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民政部發布了《2017年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對過去一年全國的結婚數據進行了統計。2017年內地居民的結婚人數和結婚率延續了過去幾年的下降趨勢——結婚登記的內地居民為 1063.1 萬對，比上年下降 7.0%，其中結婚率為 7.7‰，比上年降低 0.6 個千分點。(筆者注：結婚率指在一定時期內平均每千人口中的結婚對數，一般用千分率表示)
前幾天，主流媒體對於結婚率下降的統計結果進行了評論。媒體將這種現象總結為“懶婚”：
不結婚、或者不著急結婚的年輕人，未必是因為排斥婚姻，更不是因為不相信愛情，只是因為有更深層次的精神追求。婚姻關係本身能提供的，終究只是一種形式層面的穩定庇護。但真正“穩穩的幸福”，不是靠制度形式倒逼出來的，它的基礎，是個人清醒的自我認知。而認識自己，哪裡是那麼容易的事呢?所以還是等一等，等認識到最真實的自己，到那時候，才收得到最篤定的“心動的信號”。
這篇文章的態度相比那些說不結婚不生孩子就要交罰款的“專家”來說，可以說是非常好了。比較溫和的態度，沒有批評不願意結婚的年輕人，還對這種現象表示了理解。但是這篇文章搞錯了“懶婚”的定義，也弄錯了“懶婚”的原因。
百度百科對“懶婚族”的定義是，有很好的職業，有較高的經濟收入和舒適的生活條件，但不願意結婚的族群。這個解釋確實符合“懶婚”中的“懶”字，就是有能力結婚但不結。但這類人並不是是初婚年齡延遲，結婚率低的主要原因。
現實中，更多的人面臨的情況是，沒有足夠的積蓄買車買房，才不斷推遲結婚的時間。他們為了結婚努力工作攢錢，居然還給他們扣上“懶婚”的帽子，實在是有點冤枉人。當然也有些人因為窮所以“懶”。“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雞湯對他們不起作用。在如今的社會條件下，結婚生子意味著沉重的生活重擔。很多年輕人自己都是月光族，當然不願自己的生活背上如此重負。與其自己花錢為國家培養勞動力，辛苦努力奮鬥被人當韭菜割，不如過低慾望的生活。不結婚不生孩子，不買車不買房。這種心態與“三和大神”類似:
“根本上說，他們過上大神的生活，正是因為不願意完成主流社會對體力勞動者的規劃和期望，不願被奴役。”
網友對於沒錢結婚的吐槽
這篇文章顯然沒有把我們這些占人口多數的無產階級考慮進去。無論是窮且“懶”，還是窮而不“懶”，無產階級結婚越來越晚的原因都與“找不到精神匹配的對象”無關。結婚率低的根本原因還是因為結不起。
結婚率、生育率近幾年走低是世界範圍內普遍的現象：
“據英國《衛報》網站9月3日報道，《朝鮮日報》委託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今年第二季度韓國生育率僅有0.96(即每個育齡婦女平均生育子女0.96個)，是歷史上首次低於1。據女性家族部的數據，韓國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為30.2歲，而1990年為24.8歲。平均來說，女性生育第一個子女的年齡是31.6歲。
歐盟部分國家生育率總和變化情況
1990-2015年世界各大洲生育水平(資料來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7 Revision)
在這些結婚率、生育率持續降低的國家中，最為我們熟知的就是日本。“低慾望”，“宅”文化就發源於日本。日本作為我們的鄰居，在婚姻方面的情況跟我國也有很多相似之處：
日本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齡逐年上升，2015 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 31.3 歲，女性 29.4 歲......當今日本，相當數量的年輕人對婚姻持不積極態度，單身年輕人增多，使得結婚對數持續走低，2017 年的結婚對數為60.7 萬對，比上一年減少了 1.4 萬對。
日本2017年的總人口數據是1.268億。根據中國統計結婚率的算法，用結婚對數除以總人口數，得到的結婚率是千分之4.79(中國民政局公佈2017年結婚率為千分之7.7)
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隨著經濟長期低迷，企業出於節約用工成本等方面考慮，逐漸採用了小時工、合同工、“契約社員”、“派遣社員”等非正規就業的制度，使非正規就業人數增加較快。目前，25—34歲的日本年輕人中有近三成從事鐘點工、派遣工等工作。處於結婚和生產適齡期的 15—34 歲的年輕人中，非正規就業人數在 1990 年到 2015 年的 25 年間，由 255 萬人上升到了 521 萬人，增加了一倍。男性非正規就業者工作不穩定、收入低、工作時間長、缺乏社會保障和職業上升空間，直接影響了他們的結婚和生育。根據內閣府的調查，年收入在300 萬日元的男性結婚率只有 9.3%，而年收入在 600 萬以上的男性，結婚率則達到了 37.6%。(筆者注：這裡的結婚率不同於以上算法)
筆者沒有找到中國關於結婚率與收入之間的關係的統計。但就日本的情況而言，並不是收入越高，觀念越開放，結婚率越低。恰恰相反，收入較高的群體的結婚率比收入較低的群體高出好幾倍。這再一次證明了，影響結婚率的最主要因素並不是觀念，而是經濟。
經濟上不安定不僅會影響到年輕人的結婚，還會影響到他們的子女數目。高物價、高房費、高教育費等經濟方面的原因使得一些年輕夫婦“想生而不能生”或“想多生而不敢多生”。
據統計，日本的孩子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費約 1400 萬—2000 萬日元，養育子女的費用之高讓年輕夫婦望而卻步......經濟上的考量造成了實際生育孩子數目與理想生育孩子數目之間存在差異。
2016年，日本上班族的平均月薪是30.4萬日元。就算夫妻兩人都有工作，都能拿到平均月薪，一個孩子的教育費用也要花費兩人三年的總收入，還不包括其他的養育費用。而且日本的全職主婦比例很高，很多有孩子的女性是沒有收入的。子女教育費用佔收入的比例過高是影響結婚率和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這點也跟中國很相似。
隨著家庭模式的變遷，三代同堂大家庭減少，核心家庭增多。一方面是祖父母一代參與育兒情況越來越少。另一方面，工作與育兒兼顧的社會環境尚不十分完善，保育園數量不足，育兒成本高。不少兒童到了入托年齡卻進不了保育園，出現“入托難”現象，東京、大阪等大城市的情況尤為嚴峻。因此，雙職工家庭在工作與育兒之間產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特別是雙職工家庭的妻子，既要工作又要承擔育兒和家務，往往身心俱疲。
另外，雖然有《育兒休假法》等相關法律保障了女性在生完孩子後重回崗位，但不少企業並未認真執行，一些企業會營造一種很難讓女性員工休完產假迴歸崗位的氛圍，導致女性通常在在懷孕後自己提出辭呈。一些女性不願失去自己來之不易的工作，只能選擇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
在核心家庭中，付出最多的往往是女性。“結婚生子對女性來說不是什麼好事”的觀點不僅只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權主義者能意識到。筆者也曾聽幾位初中畢業，在工廠工作的女工說“結婚就是給人當牛做馬”。但她們也覺得自己沒有拒絕婚姻的權利，“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出於種種原因，選擇默默承受這種生活的群體是勞動者中的大多數。
當然也有些人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命運”，所以選擇拒絕結婚或者生孩子。當獨居孤獨無聊的時候，可以用寵物或虛擬遊戲來替代孩子。畢竟養寵物的費用遠遠低於養一個孩子的費用，還能陪伴自己，性價比很高。甚至是玩虛擬遊戲，養虛擬寵物，就更不用花多少金錢和精力，心理上也能獲得滿足。一些遊戲或其他文化產品就是滿足了很多年輕人這種“佛系”的心態，才獲得了商業上巨大的成功。
佛系遊戲“旅行青蛙”
雖然家庭和婚姻是私有制的產物，但在一個有社會制度保障的社會環境下，家庭和婚姻的存在並不會讓人們背上如此重負。勞動者，不管男性還是女性，可以在工作中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養育孩子。比如上世紀50-70年代的中國，家庭和婚姻依然存在，但是看管，教育孩子的任務很大程度上由社會上的託兒所和學校完成了。醫療，養老，住房也都有保障。普通工人家庭也養得起好幾個孩子。
最近幾年也有科學研究表明，實施一定強度的家庭政策可以對生育產生激勵效應,促進女性發展和社會性別平等取向的家庭政策有利於鼓勵生育。也就是說，政府要給夠福利，承擔起教育，醫療，養老等等公共職能，減輕公民養育孩子的負擔。還要鼓勵男女平等，讓男女共同承擔家務，減輕女性的負擔。
這些提議恰好對應著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的訴求。雖然官方媒體口頭上也並不否認這種提議的合理性。但通過觀察政府對民眾中爭取經濟利益和爭取男女平權的力量如何打壓，就可以看出官方對於這種訴求的真實態度。 統治者想用最少的成本割到最多的韭菜，一開始會採取意識形態灌輸的方式，讓民眾自覺的自己花錢種韭菜。等到民眾感覺這樣很虧，已經不信這套的時候，就會用懲罰與暴力鎮壓的方式來管理民眾。不滿的民眾想要爭取不種韭菜的權利，就勢必會與暴力機關對抗。如果反抗民眾的力量不夠強大，一下就被鎮壓，大家只好繼續乖乖地去種韭菜。統治者就可以毫無顧忌地繼續割著韭菜，割完一茬還長一茬，割完一茬還長一茬......
年輕人對於社會主流秩序的不滿拉開了對峙的序幕。勞動者們在經歷一次次的鬥爭後會逐漸意識到，最終要爭取到“穩穩的幸福”，只能靠我們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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