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鉴定真知堂：
款识，在明清官窑瓷器文物鉴定中具有重大作用。一般而言，宣德以后的瓷器都有官窑款，不带款的很难被认可为官窑。但空白期和明初洪武永乐，明晚期的泰昌天启崇祯三朝带款的瓷器文物罕见。
在明代各朝中，官窑瓷器的款识一般都以楷书书写，以“大明XX年制”、“XX年制”的双圈、双方框及无圈款为常见。而以篆书书写年款的官窑瓷器，目前仅见于永乐、宣德、弘治。万历时期有民窑或者官搭民烧瓷器篆书款。
永乐篆书款
永乐官窑篆书款，目前仅见“永乐年制”四字双行款，按落款方法分为青花料写款、锥刻款（阴文）和模印款（阳文）。青花写款者，到目前为止仅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有杯心饰双狮戏球纹，球内篆书“永乐年制”四字年款；
与杯心画五瓣葵花，花心篆书“永乐年制”四字年款，两种。据明末清初谷应泰著《博物要览》记载：
“永乐年造压手杯，坦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画双狮滚球，球内篆书‘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或四字，细若粒米，此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
但鸳鸯心者及署六字篆书者还未见有实物。
锥刻款和模印款也称暗款，多见于颜色釉瓷器之上，落款位置大多在碗、盘、高足碗等器的内底心或内壁，署暗款的器物相对较多见，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甜白釉暗花龙纹碗，内底锥刻“永乐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款外围单圈，又如景德镇珠山明代官窑遗址出土的红釉双龙纹高足碗，内底心模印“永乐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款外围单圈，圈外环花瓣纹。由于此类暗款多刻印较浅，又被釉所覆盖不甚清晰、不易辨识，有些甚至需对强光透视方可看清，故极易被忽略。
永乐篆书年款，不论是青花写款还是刻、印的暗款，在字体上都颇有章法，风格一致。运笔流畅自然，起落笔处呈尖状，笔划转折处浑圆，字体结构严谨、苍劲浑厚、婉丽飘逸、雄浑豁达。有学者、专家经研究后认为永乐篆书款识的蓝本出自当时的大书法家沈度之手，只是由于临摹的工匠不同，才导致在款识的书写上略有出入。
宣德篆书款
宣德官窑篆书款，目前所见只有“宣德年制”四字款，落款方式与永乐时期一样，分为青花料写款、锥刻款及模印款几种。青花款仅见于景德镇珠山明代官窑遗址出土的天青釉高足碗上，落款于内底心，四字双行排列，外饰双圈。
锥刻款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青花藏文高足碗上，其内底暗刻“宣德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外刻划双圈，圈外还印饰。模印款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甜白釉暗花龙纹高足碗，在碗内壁印双行四字篆书款，款字外围单圈，圈外环饰以莲瓣纹。
宣德篆书年款，字体刚朴肃穆，富有永乐官窑四字篆书款的遗韵，款字结构严谨，笔划圆润，书写规范，笔道粗细适中，笔法苍劲有力，其蓝本应与永乐篆书款之蓝本出自同一人之手。
弘治篆书款
署弘治篆书款的传世品仅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黄地绿彩二龙戏珠纹高足碗，其外壁釉下浅刻二龙戏珠纹，龙纹加填绿彩，碗内施黄釉，内底心锥刻“弘治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款字笔画填绿彩，款外刻单圈，款字左低右高，刻痕清晰，填彩不甚准确。景德镇珠山明代官窑遗址亦有相同品种的标本出土。
弘治官窑瓷器的篆书款明显留有永乐、宣德官窑篆书款的遗风，字体显得浑厚雄健、挺拔秀美，转折之处显圆润。这可能与弘治皇帝喜爱沈度的书法有一定关系。
（朱隐之《书史会要续编》载：“酷爱沈度笔迹，日临百字以自课，又令左右内侍书之。”）
万历篆书款
目前所见书写万历篆书款识的器物在款识的书写方式上较为特殊，与其他各朝款识有明显区别。署此款识的器物以青花盘为多见，亦有五彩器，纹饰上多见鱼藻纹或单个“寿”字纹。款识落于器物外底心，以青花书写“德化长春”双行篆书，外围单方框，框外按“上下右左”的顺序书写“万历年造”四字篆书，外复围单圈，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款识。
对于书写此款的器物究竟是官窑还是民窑生产，目前古陶瓷研究界还存有争议。笔者认为，由于明晚期“官搭民烧”制度相当普遍，书此款的器物纵然不是官窑，也是“官搭民烧”之精品，能够反映出万历时期景德镇制瓷业的最高水平。
清 蓝浦著《景德镇陶录》载：“隆万时，厂器除厂内自烧官窑若干座外，余者已散搭民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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