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運動變化的角度來看，任何事物的發展過程都會經歷產生、興旺、衰退和消亡幾個階段，邪教組織也不例外。從古到今的邪教組織，儘管在其演變過程中總是在不斷的改頭換面，偽裝和掩飾自己，但是其邪惡本質決定了邪教組織發生的一切改變呈現給世人的只能是表象和假象。透過眼花繚亂的表象和假象，我們會發現，無論時代和社會環境如何變遷，邪教的“邪惡”本質一直沒有改變。研究邪教組織的發展演變進程，透過現象看本質，把握其規律，會更有助於防範和打擊邪教。
一、創教者的原始積累期
事物的發展都存在著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變化過程，邪教組織的初創期或教主傳教早期是其量變的積累時期，在此時期，邪教教主通過各種手段，機關算盡，逐漸積累了人力、物力及雄厚的財力，完成了原始積累，為其發生質變打下了基礎。那麼，這個原始積累的過程，邪教教主是藉助於那些手段完成的呢？
1．行醫治病。生老病死，自然規律，從人類誕生之始，就無法徹底擺脫疾病的侵害，部分人甚至被疾病困擾終生。渴求擺脫疾病的纏繞成了幾乎所有人的夢想。對於身患疾病的人而言，懂得醫術，能拯救其脫離苦海的人就是“活神仙”。邪教教主深諳此道，賣弄醫術、特別是帶有神秘主義的巫醫成為邪教拉攏信徒的核心手段，行醫也成了他們攫取財富、地位和拉攏信眾的最佳途徑，在整個邪教發展過程中起關鍵作用。
遍觀明清時期的秘密教門教首，普遍靠行醫治病拉攏民眾入教。幾乎所有的邪教頭目，都曾經學過醫，讀過醫書，有從醫或巫醫的經歷，即使他本人沒有這方面的能力，他也會網羅會醫術的人共同從事創教和傳教事業。邪教頭目每到一個地方傳教發展信徒，最便捷的就是給當地的民眾免費治病，民眾病痛減輕或痊癒後，自然會對其感恩戴德，傳教者藉機對其進行拉攏。甚至是當代邪教法淪功頭子李洪志最初也是依靠設立氣功站點，傳授氣功強身健體俘獲群眾的。一般說來，土生土長的、扯著道教和民間信仰作為偽裝旗幟的邪教組織更注重以行醫治病和強身健體誘騙人入教。
全能神的洗腦
2．教義傳播。一般說來，邪教組織拉攏信徒必須要對信徒進行“洗腦”，而最方便、快捷，易於為民眾接受的洗腦方式就是傳唱教義。客觀的說，從傳播學的角度看，邪教教義非常“接地氣”，語言通俗易通，情節生動感人，傳唱起來朗朗上口，能夠引起老百姓的共鳴。邪教組織把剽竊的玄奧難懂佛教哲理、佛教故事改編成通俗生動、情節引人的故事，輔之以韻文、曲調，有說有唱。甚至還穿插一些教首行善的感人故事、及描述未來美好生活等人們喜聞樂見的內容，形成了一整套非常便於傳播、又深受百姓喜愛和接收的格式。如黃天教在《佛說利生了義寶卷》中介紹教主李賓的生平事蹟，採用如下唱詞：“普明佛，為眾生，投凡住世。化男身，姓木子，四十餘春。娶王門，為結髮，開花二朵。長嫂康，次嫂高，兩氏夫姻。有如來，再不知，已為佛體。邊塞上，受盡了，苦楚官刑。戊午年，受盡苦，丹書來招。大開門，傳妙法，說破虛空。”類似說唱詞普遍存在於各個邪教組織的經卷中。
門徒會提倡“關愛”拉攏群眾
3．互幫互助。邪教組織大惡如善，大奸似忠，表面上邪教組織也是一個充滿溫情的團體，教首剽竊儒、釋、道教義，宣揚“向善”、“關愛”、“奉獻”等思想，提倡信徒們之間互敬互愛，互幫互助。如羅教、大乘教針對運河上糧船水手勞動艱苦，漂泊大運河充滿風險，收入微薄，漕運又有季節性等特點，在杭州、蘇州一帶建造庵堂，作為水手們回空時駐足與老弱病殘棲息之所，因而引得大批糧船水手皈依。門徒會宣揚季三保是“愛人勝過愛自己，常常把東西攢下來，自己少吃、少用、少穿，送給貧窮可憐的弟兄姊妹，家裡偶爾有一點錢，總是給工人做路費，或者給弟兄姊妹吃，他常說，自己餓一下是小事，只要弟兄姊妹吃好、喝好，他就心滿意足了”。門徒會二號人物許某也是通過幫助群眾解決一些生活困難（給人送衣送食、幫人蓋房子、娶媳婦）及省吃儉用、搞好“信教”群眾的接待工作及“處處溫和卑微”的和藹態度而贏得好感。
4、家庭聚會。對於以農業生產為主、對現世不滿但無奈，對來世有強烈宗教渴望的勞動者，如果燒香、唸佛、敬神等都可以在家中或村子中的佛堂中進行，既省錢又不耽誤農時，自然是非常歡迎的。南宋吳郡沙門茅子元，他上承佛門正統、下開佛門異端，創立的白蓮宗，摒棄了佛門宗派繁文縟節和修行門檻的種種羈絆，開創了在家修行、男女同修等簡單易行的修行方式，對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文化娛樂生活貧乏的人，勞作之餘，夜晚能聽到說唱經卷，受到的歡迎程度可想而知。茅子元創立白蓮宗，可以肯定的說並不是為了傳習邪教，甚至造反，但其這種活動方式和組織形式，卻被後來的秘密結社組織所繼承。教首利用這種傳播手段和結社形式，有效的把廣大群眾吸附在了神化了的教主周圍。
此外，邪教組織無一例外的都有一條規矩，即入教時必須向教首繳納一筆錢，稱為“根基淺”或“種福錢”，每逢年節，還要向教首繳納“跟賬錢”等各種名目的錢財。在此過程中，教主完成了財富的原始積累。
正是由於上述適應下層社會群眾心理和生活條件的傳教活動，傳教者與百姓水乳交融的連為了一體。無論統治者當局用何種方法打壓，邪教這棵毒草都千方百計紮根於民眾之中，使其組織得以發展，生命得以延續。
二、邪教組織的惡性膨脹
客觀的說，邪教教首、教主在創教或傳教之初，大多為了斂錢，以改變自己的地位與處境。即使初始因向道修行而創教，但創教後仍為斂錢，初始並無明顯的政治動機，即所謂“愚者求福，黠者斂錢，原未必有謀反倡亂之心”。但當量變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時，事物必然引發質變，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當邪教組織勢力強大，財力雄厚時，便會覬覦世俗政權，萌發造反奪權的政治野心，同時也矇蔽教徒盲目參加其造反活動。
邪教組織膨脹後的政治動機
明清時期，教門起事和造反活動風起雲湧，明代276年間共發生“邪教”案270起，而清代267年間則達到492起，頻率之高，事件之多，間隔時間之短，世所罕見。對其進行打壓，也成為統治者當局的頭等大事。僅爆發於四川、陝西、河南和湖北邊境地區的白蓮教徒武裝反清事件，歷時九載，清政府耗費了十六省的數十萬軍隊，並導致十餘名提督、總兵等高級武官及副將以下400餘名中級武官陣亡。前後投入超過兩億兩白銀，相當國庫五年財政收入，使國庫為之一空，也是清朝由盛轉衰的標誌。可以說，中國歷史上“邪教”即秘密教門自元末形成後，經過明朝的發展，為自己的徒孫們“開拓了一條在專制帝國中生存發展、搗亂反叛的道路”。
民國時期，各種名目的會道門遊走於不同的軍政勢力之間，攀附權貴，擴充實力，進行政治投機，拓展生存空間。在當時的會道門中，同善社勢力最大，頗具代表性。在同善社早期即“禮門”時期，教首彭泰榮將川軍一大批高級將領拉入其組織內，甚至將四川總督趙爾巽也拉入道內，擔任“護法。”隨後，在北京，又將陸軍部中將姚濟蒼引入道內，委以重任。1917年，姚濟蒼等人將“禮門”更名為“同善社”，時內務部長朱取鈐本人即同善社信徒。在此情形下，一大批軍閥官員和地方豪紳都加入到同善社，不出數年，其便發展成全國性的會道門組織，各地都設有分號。1933年，彭泰榮派其兒子彭寶善前往東北秘密見溥儀，表示願為其訓練幾百萬“神兵”，重新奪回天下，1939年，彭泰榮在北平與日偽勢力接上頭，公然宣稱日本侵華是奉了“上天”的使命，下凡實現“收圓”使命，實數地道的漢奸賣國行徑。抗戰勝利後，彭泰榮積極投靠國民黨，與共產黨為敵。更有甚者，當代邪教赤裸裸的攻擊我黨和政府的領導，煽動信徒與政府和人民為敵，在人間建立以其教主為首的神權王國，囂張至極。
更為荒唐的是許多教首、會首都有帝王夢，即使在被吹到天上去的康乾盛世，每年都會抓出幾十上百的稱王稱帝的逆案，不知從哪兒冒出個教門，有個幾百個信徒，就敢關起門來在炕頭上稱九五之尊，大封三宮六院、丞相將軍。即使到了到了解放後，在農村小土屋裡登基稱帝，大封“文武百官”與“三宮六院”教首也不乏其人。
三、邪教組織的衰落與分裂變異
事物的發展變化由兩種因素決定，一個是外部因素，一個是內部原因，邪教組織也不例外。一方面，由於邪教組織嚴重擾亂和破壞社會經濟秩序，必然受到統治者當局的嚴厲打擊；另一方面，其內部因權力和利益之爭而發生內訌和分裂，所以衰落是不可免的。
歷朝歷代執政者在治理邪教問題上，都採取嚴厲防控和武力鎮壓兩種手段。在當局的高壓態勢下，邪教組織一度被消滅，但個別漏網之魚會繼續潛藏於民間，以更加隱蔽的方式傳播邪教，在此過程中，邪教組織發生了形式上的變異。如明太祖朱元璋利用白蓮教的力量而建立了大明王朝，故從登上皇帝寶座開始，對白蓮教大肆鎮壓。在朱元璋統治期間，白蓮教基本上被消滅殆盡。但白蓮教在民間的影響還在，後來，經過變異的邪教組織又浮出水面，羅教、黃天教、聞香教、弘陽教等各種名目的結社組織充斥民間，攪擾著大明王朝的安定局面。當代邪教組織“全能神”就是原“呼喊派”成員趙維山在“呼喊派”分崩離析後，他帶著一批成員收攏原呼喊派教徒而衍生出來的，自立門戶，變異出來的新的邪教組織。邪教組織門徒會也是如此，其頭目季三保原也是“呼喊派”信徒，“呼喊派”覆亡後，他創立了門徒會。其他邪教組織諸如“靈靈教”、“被立王”、“主神教”等邪教組都與“呼喊派”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眾所周知，傳教可以改善生計，成為發家致富的一條捷徑，就會吸引眾多的門徒參與進來。當邪教內部權力和財富集中於教首一人，大小頭目感覺分配不公時，勢必引起分裂。聞香教因信徒李國用、李應夏貪沒各地教徒奉獻的香金，教主王森惱羞成怒，將二人逐出師門，李國用便自稱“太極古佛”，與李應夏另立門戶傳教，雙方遂展開互鬥，李國用等先是寫匿名信告發王森種種害民行跡，後來以“起蓋石城（王森的城堡），私置違禁器物，私造違禁龍亭”等僭越事情告發官府，最終王森因此事入獄死亡。同樣，在一貫道內部，道首張光璧活著的時候，就存在師尊派和師母派激烈的爭鬥，各派為了各自的利益，瘋狂的擴張勢力範圍，發展新的組織。
邪教內部一些能量大的教徒，當自己在創教過程中日益老練，掌握的傳教的秘密和技術手段後，也多不甘心寄人籬下，任人擺佈，則會另起爐灶，創立新教，自為教主。法淪功頭目李洪志深知其中厲害，故十分害怕法淪功出現內亂、分裂。他說：“無論現在和將來，亂我們法的，那隻能是內部弟子，千萬注意”，要求 “大法弟子們切記，將來無論何時、何地、何人，以任何藉口把大法分成部、派、門、宗等類似行為都是亂法。”但是，李洪志阻擋不了其衰落的趨勢，從法淪功中分裂出來的變種也實在不少，比如“慈悲功”、香港“真身師父”彭珊珊、“大乘華嚴佛法”、“法淪聖王”、“長春新立佛”、“男女雙修”、“傳銷”、“金法”以及“全法”（所謂《轉法淪》第十講）等變種。這些變種與法淪功一脈相承，荒涎不經、愚昧迷信，危害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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