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財富中文網發佈了最新的《財富》中國500強排行榜，該榜單考量了全球範圍內最大的中國上市企業在過去一年的業績和成就。這份榜單揭示了國內資本市場怎樣的問題？
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案例研究中心主任李偉教授帶你深入解讀。
由《財富》（中文版）製作的最新一期“中國500強”（僅涵蓋上市公司）揭榜了。根據“中國500強”的數據顯示，刨除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公司，在海外其他地區上市的中國公司共有15家進入了這個榜單。
值得注意的一點：這其中的很多公司的絕大部分收入都來自中國，海外業務收入寥寥無幾。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在美國上市的京東商城（以下簡稱京東），根據Wind的數據顯示，從2011年到2018年第一季度，京東所有的營業收入都來自中國大陸。
這些公司的業務主要在中國，中國投資者對它們更加熟悉一些，一般而言也更願意給更高的估值。高估值意味著公司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融資，假如其他條件差不多，那麼公司在選擇上市地點時無疑會很看重這點，但為什麼最後它們還是選擇了去海外上市呢？原因很簡單，國內的資本市場無法滿足它們的需求。
以首次公開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s，以下簡稱IPO）為例，上海證券交易所規定申請IPO的企業在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的淨利潤必須都是正數，且累計總額大於3000萬元人民幣。
要求IPO企業有盈利的政策實際上暗含著一種假設，即有盈利的企業才是好企業，監管層這麼做的想法可能是為我們的投資者提供一些“好的”投資標的，但這種想法經常與企業發展的規律不符，產生了很明顯的副作用。
這其中的邏輯在於很多符合IPO標準的公司都是一些業務模式較為成熟的公司，它們有盈利，有正的現金流，但發展空間已經比較有限了，有點“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味道。
與此相反，一些新興公司處於高速發展期，要麼在投資搶佔市場份額，要麼在拼命研發以樹立競爭優勢，這樣的企業往往賺的少、花的多，在運營中存在虧損和負的現金流，但這些公司往往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未來的盈利能力可能非常強。
實際上，即使是在海外資本市場中，不同的交易所之間也會就監管尺度展開競爭，例如同股是否同權的問題。阿里巴巴集團（以下簡稱阿里巴巴）在2014年上市前曾考慮過港交所，但阿里巴巴實行了合夥人制度，該制度使得阿里巴巴的管理層可以在少量持股的情況下就能控制公司的董事會，這與港交所同股同權的政策相矛盾，因此最後阿里巴巴選擇了允許同股不同權的紐交所。
或許是痛感四年前失去阿里巴巴的悔恨，於是港交所修訂了其上市規則——從2018年4月30日開始允許實行同股不同權架構的公司申請上市，而第一家發出上市申請的就是小米公司（以下簡稱小米）。
根據媒體報道，小米創始人雷軍持有小米總股份的31.41%，但其投票權超過了50%。
面對大量優質企業外流的問題，中國資本市場的監管層也在想方設法予以應對，中國存託憑證（Chinese Depository Receipt，以下簡稱CDR）就是這方面的產物。
CDR可以讓中國投資者在國內就能交易那些已在海外上市的中國概念股，但不幸的是，就在各界推動這項改革的時候，A股似乎又開始“舊病復發”了。
根據媒體報道，2018年6月19日，就在市場等待小米發行CDR上會（發行審核表決程序）的消息時，小米公告暫緩CDR、先發行港股的意外消息，其原因是小米和證監會在發行價格上未達成一致。
同樣，阿里巴巴和京東也與監管機構出現了角力的局面。在過去半年的時間中，上證綜指從約3500點一路下滑至約2800點，監管部門擔心CDR會增加市場的供應量，從而進一步打壓股指，因此希望這些公司在規模和價格上可以做出一些讓步。
我們可以從監管部門的所作所為中感受到其呵護市場的“良苦用心”，然而這樣的做法違背了市場運作的規律，打擊了優秀企業上市的興趣，減少了投資者的選擇，從長遠來看造成了一個多輸的局面，實在是得不償失。
進一步說，中國不能一方面認為優秀企業外流了，中國投資者沒有分享到這些企業增長的紅利，另一方面又因為種種短期的考量來阻遏像CDR這樣明顯有正面意義的金融創新，這難道不是現代版的葉公好龍嗎？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無數的案例已經表明，勤勞至多隻能讓一個國家步入小康，要成為發達國家，一個高效的金融體系必不可少。
中國的監管機構有搞好資本市場的心願，但卻總是好心辦壞事，其關鍵在於沒有合理劃分市場和政府的分工。管價格和盈利這樣一些企業運行的微觀指標是監管機構做不了也做不好的事情，應該交給市場去做，監管機構要做的是維護市場秩序，例如打擊內幕交易和股價操縱，這是政府能做且必須做的。
只有當市場和政府各司其職、各自做自己最擅長的事情時，中國的資本市場才會蓬勃發展，而資本市場的繁榮必將培養更多的優秀企業，這正是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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