農村經濟政策，避免了“左”的干擾可能帶來的對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破壞。
（4）穩定糧食收購價格。在學習理論的過程中，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八軍政治部一位幹部於1975年5月22日給毛澤東寫信，建議：國家目前實行的糧食同一徵購價格，能否加以變更，即實行按自然條件好與差的情況和勞動生產率高低程度，採取不同種類的徵購價格，條件好的適當低些，條件差的適當高些。調整價格後，一方面可以促進農業生產的全面發展，另一方面也有利於縮小農村社、隊之間的差別和工農、城鄉之間的差別，加速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步伐。同時，還可以從經濟上限制小生產者的產生和發展。毛澤東在5月25日批示印發中央各同志研究，說此事辦起來甚複雜，應在幾個公社試點。看看結果如何再說。請李先念主持辦理。
李先念即組織國務院調查組到山西、河北等地調查，於9月向毛澤東並中共中央寫出報告，認為區別窮隊與富隊實行兩種收購價格的建議，實際上不可行。因為富隊拼命生產但價格低，窮隊生產未搞好反而價格高，會挫傷農民的積極性，政治上造成農民之間的對立。而且形成窮隊與富隊的原因，不完全是由於自然條件不同，與人們的主觀努力也有很大關係。生產條件是可以改變的，如果對不同生產隊生產的農產品實行兩種價格，實際上是“鞭打快牛”，在具體工作上也難以操作，因為商品可以在隊與隊之間流動，國家的收購站是難以區別對待的。
1975年整頓中採取的放寬和穩定農業的政策，對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推動和促進的作用。1975年夏季，河南、安徽、湖北、遼寧等省部分地區遭特大洪水，但農業還是取得了豐收。全國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4.6%；糧食產量達到28452萬噸，比上年增長3.4%，創歷史最高水平。糧食畝產上《綱要》的省市達到9個（上海、北京、浙江、廣東、天津、江蘇、湖南、遼寧、山東），歷史上多災低產的山西、陝西、甘肅、寧夏、青海、西藏等省區及工業比較集中的遼寧，繼河北、山東、河南之後，也實現了糧食基本自給。這些巨大成績的取得，同1975年放寬和穩定農業政策是密切相關的。
本文節選自《轉折年代：鄧小平在1975—1982》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4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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