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县清代“玄天上帝”造像碑考略
作者 ：赵 超 巫 骁
在陕西华县下庙镇惠家村一处废墟中发现的一通刻制于清康熙29年（1690）的“玄天上帝”造像碑的图像与文本内容作了详细释读，并对该碑的残损过程以及“玄天上帝”在道教中的位置和在民间信仰中的重要地位作了精辟考述，读后令人深受启发。本文爰在刘先生文章的基础上对该碑碑文相关问题做一些探讨，以求教诸方家。
一、碑中所载清初陕西关中地区的玄帝信仰和朝山习俗
1．武当山与玄帝信仰概述
位于今湖北西北丹江口市境内的武当山为我国名山，自古以来，地书、仙传均有记载。如《水经注》云“武当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嵾上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荆州图副记》曰：山形特秀，异于众岳，峰首状博山香炉，亭亭远出，药食延年者萃焉。”[2]可见，早在魏晋时代，武当山即成为与神仙方术密不可分的宗教名山。唐代，由于地理测绘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武当山地理形势的了解也更加深入，如唐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中载“武当山，??，在（武当）县南八十里，高二千五百丈，周回五百里。阴长生于此得仙。”[3]到宋代，地书对武当山的记载更为详尽，《宋本太平寰宇记》中还首次罗列了武当山距全国各大都邑的道里路程，如“西北至长安九百里” [4]，说明早在北宋年间武当山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知名山岳景观，可能此时就已经有了朝山这一宗教旅游现象。
此后，随着宋、元、明三朝的累加尊崇与武当道士对真武大帝（玄天上帝）
事迹的着力塑造，武当山、真武大帝与皇室尤其是皇帝本人之间的关系越加密切，特别是明初燕王朱棣以藩王“靖难”承续大统，为报答真武神显灵护佑而大兴武当宫观，使武当山成为皇室钦定的“天下第一名山”，拥有了全国范围内无与伦比的地位和影响力。与此同时，以玄帝为主要尊神，以忠君孝亲、三教合一为基本伦理，融合了全真、正一、清微等多个派别修习之长的武当派也成为显赫一时的道教宗派 [5] 。正是由于武当山巨大的影响力、玄帝神迹极强的吸引力、武当教派深厚的号召力，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前往武当朝山进香这一风俗，迅速从武当山所在的均州本地和湖广本省向四周辐射，成为明清至今华中地区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甚至出现了“人生若没朝拜过武当山，死后不得入祖坟的清规”[6]。由此可见，前往武当朝山，履行宗教义务，体现孝道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具备了维系血缘宗法关系纽带的作用。
2．明清时期陕西地区的玄帝信仰与朝山习俗
陕西与湖北是凭借秦巴走廊和汉江走廊紧密相连的邻省，尽管武当山位处鄂西北崇山峻岭之中，但相对较短的空间距离和明代对武当山的举国尊崇，使得大规模的武当朝山习俗也在陕西拥有广泛影响，数百年间，北至榆林[7]，中至西安
[8]，东至渭南[9]，南至丹凤[10]等地均建有奉祀玄天上帝的庙宇，或是朝山回程后所立的朝山碑，年代跨度达到近300年，贯穿明清两代。
结合华县这通清初碑刻分析，在经历了明代大规模、高频率的宗教宣传和朝山实践后，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东部腹地的华县，人们对玄帝的神迹故事已经了然于心，碑文寥寥数语，既对“玄天上帝金陵□□果，踞武当山，扫荡群魔，廓清三界”的出身、来历，和其“俾天下之人，受无量福”的功能、职责作了简要介绍，随后，即以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十分具有画面感和现场感的朝山活动，“四方朝礼者，无闻遐迩，寒暑槖囊，负赀梯山航海，常惮跋涉，从事而联络，绎绎曷有极也。”使得那些不畏艰险，不受环境制约，承担巨大经济负担，跋山涉水的朝山者的虔诚与辛劳状态跃然纸上，由此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特别是清初，处于，玄帝信仰和朝山习俗已经蔚然成风，并早已发展成有专人联络组织的群体性活动。
二、华县造像碑的刻立因由
据武当山现存的明清两代陕西地区香会碑和陕西香会朝山时所献供器的铭文和匾联可知，明代陕西香会大规模的朝山行为至少有1次，所献匾联、器物至少为5件，到清代这一数量分别增长为至少3次和6件，仅次于湖北、河南两省，
[11]与山西省数量大致相当，这说明，凭借地理区位的便利，陕西地区朝山活动从
明至清一直较为兴盛，且呈递增发展。然而这里也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朝山活动的数量在玄帝信仰高度热烈的明朝反而比武当山地位骤降的清代要少？这一点，碑中也有反映。碑中言“况盛朝设立驻防，严汎备卫，尤慎重其事乎”，与立碑之时的清康熙年间相比，明代作为皇室家庙的武当山享有宗教领域至高无上的尊荣，其他佛道寺观为僧录司、道录司管理，而武当山则为朝廷直接派遣钦差宦官提督大岳，或敕遣湖广藩参提调大岳、钦除提点管理教团等方式予以管辖[12]，并常驻湖广行都司均州守御千户所数千军士从事看护山场、修缮宫观、守护城池等职责[13]。因当时武当山作为为帝王告天祝寿的皇家道场，神权政治气氛浓厚，且太和宫、紫霄宫等处在明代前中期仅供皇帝派遣钦差举行国家祭祀时使用，一般百姓只能进行朝山活动而不被允许进入宫观核心区域朝拜。虽然明代晚期普通香客也逐渐被允许朝拜金顶等地，但不久之后，明末农民起义的风潮迅速席卷，武当山及周边地区等华中山区因位处荆襄咽喉且山高林密，易于隐藏与转移，成为
李自成、张献忠部的重要据点，此后，民间反清武装也曾在此与清军周旋，造成了“大岳八百里，罄断人烟，竟为蹂躏场矣；焚修道众，百存其一焉”[14]的凋敝惨景，而到了清朝统治已经相对稳定的康熙初年，武当山所在的襄阳、郧阳地区又被卷入了三藩之乱，数十年中饱经战火。现存武当山最早的一块清代朝山进香碑，刻立于康熙二十三年，记载着康熙二十二年香会进香的事迹，说明直到那时武当的朝山活动才得以复苏。
因此，可以判断，华县这块造像碑刻立的原因在于：以惠惟能为首的14位香客，原本计划于距立碑数十年前的明末或清初，亲自前往武当山朝香，但那时战事频仍，明军、农民军、反清武装、清军、三藩军等几股武装数十年间汇聚武当地区，长期征战消解了朝山所依赖的和平环境，不仅破坏了武当山的宫观建筑，阻隔朝山的道路，更使人产生了畏惧心理，然而毕竟朝香习俗数百年间已深入人心，一旦局势稳定，人们势必又会重燃朝香信念，可惜正如碑中所言，“奈老成半谢，会赀消虚”，“年华日迈，艰于登临”，香会成员或老或亡，当年积攒的会费也所剩无几，虽然会首惠惟能之子惠体仁负欠经营，并且坚决抵制“假神媚利，克囊肥家”的行为，但积累的会费也不足以支付当前的朝香费用，因此，基于香会成员的身体状况和财力负担两方面原因考虑，香会才决定刻石造像，希望“不啻身诣金阙，面睹圣容”，用这种方式表达会众对玄帝的崇拜和对无法亲临武当的弥补。这种行为也深刻地体现了清初陕西关中朝武当习俗和玄帝信仰的进一步强化和普及。
三、碑中体现的基层社会的文化心理
据前所述，武当朝山活动是基于道教玄帝信仰而逐步形成的一项具有宗教性、民俗性、群体性、家族性、游览性特征的文化现象，具有浓烈的道教色彩。然而，通读该碑，除现存碑文前几句为叙述玄帝来历与功能外，结尾部分则充满佛教气息，碑中言“古德云：灵山释迦室，祇在方寸间。不必向外觅，处处是灵山”。这首偈语不知出自何处，然而引述于此，显然将武当山比附为佛教圣地灵山，将太和宫金顶比附为供奉释迦佛的寺庙，将该碑比附为承载佛教经义的造像，这充分说明，及至清代早期，在普通百姓心目中，佛教与道教早已混为一谈，人们对释迦佛与玄天上帝之间区别不甚了了，民间信仰呈现出混杂与功利化的特点。同时也说明了正统道教信仰的进一步衰落，至少在该碑所处的区域已没有正式的道教活动和主持玄帝奉祀的道士，而深植于民间的玄帝信仰与朝山习俗则进一步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习俗，只不过这种风俗的主导者变成了具有较高声望、家族影响力较大的会首，肩负祭祀职责的道士也由佛教僧侣所代替，这种现象也是当时武当香会活动中的普遍状态，例如，现存陕西蒲城县博物馆与该碑同时代的《朝武当仝会碑》中，会首名单中“先觉禅师普度、主持僧人宗智”等佛教僧侣赫然在列，都体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三教合一的宗教生态中，佛教进一步走向世俗化，成为与传统民俗信仰密不可分的传承媒介与传播力量。
在中国明清时期的基层社会中，儒生群体具有承上启下的独特地位。在该碑末尾四部分共46人的题名中，具有郡庠生、生员等身份的儒生共25人，占香会成员的50%多，他们与会首、僧人共同组成了香会的人员结构，参加香会组织，表明他们的心态与“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的传统儒家观念已经有所不同，在基层社会地位较高的郡庠生为该碑撰文书丹，香会成员也乐于请他们参与其事以扩大影响。而次一级的儒生——生员群体也作为香会的重要成员出现在题名中，众多的三代儒生家族与三代会首家族共同构成了香会的主体，以血缘宗亲和地域乡党凝结成的信仰纽带，体现了儒释道三种思想文化交汇融合，成为
香客们的一种自觉行为和精神寄托。但是，这种情感与意识形态无关，只是人们一种朴素的希望得到保护的愿望，“一个人一旦发现父母并不是全能的保护者的时候，不免会发生一种深切地恐慌。这恐慌多少是需要一个上帝来代替父母的依
[15]据”，香会组织的存在增强了基层社会的人际感情和宗族凝聚力，对社会稳定和风俗净化具有积极作用。
这通造像碑雕刻精美，内容丰富，与陕西同时期同类型碑刻共同勾勒出了清代民间玄帝信仰与朝武当习俗的基本轮廓，也印证了学者关于康熙至乾隆年间是清代朝山进香活动鼎盛时期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具有民俗学、宗教学、艺术学、历史学等多重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体味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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