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結識現代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是1980年冬天的一個週日上午。
當時，我正在位於斗城紅專路上的四川省農業機械化學校放飛希望。因為是星期天，我便習慣性地走出學校，沿裕豐街、政府街一路溜達。在政府街一個不很起眼的書攤，一本紙張並不是很好、名為《經濟與管理研究》的書型雜誌引起了我的興趣。
因為當時剛剛改開搞，學校外國經驗成為一種改變自己的時尚。國外優秀的經濟、管理文章，不時被介紹到國內，成為經濟、管理研究和實踐人員，以及其他有志之士的追捧對象。而我當時才剛滿17歲，正是血氣方剛的時候，自然也跟在後面邀夥夥陽。
雜誌上有一篇文章，從科學管理到現代管理，從X理論到Y理論，從哈佛大學梅奧教授的“霍桑實驗”到克萊蒙特大學彼得·德魯克的《管理的實踐》，較為翔實地介紹了國外管理理論的發展歷程。在粗略翻閱之後，我順手遞給攤主五角錢，拿起雜誌邊走邊看。
因為這篇文章，我對西方管理理論的發展有了一個大致的輪廓，並對現代管理理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以致每每遇到有關管理的書籍就愛不釋手，有時候連吃飯的生活費都弄得沒得了也毫不介意。幸虧當時的同學情誼深厚，同班的耿同學看到我有時間吃了上頓沒有下頓，便隔三岔五把我拉到半邊，悄悄地給我個三塊五塊的飯票。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彼得·德魯克的名字就在我腦海裡深深地紮下了根。無論是《公司概念》《管理的實踐》，還是《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任務，責任，實踐》，只要是他的書，遲早都會來到我的案頭。每天晚上睡覺之前，順手翻開一本書，一頁一頁地仔細閱讀，不時在上面劃出一道道的紅槓槓，也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
被當今世人津津樂道的彼得·德魯克管理兵法，無論是分權與授權、顧客是企業存在的目的、不創新的風險比創新高得多，還是化社會問題為商機、公司經營不能炒短線、管理者的三大使命（實現公司目標、讓員工有成就感、履行社會責任）、知識產業時代經濟全球化，在那個時候就非常堅實地住進了我的腦海。在斗城畢業那年，學校為提高我們這屆學生的適應能力而專門開設的企業管理課，我順理成章地以賣燒餅的成績輕鬆過關。
1950年元旦，病重的世界創新理論鼻祖、商業史研究奠基人、創造性毀滅的發明人、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瑟夫·熊彼特，曾對前去探望他的彼得·德魯克父子說過：“我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年齡，知道僅僅憑藉自己的書和理論而流芳百世是不夠的。除非能改變人們的生活，否則就沒有任何重大的意義。”
約瑟夫·熊彼特這句發人深省的話，後來成為彼得·德魯克衡量自己一生成敗的基本標準。他一邊教書，一邊做諮詢，一邊寫作，非常自如地在三種不同的身份之間切換，冒著被學院派邊緣化的危險，深入管理的實踐一線觀察思考，進而實事求是地得出自己的結論。因而他的研究成果，沒有學院派常用的管理模型和數據分析，取而代之的則是一些風格簡單、直指人心的觀點和故事。
彼得·德魯克這種尊重事實、讓事實說話的研究方法，也深深地影響了我。不但平時十分注意生活點滴的收集和整理，而且在工作中一旦遇到什麼難題，也不是像學院派那樣查閱經典、請教上方，而是非常細緻地在觀察現場，冥思苦想，多方尋找更加符合實際的處理方案和解決辦法。
1987年2月，我在四川廣播電視大學，脫產攻讀的黨政管理幹部基礎專修科，按要求要撰寫一篇10000字以上的畢業論文，然而對於寫什麼卻又一時舉棋不定。
就在苦思冥想之際，彼得·德魯克進入我的夢鄉，於是我把目標管理引入當時頗為時髦的幹部責任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領導幹部任期目標責任制的構想，並就其中的目標和考核兩大關鍵問題展開論述。論文不僅順利通過評審，還因為“對各種問題所提出的主張辦法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和可行性”而被評為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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