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國畫院專業創作與研究系列：黃戈卷》，周京新主編
2018年7月下旬，我再次到南京尋訪，得到了薛冰老師和張靜女史的大力協助。此程的尋訪目標之一乃是傅抱石故居，在到達南京的前幾天，我把尋訪名單發給了薛老師，而他將這些地點一一作了落實。薛老師告訴我，南京有兩處傅抱石故居，其中一處可能進不去。而當我們共同乘張靜的車來到此故居時，這裡果真被巨大的圍擋攔住，薛老師帶著我從側旁穿入，終於來到了傅抱石故居的門前，門上寫著要做維修，早已停止對外開放。
於是薛老師帶我來到了另一處。此處的傅抱石故居處在一座小山頂上，鬧中取靜。此程的帶路者是薛老師的朋友孔祥東先生，孔先生乃是南京著名的書畫收藏家，對現當代名家字畫最有心得。就目前的藝術品拍賣市場而言，貴今踐遠趨勢甚濃，故現當代字畫價格遠在古代字畫之上，我於此多有不平，但市場並不以某人的不平為轉移，而孔先生能於這個版塊發力，足見其實力非凡。
孔先生對南京的畫家如數家珍，一路上向我講解著這些畫家的一些趣聞，而來到第二處傅抱石故居時，他報上姓名，大鐵門為之一開，我們乘車直接開到了小山頂上，在那裡見到了傅抱石紀念館副館長黃戈先生。黃館長看上去很年輕，感覺在三十歲左右，言談舉止成熟老練，亦不乏謙遜，他把我等帶到接待室先喝茶聊天。經過孔祥東先生的介紹，方得知黃戈亦是頗具名氣的畫家，而黃館長也很直率地講述了自己來此館任職之前的經歷。在聊天的過程中，黃館長贈送每人一本畫冊，此為吾之所得。
回來後細看，原來這不單純是黃館的畫冊，同時也是一部他的學術論文集。此書的一半內容乃是關於傅抱石的研究論文，此部分內容對我最為實用，也成為了我撰寫傅抱石一文的參考資料之一。
關於黃戈跟傅抱石之間的關係，他在《南京傅抱石紀念館札記》一文的案語中寫道：
年少讀書時因為想拜謁傅抱石先生，第一次來南京到的第一個地方就是這裡，後來報考博士中途又到過裡休憩，讀博期間第一次論文獲獎、參加研討會第一次宣讀論文、第一次科研課題申請成功、博士論文的開題與答辯、第一本專著的出版……
既然有這麼多的巧合，看來黃戈任該館館長乃是命中註定，古語有“死得其所”，而在黃戈先生這裡，卻是“活得其所”，的確是令人心羨。他的論文集中，我頗感興趣的地方是有著留日經驗的傅抱石是否受到了日本畫學思想的影響。黃戈在文中給出的結論是：“以目前的資料分析，沒有足夠的證據可說明傅抱石與他們（日本畫家）有直接的關係，如師承、傳授、交遊等。”
儘管黃先生對於傅抱石有著非一般的緣份，可他並不會用情感代替事實，他在文中客觀地引用了不同人以及不同的說法，比如其在文中引用了1962年李松陪同傅抱石接受瑞典留學生雷龍訪談中的所言：
我去過日本四年，學習東方美術史，不是學畫。但日本畫對我也有影響。一是光線：二是顏色上大膽些了。現在看來，第一點比較顯著，在創作上注意了光線對比等等。
對於這樣的說法，傅益瑤在《我的父親傅抱石》中亦有相同的闡述：“父親用他在日本學到的關於光線和色彩的知識以及從大自然中體悟出來的技巧，去捕捉、描摹、表現大自然的景色，這是師法自然的結果。”由此可證，傅抱石在日本學習期間，確實借鑑了該國畫家的一些繪畫技巧。既然如此，黃戈如何用此相反的證據來佐證自己的結論呢？他在文中認為就客觀而言，傅抱石的確受到了日本繪畫新風的啟發，而這樣的啟發可總結為兩個好處：
1：假借日本的傳統追索中國業已失去的“古法”，因為其曾經由中土傳播東洋，所以可以不計為“學日本”，而是“尋祖先”。
2：假借日本的新畫風觸及西方的科學觀和寫實方法，因為這是日本自西方的“舶來品”，所以學日本又不是學日本，把日本作為學習西方的窗口。
看到這樣的結論，令我啞然一笑，這種解釋方式既可說明了傅抱石學習東洋繪畫技法就等於學到了中國繪畫的古法，將接受新觀念的旅程變成了尋古之旅，同時日本新派畫風也借鑑了西方繪畫技巧，而傅抱石通過這樣的學習，等於間接的學習了西洋人的繪畫技法。僅憑這兩點總結，就讓我體味到了黃戈在客觀冷靜之下依然對傅抱石有著濃情厚意。
除此之外，這本論文集中所收文章，我所感興趣者，還有關於宋元繪畫在高麗王朝時期的傳播與交流，而這是我所未曾留意的領域。在該書中，還有一部分內容則黃戈的兩位導師對黃戈的畫作所寫的評論文章，由此而讓我瞭解到他的導師之一是周積寅先生，而我在撰寫藝術之旅時，時常參考引用周先生的文章，由此方知黃戈為他的弟子，這令我頓生親切之情。對於黃戈的繪畫，周積寅有如下概括性的評價：
黃戈的山水畫起步於北方山水傳統，所以他以前善畫雄奇秀美的太行山、呂梁山等地，他的畫中筆墨方硬勁健、骨力強悍，咫尺之內有千仞之高、萬里之勢的氣魄。到南方之後，他的畫中多了些內斂含蓄的氣息，筆墨更加灑脫率性，少了些刻露板滯。我觀近期黃戈的山水畫常作滿構圖：林木蔥蘢，山勢崔嵬，雲氣瀰漫其間，集壯美與優美於一境，有北方雄渾靜穆而不囂張，兼南方清麗婉約而不矯飾之感。
“徐州漢畫像拓片”
七月下旬我在江蘇境內又進行了多地尋訪，其中第一站就是徐州，在這裡我得到了肖豔波女史和張慶會先生的大力幫助，他們帶著我在徐州市轉了兩天，當我完成徐州之行，他們送我回高鐵站時，張慶會贈送給我一張徐州漢畫石拓片。而我在此前，早已聽聞過徐州漢畫像石乃是中國同類品中的“四大”之一，以這樣貴重的禮物相贈，當然令我感激不盡。
回來後展看這張拓片，其尺寸之大，超我想像。而捶拓之精，畫面立體感之強，都能給我以震憾。為了拍照這張拓片，令我頗費躊躇，最後將其黏貼在工作室最大的一面空牆上，方將這幅圖案的全貌收入鏡頭。
正是因為這張拓片，令我開始思索為什麼在徐州出現了這麼多的漢畫像石。當然從歷史角度來說，徐州原本就是九州之一，關於九州包括哪些州，文獻中有不同的說法，最為流行者當數《尚書·禹貢》中的排列：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這九州中，徐州排列還算靠前。雖然《周禮》和《呂氏春秋》上的所載與以上略有不同，但基本上都將徐州排列在內，可見在遠古時期，徐州已然是中華大地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於徐州的得名，雖然有著不同的解釋，但較為流行者，乃是緣自古徐國。我對於該國的瞭解乃是源於對徐偃王墓的尋訪，他原本就是徐國的國王，只是徐國後來被滅，徐偃王帶領部分子民前往寧波地區。我尋訪徐偃王的原因，是因為他在寧波的東錢湖興建了一所書院，雖然當時的書院概念與唐代之後的書院有一定的區別，但至少我的書院之旅能以此為開端。
古徐國的範圍顯然不會僅是徐州一市。古代的徐州稱為彭城，《左傳·成公十八年》稱：“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郊。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部，取幽丘。同伐彭城。”看來彭城在春秋之時已經是一所名城，而該城名稱的來源乃是出自大彭國，大彭國的創始人就是著名的彭祖。彭祖乃是黃帝的六世孫，以長壽著名，《列子·力命篇》稱“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故後世稱其為八百歲，然韋昭考證說，這句話其實指的是古彭國有八百年的歷史。而張慶會帶我前往徐州名人園參觀時，在那裡果真看到了彭祖的雕像。
到漢代之時，徐州成為了富庶之地。劉邦建立漢朝後，原本實行休養生息的薄葬制度，然而到了漢武帝時期，這種制度很快改變。按照當代學者的觀點，漢高祖到景帝時期，社會上流行著黃老的無為說，而漢武帝卻排斥黃老，獨尊儒術，儒家的核心思想為仁孝，而對死去長者的厚葬是儒家所強調的孝行的表現。漢武帝從即位的第二年起就開始營造陵墓，直到他去世，茂陵營造的時間長達53年，同時漢武帝還為自己的親信大臣在茂陵附近建造了體量巨大的墳墓，故上行下效，社會的厚葬之風迅速風行。
東漢時期，選拔幹部的重要標準之一是舉孝廉，而厚葬先人成為了舉孝廉的直接表達方式，正是厚葬制度的風行，使得在墳墓內雕刻圖案成為了重要而流行的表達形式之一，這也正是徐州地區成為中國四大漢畫像石集中地的主要原因。
徐州漢畫石像的圖案可謂五花八門，其中最流行的圖案就是車騎出行圖，而我所得的拓片就屬這類題材。如何解讀這些圖案所表達的內容，專家們各有各的說法，我在此不一一引用，但是我從文獻上得知，徐州漢畫像館所藏的畫像石僅“庖廚宴飲圖”就有一百多幅，這是十分接地氣的題材，看來過去的先人希望在地下也能享用美食。而徐州地區為什麼這類的畫像石出土眾多，這依然跟彭祖有著直接的關係。據說，他正是進奉“雉羹”得到了堯帝的賞識，才受封於彭城，之後被稱為“彭祖”，而他除了長壽外，還被烹飪界視為鼻祖。
在徐州的時候，肖豔波、張慶會還請我吃了著名的徐州羊肉。二人告訴我，伏天裡吃羊肉乃是徐州最有名的習俗。想來這個習俗始自彭祖。而那天晚上，羊肉館內擠滿了吃客，肖豔波提前訂的座位也被人佔據，我們在等座期間，看到當地的羊肉作法五花八門，尤其是烤羊肉串的方式與他地不同，見到這種滋滋冒油的烤法，豈止令我食指大動，而我在文獻中也看到，徐州的銅山漢王墓裡出土的漢畫像石，就已經有了烤羊肉串的圖案，想來這一切都應當感謝彭祖。雖然我得到的漢畫像石不是烤羊肉串的圖案，但這不妨礙我在這個餐館裡饕餮時的愉快心情。這種愉快不僅是源自羊肉串的美味，同時也源於我跟張慶會第一次見面時，他就告訴我，已經考證出韋姓的來由，而韋姓竟然也跟彭祖有一定的關係，如此論起來，肖豔波、張慶會安排我在徐州吃的第一頓大餐就是羊肉，想來有深意焉。
《身處艱難氣若虹――論金農山水畫的代筆與原貌》，曾經緯撰
七月下旬，我到江蘇的幾個城市尋訪文化歷史遺蹟，回來後的一段時間忙著將所訪過程寫成文章，而某天我正在寫金農與羅聘，寫到一半時，有新的快遞送來，我一時來不及拆視，到中午寫完後，拆快遞視之，原來是《西泠藝叢》總第四十二期，而本期的專題正是金農研究，其中就有曾經緯先生所寫的《身處艱難氣若虹――論金農山水畫的代筆與原貌》一文。這一瞬間，讓我想到了佛祖的拈花微笑。
我跟曾先生素未謀面，經上海書畫收藏大家王金聲先生之介，我得以跟曾先生有了微信上的聯繫。前一段曾先生贈送給我一柄摺扇，由此讓我瞭解到他的書法頗具功力，他在來信中談到了他父親的奇特經歷與後面的遭遇，讀到這樣的文字令我唏噓不已，而曾經緯贈送給我的摺扇上，落款鈐印乃是藍色，想來仍在制中，如此古風，令我感佩。
如今，我又收到了他所贈該刊，此刊內容於我而言可謂雪中送炭。而讀過曾經緯的這篇文章後，又讓我瞭解到了他為人之寬厚。
曾經緯的這篇文章從他了解到海外一位大藏家所藏的金農《山水人物》12景冊談起。原本曾經緯從拍賣行買到了一冊日本出版的《金冬心仿唐宋八家山水畫冊》，此畫冊為影印本，從曾經緯所配圖片來看，他的所得應該是珂羅版本，而他對此頗為喜愛，於是以此畫冊為底本進行摹寫。他的臨本被一位朋友看到後，告訴他，海外一位大收藏家所藏的金農畫冊，是存世最好的金冬心。這句話令曾經緯很是神往，於是，他就給此藏家寫了一封信，而此藏家給了他一套清晰的圖片，於是曾先生將此圖與自己所得的珂羅版作了對比，由此而讓他產生了兩個疑惑，其一為：
在臨習《八家山水》的過程中，感覺金農的筆法簡約大膽且古拙粗獷；可是《海外本》卻出現了完全相反的藝術風格――工整曼妙，刻畫縝密，盡顯秀潔儒雅的氣息，在一些局部還出現了遲疑、生澀和稚嫩的痕跡。《八家山水》的題款近似翁萬戈先生所藏金農《墨戲》冊的書法，古拙峭拔，靈氣活現。《墨戲》冊作於甲戌（1754年，時金農67歲），所以《八家山水》應該是在《墨戲》冊誕生之前不久完成的，屬於金農晚年作品。《海外本》也有清晰的虛齡“七十三歲”年款，亦是作者晚年作品。
除了手法上的區別，曾經緯還發現故宮博物院和上博也藏有類似的12景冊，於是他核對了落款，竟然發現其中一本與他見到的海外本相差僅一個月，於是他又注意到了嘉德公司2007年的所拍，發現那件拍品的落款與海外本為同月：
這是多麼令人不可思議的情況啊，一位顛沛流離於干戈擾攘之世的七旬老翁，竟然如此“高產”，在短短的三個月裡畫出了六本類似的12景畫冊！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已經到了晚年的金農怎麼可能創作出這麼多的作品，曾經緯寫道：
若考慮到金農晚年對梅花、人物和鞍馬的“扎堆”創作，且兩百多年來因兵燹人禍而必有大量散佚的情況，那麼這個結果將會更加驚人。
顯然這樣的疑問前人早已注意到，早就有人談及金農晚年的畫作大多是他人代筆，而給其代筆的團體大約有七八位，其中羅聘為主要代筆人之一，另一位主要代筆人則是項均。
關於金農讓這兩位弟子代筆之事，金農的好友運山和尚在《金農墨竹軸》上寫道：“師籍門生賣畫錢，門士畫亦賴師傳。兩家互換論知己，被爾瞞過有十年。”運山和尚真敢寫，他直接說金農指著弟子畫畫賣錢，而弟子也指望從師父那裡得到名氣。這倒近似於等價交換，只是外人少有知之。其實金農在題詞中曾經明確地寫過請弟子代筆，他並不隱瞞這件事。但前幾十年，社會思潮要把金農打扮成一位與封建社會抗爭的鬥士，所以他在晚年通過弟子代筆畫畫賺錢的事，反而不再提及。但曾經緯在文中卻直言，金農的一生本有弋官獵爵的想法。這樣的斷語可由金農在《畫梅題記》中的所言為證：
世傳揚補之畫梅得繁花如簇之妙，徽宗題曰“村梅”。丁野堂畫梅，理宗愛之。野堂遂有“江路野梅”之對。二老皆蒙兩朝睿賞而品目之，千古藝林，侈為美談，今予亦作橫枝疏影之態，何由入九重而供御鑑也？畫畢戲言，可發現者一笑。
金農很欣羨宋代的揚補之和丁野堂所繪的梅花受到了皇帝喜愛，認為這是千古美談，如今他也畫出了疏影橫斜水清淺的梅花，也盼望著自己的作品能夠呈到皇帝的御案前。雖然金農在題記的結尾時稱此為“戲言”，但也透露出他有著願景。晚年的金農患有軟腳病，出門困難，而為了生計，他開始找弟子代筆，但這樣的代筆並不是簡單的臨摹他的作品，從流傳至今的資料看，金農對代筆的弟子多有指導，而畫上的題款，則基本出自金農之手。
如何來看待代筆這件事呢？曾經緯在文中首先稱：“代筆在很多情況下只是虛偽的應酬，而藝術一旦虛偽，心不正，筆不純，自然不會有多少節操。不過代筆的出現，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多半是無奈悲涼的現實反應，更是身不由己的困躓和掙扎。”人首先需要生活，然後才能有藝術創作力，能吃不飽飯的人談理想，顯然是枉顧事實，故曾先生在文中稱：
在現實生活中，一個人想“自立”，除了有堅強的人格和崇高的道德，還需要有足夠的經濟基礎。我不憚繁瑣，列陳詩文，以求儘量的客觀公正：君子食無求飽，憂道不憂貧，若以新社會之物質條件斤斤追究金農的代筆問題，未免失之刻板，無近人情。
而他的這種論斷與我想法相吻合。故讀到曾經緯的此文，讓我頓生慼慼焉之感。而他在該文中通過圖像的對比，依次的排列出不同本之間的變化情況，這份謹嚴，是我所缺乏者。然該文的作者簡介僅寥寥數字：“曾經緯：同聲傳譯、高級翻譯、託福雅思SAT教師，”沒想到曾先生的外語好得令人絕望，然他給我的來信全部是毛筆字，如此的中西通吃，真令人心羨。
《瞻橋小志》，（清）王鑑編
此書為無錫地方誌專家湯可可先生所贈。七月下旬我在無錫地區尋訪，某晚梧桐女史召集了多位當地的書友聚會，其中有無錫民國文獻收藏者顧群濤、天韻琴社古琴專家王偉豐、攝影家陶潛以及無錫市圖書館的幾位老師，蘇州藏書家馬驥先生也特意趕來，而在座者還有幾位第一次見面的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湯先生。梧桐介紹說，湯先生原任無錫市檔案局局長，現任無錫市錢幣研究會副會長。甫一見面，湯先生就以此書相贈，而我因為在旅途中未曾帶有拙著，故只能敬謝湯先生的美意。
回來後翻閱此書，方知該書流傳至稀。按照出版後記上的說明，該書的乾隆二年原刊本，僅無錫市圖書館一家有藏，雖然書內略有殘缺，但因其稀見難得，故無錫市圖書館仍將該書影印出版。
《瞻橋小志》一書著錄于徐復、季文通主編的《江蘇舊方誌提要》，該書中有錢建中所作提要，談到了該書的編纂方式：“此志撰錄舊聞，參以新制，仿宋《漫堂滄浪小志》，前列地圖，後錄志傳、詩文，條分類別。”對於此書的內容及以相應的價值，提要中又寫道：
卷首載有瞻橋圖。卷1原志、本志、水道、古蹟、神異、名族；卷2人物；卷3－4藝文：跋、賦、辭、祭文、記、序、引、本地詩詞（附錄詩詞）。書後附《錫山文獻》序、例言。此志為摘錄元明邑志、旁考諸書而成，引徵諸書，皆註明出處。所收資料可補史之缺略，也可正志之訛舛，是無錫現存較好的一部鄉鎮志。
民國辛幹撰、楊廣揚點校的《無錫藝文志長編》亦著錄此本，此著錄也說該書為殘本，如此推論起來，早在民國年間，乾隆二年版的《瞻橋小志》就以孤本流傳。翻閱此影印本，可知原書乃是精雅的寫刻本，並非草草從事。《長編》中介紹作者王鑑時稱：
絕跡下帷，汲古懿雅，於四部學無所不窺，兼綜條貫，深入古人之室。焯稱說之，當在諍友之列。
而對於“瞻橋”之名稱，《長編》中的按語為：
瞻橋，原名磚橋，屬邑之泰伯鄉。鑑以“磚”字不雅馴，遂取三讓五噫，瞻仰高風之意，易以“瞻”字。鑑世居其地，因紀其典故，以為徵文考獻之資。而考據核實，體例亦正，雖曰小志，然不僅堪補《縣誌》所未備，而尤為邑之掌故名編雲。
關於《瞻橋小志》作者王鑑的研究，我所得見者，以高磊所撰《王史鑑家世及其學術思想考》一文最為詳盡，題目中的王史鑑就是王鑑的別名，對於該家族的情況，高磊在文中稱：“磚橋王氏，原籍江陰沙山，後遷居梅里，始遷祖為信十公，至王史鑑昆仲已十一世。王氏家族敦倫睦鄰，尊祖敬宗，素有扶危濟困、施善鄉里之風，為郡之望族，邑人愛重之。”
從相應史料看，王史鑑與其兄王史直並稱於鄉，王史直羸弱多病，40歲時即去世，當時母親楊氏已59歲，因為王史直是長子，他的去世令楊氏大為傷心，故哀痛至極，轉年亦去世。王史直愛好墳典，寫過多種著述，最具名氣者則是他跟弟弟王史鑑共同編撰《錫山文獻》，王史直去世後，王史鑑繼續完成該書的編輯。
至於為什麼要努力編輯鄉賢文獻，王史鑑在《與華孝廉豫原書》中有如下說法：“邑志自元迄今，共輯五次。即弘治李、吳二家志，萬曆泰虹州志及本朝新志。雖各有增益，短長互見。泰虹州志假手於門客五人，古人遺蹟概從刪削，嘉言懿行湮沒殆盡。尤鏡湖力詆其疏陋，其說最富。新志雖經名士撰輯，然正史所載尚有缺遺。名人文集與稗乘所錄殊未博徵。”由此可知，兄弟二人有著較大量的藏書，他們發現本地之志雖然編過五次，但都有缺漏，因此決定再編一部較為完善的志書。而這應該也是王史鑑編輯《瞻橋小志》的原因所在。
王史鑑在《亡兄子擎行狀》中引用了哥哥王史直的所言：
一代有一代之史，郡邑有郡邑之史，郡邑志雖不專載人物為志中大事。每見郡邑之志不獨荒遠陋僻之地記載寥寥，即大地名區其人物亦殊漏略。非纂輯者淺見寡聞不能詳考，即事蹟湮沒、紀錄荒略，斯真大可惜也！
看來，昆仲二人雖然沒有功名，但卻以弘揚鄉賢為己任。而有關《錫山文獻》的編纂體例，王史鑑有如下說法：“仿潘稼堂《松陵文獻》之例，於縣誌外別為一書。一收採人物事蹟，一聽後人採擇，以自附於野史稗乘之類。”（王史鑑《醉經草堂文集》，無錫市圖書館所藏鈔本）
王史鑑性格頗孤傲，他在《與曹王制第二書》中自稱：“弟自少駑鈍，於時事都不通曉。性愛閒靜，不能親洽庸流。惟願偃仰一室，嘯歌古人高風。”王史鑑還在信中評點前人著述，指出高士奇的《隨輦集》、杜詔和杜庭珠所編《唐詩扣彈集》、王士禛《香祖筆記》以及曹寅等人所編《全唐詩》中的錯誤。敢於如此指摘前賢瑕疵，亦足見其勇氣。然不知何故，他卻對錢謙益誇讚有加，在《與海虞陳亦韓書》中說：“本朝國初宏博通儒，貴邑自當推錢牧翁先生。學問之博，可方景濂；才思之雄，不減子充。”以上這些都可看出王史鑑觀念上的特立獨行，王史鑑有著“樂古齋”、“醉經草堂”等堂號，大多數時間沉緬於故紙堆中，從他所輯的《瞻橋小志》來看，藏書量頗為豐富，可惜其藏書事蹟難知其詳，否則無錫一地又多一位藏書家矣。
《九江濂溪志》，李寧寧、黃林燕編纂
此書乃九江滑紅彬先生所贈。所收錄的內容，全部為理學開山之祖周敦頤與九江相關的史料。
周敦頤雖然是湖南人，卻葬在了江西。據說周敦頤生前路過廬山附近的蓮花鎮周家灣時，特別喜愛這裡的美景，希望退休後隱居於此，於是就在這裡買地建房，後來周敦頤辭官後，果真住到了這裡，並且去世後安葬在了附近。而周敦頤喜歡這裡的原因，乃是蓮花峰下有一條清泉流經此地，這條小溪跟周敦頤家鄉的濂溪頗為相像，於是周敦頤給這條小溪也命名為“濂溪”。但《九江濂溪志》的“前言”中認為，周敦頤結廬於此，除了以上的原因，另外還有兩條：
其一是他的家鄉湖南營道縣營樂鄉就有濂溪，周敦頤“晚居廬阜，因名其溪”，實際上是為了“示不忘其本之意”（朱熹《濂溪說》）。後何棄仲《營道齋詩並序》亦說：“（周敦頤）遠宦南歸，馳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何棄仲所說的“志鄉關在目中”是對的，而“力不能返故居”未必然，否則他就不可能叮囑後世子孫世守江州了。其二方面的原因是，“濂”諧音“廉”，他取這個名字有蘊志之意。周敦頤為官廉，持守廉，奉養廉，逆世風而為，正如前面介紹的那樣，大有君子之風。他晚年寫作《愛蓮說》中的“蓮”，亦“廉”也。
相比較周敦頤在理學上的貢獻，他的《愛蓮說》更為膾炙人口，尤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這幾句，幾乎人人皆可背誦，而蓮花也成為了君子的象徵，如此說來，以“蓮”通“廉”，倒是絕妙的暗喻。
然而在思想家看來，周敦頤在思想體系上的貢獻遠比《愛蓮說》要重要一百倍。周敦頤的著作流傳甚少，其主要思想體系體現在《太極圖說》和《通書》兩書中，然這兩部書的前者僅200多字，後者也不足3000字，兩者加在一起，僅略超老子《道德經》的半數，但其中所包含的觀念卻影響了中國近千年。
尤其他的《太極圖說》，可謂是中國宋明理學最根本的理論基礎，周敦頤在該文中稱：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生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極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此段話中的第一句“無極而太極”成了人人會嘮叨的一句話。但此語究竟作何解，古今闡述這五個字的文章累積起來，何止千萬言。而我在寫《覓理記》時，為了能夠把握到周敦頤的觀點，可謂費盡腦筋。然《九江濂溪志》一書卻稱“周敦頤的這種思想是藉由老子來的”，而後點出了老子的“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以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看來凝練者也需更凝練的人來借鑑。但總體來說，周敦頤的《太極圖說》與道士陳摶的《先天圖》頗有相近處，故周敦頤所謂《太極圖》是否侵犯了陳摶的知識產權，當然也是學界不能迴避的話題。
即便周敦頤有侵權行為，但他獨特的思想不容置疑，尤其他啟發了程顥、程頤，而二程正式創造了理學，其對理學的開廓之功，無人可以匹敵，故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稱：“孔子而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黃宗羲認為，孔子之後雖然亦有大儒，但真正發揚儒學思想者，則是到了周敦頤，而其文中稱周敦頤為“元公”，《九江濂溪志》的“前言”中解釋說：“宋寧宗曾賜周敦頤諡號曰‘元’（開始的意思），所以被人稱為‘元公’。‘破暗’實指周敦頤在理學上的開拓之功。”
據說，周敦頤在給二程講課時，一直讓他們去尋“孔顏樂處”，正是這句話給二程以強烈的啟迪。但他在教課的時候，顯然不能總是嘮叨這幾句話，那麼他跟二程還說過什麼呢？這也是我想知道的答案。而我將本書翻閱一過，亦未見相應的記載。這正如《論語》中的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回何以不改其樂，孔子亦未深談。這同樣成為了“大音稀聲”的絕妙註腳。
《新纂白鹿洞書院志》 吳國富編纂
此書為九江滑紅彬先生所贈。
白鹿洞書院為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歷史上曾經修過多部書院志，而吳國富編纂的該書並非是舊志的集合，乃是重新修纂者。關於本書與舊志的區別，該書的《前言》中有這樣的對比：“就字數而言，《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收入五種洞志，每種約有10萬字（其中毛志稍多，接近12萬字）。而《新纂白鹿洞書院志》總字數接近60萬，相當於每種古志的4至5倍。”
前些年我曾前往九江朝拜了這所著名的書院，故收到這部大書有種本能的親切，而該書也為我增補尋訪之文提供了新的材料。根據慣常的說法，唐代貞元年中李渤及其兄李涉曾經在這裡養白鹿自娛，故李渤自號白鹿先生，他們隱居之處也被稱為白鹿洞。然而吳國富先生經過考證，認為這種歷史傳說乃是本末倒置：
李渤之前，或已有白鹿洞之名。舊傳白鹿洞為白鹿真人修道處。匡續師柱下史得仙，住南嶂山，周威烈王遣人迎之，遂騰化，惟空廬存，故改稱匡山，或雲廬山。有弟子二人，其一白鹿真人，乃有白鹿洞；其一洪子真，乃有洪井，非葛洪也。又傳匡續有弟子二人，一號白鹿真人，一號洪子真。今廬山有有煉丹洪井、白鹿洞，是其遺蹟。又《太平寰宇記》載有大和元年八月七日、故吏湖口鎮將吳文於刻石，雲：“白鹿先生姓李名渤，字浚之，時隱廬山，因所居洞為名，後任江州刺史。”以此觀之，李渤因白鹿洞而號為白鹿先生，非白鹿洞因白鹿先生而得名也。
原來，早在李渤之前，當地就已經有了白鹿洞這個稱呼。後來李渤來到了這裡，因為白鹿洞之名而號白鹿先生，而吳國富的考證更改了我原本的認識。
中國古代的書院對中國人文建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自唐代之後，各地書院起起伏伏，儘管數量極大，然留存至今者卻很少，而我的書院尋蹤，並非只是探求古代書院的遺址，我更看著於書院藏書，故書院尋蹤也是我藏書尋蹤的組成部分。吳國富的這部書院志總計分為十大門類，其中卷十為經籍，而這也是我最感興趣的話題，因為留存至今的書院藏書事蹟頗難查尋。
其實古代書院的基礎功能首先是藏書，後來才發展為祭祀與講學，後來由於各種變化，真正重視藏書的書院其實不多。雖然白鹿洞書院藏書事蹟也有文獻記載，然而這些文獻頗為零散，吳國富的《新纂白鹿洞書院志》將相關文獻匯在一起，這對使用者增添了不小的便利。吳國富在講到白鹿洞藏書時，提及了四處來歷，一曰賜書，二曰贈書，三曰刻書，四曰買置，並且詳列出了一些人贈給該書院藏書的具體名稱。
如前所言，在一千多年的歷史上，白鹿洞書院至少編過五部院志。這些志書很好的保留了書院重要的歷史文獻，然而《白鹿洞書院志》從康熙五十七年後未再有新的纂修，故書院此後的情況，尤其是藏書的情況難以明瞭。吳國富在本書的《前言》中講到了這一點：
從今天的眼光來看，明清各種版本的洞志都顯得很不完備：一是康熙以後的史料近乎空白；二是古志所收資料有限，疏漏太多；三是古志修纂受各種因素影響，材料取捨頗有失宜，錯誤時有發生。近三十年的書院文獻整理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較多侷限於書院現存的資料，散見於明清文獻中的大量資料沒有蒐集，同時也存在成果分散、流傳不廣、質量有待提高的問題。有鑑於此，筆者在參編《白鹿洞書院藝文新志》一書之後，繼續蒐集白鹿洞書院的文獻，努力做到充分利用電子文獻及已有成果，編撰了這部《算纂白鹿洞書院志》。
難怪我在寫白鹿洞書院的藏書狀況時，難以查找到清初之後該書院的藏書情況，而民國年間的狀況更是付諸厥如。而我在翻閱該書時，方得知民國年間白鹿洞書院仍然在徵集圖書，該書中收錄了1933年江西教育廳訓令，該訓令首先引用了星了縣縣長伊嵩紳的呈文，此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為擬恢復白鹿洞圖書館，繕具徵集圖書簡章通啟，懇請鑑核示遵事。竊查星子廬山五老峰之南後屏山麓，距縣城十五里，有白鹿洞書院，即唐李渤讀書處，原有鹿洞圖書館一所，庋藏原有書籍甚多。今書院既形同廢置，圖書館亦亟待擴充，實與提倡文化保護國粹之本旨不相違背。縣長有見及此，擬於國內各界，廣徵圖籍，一面擬祈鈞廳令飭各縣代為蒐羅，並轉呈中央通令徵集，俾得庋藏勝地，遠紹前修，不但數千年文化策源之地賴有不墜，即國內名流、友邦學子之遊歷是土者，亦得獲所瞻仰，並可藉此名山，以書冊壯其奇氣。
按照伊縣長的所言，白鹿洞原本藏書豐富，只是後來廢置了，而這位伊縣長有雄心想要恢復該書院的藏書，於是他給江西教育廳寫了這份呈文。吳國富在新志中還收錄了《星子縣白鹿洞圖書館徵集圖書暫行簡章》，該簡章總計十一條，其第二條為：
本館除將原館址御書閣整理外，並擬修葺朱子祠、邵子祠兩處為藏書之所在。未經修葺整理以前，暫以城內愛蓮池藏儲之，並以縣教育科及原有人員負責管理。
即此可知，星子縣不但要恢復書院內原有的御書閣，同時還準備把院內的朱子祠和邵子祠兩處祠堂整修出來，也作為藏書之所。由此條可知，當年星子縣對白鹿洞藏書的建設確實有雄心壯志，而這條記載，我在他處未曾看到過。從該簡章中還可得知，星子縣為白鹿洞徵集圖書乃是鼓勵眾人捐贈，現場捐贈和郵寄均可，然我不解的是該簡章的第八條，因為此條註明徵集圖書的期限暫定為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一日到十二月底為止。為什麼半年後就不再徵集，難道怕書太多了放不下？但無論怎樣，能有如此熱心的縣令，想來白鹿洞書院的藏書在民國年間大有增益。時至今日，全國各地恢復了一些古代的書院，然新書院中卻少有數量豐富的藏書，這使得書院的三大功能出現了三缺一的局面。我真希望當今的書院管理者能夠效仿這位星子令縣令，廣泛發佈新的徵書令，以此讓書院的藏書豐富起來。
《梧桐影》總十期：徐重慶先生紀念專輯，夏春錦主編
此書為夏春錦先生所贈。我與徐重慶先生素無交往，此前對他的事蹟也未曾聽聞，正是讀到了夏春錦所贈該刊，方對徐重慶略有了解。
徐重慶是湖州人，而夏春錦現居桐鄉，他何以為徐重慶編此專輯，對於這一點，夏先生在《緣起》中有如下說法：
湖州布衣名士徐重慶先生（1945-2017）與本刊緣分匪淺，情誼深厚。先生生前對本刊的支持，可謂用心良苦，竭盡全力，不僅允諾會以第一手史料供稿，而且勤於引薦作者，推介佳作，樂此不疲。先生還為本刊經費絞盡腦汁，出謀劃策，而且身體力行，以微薄收及慷慨資助。又時常鼓勵編者，提供具體選題建議，無私分享資源。《梧桐影》雖為區區民刊，向來以能夠擁有這樣的讀者和作者為榮、為幸！
原來，徐重慶在生前曾經大力幫助過《梧桐影》，他去世後，多人向夏春錦建議出此專刊，於是夏先生蒐集相關文章，組成了本專刊。《緣起》之後附有徐重慶寫給夏春錦的多通手札，其中2013年2月28日的一通信息最豐富，徐重慶在此札中首先稱：“承蒙不棄，第三期上刊出拙文，感荷不盡。只是文尾的作者介紹說是民間學者、藏書家，全不是的，只能稱讀書人。所購置的書，亦是憑個人愛好而取，普通百姓中是絕無藏書家的，只能稱愛書人。試想，如以萬冊書計，每冊平均算它兩公分厚，緊貼排列要兩百公尺。現在的住房室內，頂天立地估計只能做八檔書架，這就需要二十五公尺的八檔書架，普通百姓哪有這樣的條件！”
看來《梧桐影》的第三期刊發了徐重慶的文章，並且在文尾介紹作者時，稱徐重慶為民間學者和藏書家，徐認為這兩種稱呼都不對，因為他只是位讀書人。而後徐重慶很認真地計算了一萬冊藏書大約要佔多大的面積，而他的居室根本不可能放下數量巨大的藏書。這種算法與我的習慣不謀而合。也許是文人喜歡誇張，常常有人會談到自己的藏書數量時，動輒十萬冊，其實對方根本不瞭解，十萬冊書以書架陳列起來，要有幾百米之長，僅憑這一點就能看出徐重慶的坦誠。然而他又說：“藏書家也並非都是讀書人，一是有錢的買來當擺設的。二是隻講究版本，對內容是並不感興趣的。三是類似玩古董，等其升值而已。”
把藏書和讀書對立起來談，似乎買得起善本的人不讀書，這也算業界的普遍思維。在這一點上，徐重慶沒有表現出他應有的客觀，否則的話，歷史上那些著名的大藏書家，就不可能有那麼些重要的著作傳世。而讓我覺得有意思的是，徐重慶在此通手札中古道熱腸的替夏春錦出主意，目的是讓夏先生不要為每期的出刊經費發愁，然其所出主意可謂別出心裁：
每人支付一千元到您指定的帳號上，此錢是“借”，還是他本人的，僅是集中起來用其利息，支付者也只是用存在銀行中的一千元的利息換得一年四期的刊物（單獨一千元存在銀行的利息有多少？換四期刊物絕不吃虧吧）您如認為刊物辦得不好，或是一千元要派另外用處，則退還給出資者，刊物無論你有多大名聲則停送。如此聯絡四至五百讀者，參與此舉，一年的利息基本上可解決出四期的經費了。
如此說來，徐重慶一點都不迂腐，他給夏先生出的主意約略近似於現在風行的眾籌，只是眾籌集來的錢花完就沒了，徐重慶出的主意則是通過集資生息來維持刊行的營運。這種作法與古代的書院頗有相像之處，因為古代書院的各項開支也是管理者頭痛之事，古人的解決辦法也有通過集資而後放貸給商戶生息，以利息來維護書院的營運。但集資來的錢是捐助，故並不用返還。而古代書院還有一種辦法，則是通過集資來購買田地，而後將院田出租，以所得的地租來維持書院運作。
我並不瞭解古人的這種集資方式是否還適用，但至少徐重慶認為，他給夏先生出的主意很不錯：
別小看向他借一千元，這是他是否真正喜歡貴刊的尺碼。您如實施，我雖每月只有二千七百四十元退休工資（單位閏時福利連一張賀年片也沒有的），當即匯奉。
清奉如此之薄，還率先帶頭集資，徐先生的這種作法令我頗為欽佩。本書的封二有徐重慶先生的照片，乃是他站在一排書架之前所拍，照片的圖注為“人間過路書齋中的徐重慶”。他的堂號如此特別，我本想說這個堂號略有一語成讖之意，但想一想，他的堂號也是一種達觀，每人在世上都如同過客，沒有人能夠真正的萬歲。然而我在書中讀到鍾桂松的《想念徐重慶》一文中，卻看到了別樣的解讀，鍾先生在1982年到湖州看望徐重慶，因為他去得早，所以看到：
當時，他沒有起床，還在睡覺，他的床就在一個過道上，裡面的人進進出出，都要路過他睡的地方。我見他睡著，就在他床前的一條凳子上坐著，等他起床。後來，我才知道，他的“人間過路書齋”，原來就是這個地方。
原來，人間過路並非僅指達觀的心態，也是現實狀況的無奈描寫，讀來令人唏噓。好在徐重慶後來的住房條件得到了改善，住進了新房子，雖然不足一百平米，但所有重要的位置都讓給了書籍，他自己則偏居一隅，不改其樂，這份愛書之情也同樣令人欽佩。
從此書中得知，徐重慶僅是湖州市電影發行公司的一名普通退休員工，然而他對當地的文化建設作出了不小的貢獻，有多篇文章都會談到他給當地引進了四家博物館。正是因為他對當地的文化作出了這麼多的貢獻，所以才有這麼多人懷念他。而夏春錦能將 些文章蒐集起來，輯為此專刊，也正顯現了他能夠以收集史料為己任。也許這正是他辦刊的宗旨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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