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戲、北電那麼多神仙一樣的人兒，為什麼一個黑不溜秋的章子怡就躥到了最高峰，是因為她“把心機上升到智慧”，細節絕對決定成敗。
這個小事是突然想起的。當年我曾和她吃過飯，還有張藝謀。共兩桌人，雜七雜八談論著剛剛上映的《我的父親母親》。有的人還因為尚未從悲情中走出來，仍有淚眼婆娑跡象。
時間好像是1999年，反正就是《我的父親母親》影片首映的那天，張藝謀攜章子怡前往我供職的報社做熱線，然後在我的同事歐榮承（時任文化新聞部主任）的邀請下在一家叫“四方居”的川菜館吃飯。
川菜館的老闆一看如此大的導演來自己的店裡吃飯，受寵若驚，馬上遴選精壯店小二數名，分分鐘站在包廂門口，作保衛狀。
那時章子怡還不出名，也就是一個剛當上“謀女郎”的中戲女生。當時她清唱了半首歌，憑此，我認為她今後一定出名，而且大紅大紫。
我當時轉頭對譚飛說：“這小女生如在江湖走動，見一個滅一個，誰都不是她對手”。當時譚飛不信，前些日子我們提起這段，作為娛樂專業人士的他向我豎大拇指。
當年因為章子怡不出名，一些娛樂記者一不小心還會把章子怡寫成“張子怡”，真的，這不誇張。
她坐在張藝謀左手邊，黑不溜秋的，個子也小，甚至都不太像從美女如雲的中戲出來的，倒有些像從某市曲藝團出來的，唱點地方小戲，或者乾脆就是在大牌歌星屁股後面扭來扭去伴舞的那種小妞。
忘了交待，張藝謀右手邊坐的是當時還躋身“國內知名導演”之列的謝洪，就是那個拍了《京都球俠》的謝洪，在七八年前也是演藝圈局部地區一個有點雷聲的人物。
所以，章子怡在細心迎奉張藝謀的同時也迎奉著他。但是，她的迎奉一點都不像現在圈子裡一些小明星那樣肉麻。小章舉止得體，也不做什麼挾菜敬酒之類的凡舉，只是在兩位導演的話題中當一個話架子。
比如，當張藝謀想對謝洪形容成都天氣如何如何，但一兩秒間又找不到最合適的詞時，小章就會說“溫暖、溫潤得讓人想家”之類的話。
再比如，當謝洪想對張藝謀表示某種欣賞卻又不能說得太直接時，小章就會在不搶話頭的前提下，說“其實最可怕的不是才氣，而是對電影的一根筋那種勁兒”之類。
做到張藝謀這樣的境界了，曲意奉承沒用，拳打腳踢也沒用，他什麼人沒見過？有用的是到位的點穴，比如“一根筋”就是高明的點穴。
最重要的是，小章在名氣很大的張藝謀和名氣顯然次之的謝洪面前，毫無厚薄之分，她對謝洪極尊重，而且頻頻和謝洪探討電影藝術，作學生狀。
當說起《京都球俠》時，章子怡不是和謝洪玩虛的，說點什麼“立意高遠、悲壯感人”之類的話，而是說：“當我聽到主題歌時，都快哭了，我至今還記得那首歌，唱起來讓人熱血沸騰”。
謝洪那《京都球俠》差不多已上演十幾年了，那是一部老電影，如果一部老作品突然被人提起當然會讓作者感動，所以謝洪看著她很專注。
章子怡淺笑一下，放下筷子說：“謝導，你不信，我唱給你聽一聽。”然後她就非常準確、非常投入地把三分之二以上的《京都球俠》主題歌唱出來。
直到謝洪導演笑著打斷她的歌聲，謝洪說：“好啊，唱得好啊，真想不到你這小姑娘還能把一百年前的那股子味兒唱出來”。
我認為，這次清唱的效果不是證明章子怡能夠唱出一首老電影的主題歌，那隻能證明她記性好，或者喜歡看足球電影；它的巨大效果證明章子怡是一個很有心的女孩，而且知道什麼時候把心用出來。
細節決定成敗，我認為坐在一旁的張藝謀一定會很滿意，不是滿意小章會唱歌，而是滿意她如此尊重老導演，推而及之就會是，十幾年以後，小章更是決計不會忘了《紅高粱》的主題歌，當然也不會忘了他這位恩師。
把心機上升到智慧，是為大人物，而不是小女子。
那天我是作為一個足球記者被邀請去助興的，為了表示懂點藝術，我向張藝謀請教了關於片中黑白與彩色基調逆轉使用的原因。小章很懂事，對我這樣的俗人也表示了足夠的尊重，我和張藝謀說話，她認真地聽。
章子怡為什麼能出名，雖然坊間有人指責她不夠漂亮，演技也一般，主要是會“來事兒”等等，但我覺得這不公平或者說沒有從現象看本質。
中戲、北電那麼多神仙一樣的人兒，為什麼一個黑不溜秋的章子怡就躥到了最高峰，是因為她“把心機上升到智慧”，細節絕對決定成敗。
如果還不明白，我再舉一個上海灘大佬杜月笙的例子：
杜月笙開始只不過是一小弟，但有一手絕活兒，削鴨梨。他能夠一刀下去不斷皮就把整隻鴨梨的皮給削下來，薄薄的一長根很好看。而且這手絕活兒在關鍵時刻起了作用，讓江湖上當時的宗師級前輩一眼看好，覺得此人能成大器。
始有杜月笙，始有章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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