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湖村纪事
甘茂华初中毕业照(三排右一）
插队永远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至少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作为一名老知青，清湖村在我的灵魂深处刻下了足以左右我整个生涯的痕迹。蓦然回首中，唤回往事如昨……
一
离开家乡鄂西去江西插队落户，心情十分忧郁，谁知道这辈子是个什么结果呢？亏得有她和我在一起，旅途不至于寂寞。
她一上午都没走出船舱，那条墨绿色毛毯始终压在她的腿上。她也苦恼，默默地望着黑乎乎的船舱厢板。她在一片由各色人物呼吸出来的浊气和那几位比赛吸“金沙江”牌纸烟的民工喷吐出来的云雾中，静静地躺着。我们坐的是五等舱。上船晚了，占不着座位，只好在统舱挤一个角落。这里面什么人都有，背着背篓卖桔子柚子的四川佬，用一根扁担挑着藤椅竹椅的湖北佬，还有缠着黑头帕、用两条宽布带在背上兜着娃娃的土家族妇女。耳边不时传来庸俗不堪的粗话。她只好烦恼地转过身去。
这时正好我去叫她。我说天放晴了，快出来看太阳。尽管她那软绵绵的身子不怎么听使唤，但她还是摇摇晃晃站起来扶着厢板走向舱外。长江在阳光中。三峡风光如画。
快看悬棺！我喊了起来，像久航的船员看见大陆。什么悬棺？她也被感染了。她读小学时去过东北，后来再没有走出过鄂西山区，初踏长江，对这种天工开物般传奇的东西不甚了解。我说你看那头顶上，就是那最平最直的崖石，那儿不是有个洞么，再仔细往里看。那不是棺材！
看清了。借着阳光的反照，她和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崖洞那里一口木棺。
为什么把棺材吊进洞里还不封口？是不是故意向我们示威？她问我。她心情不好，凡事总是联想到阴暗的一面。我能说什么呢？那洞口连手攀的地方都没有。棺材是怎么放进去的？
正在此时，昆仑号江轮突然发疯般地鸣了两声长笛。随后便停住了。由于惯性作用，船头被江浪打向一侧，甲板上的人无不打了个踉跄。旅客们看悬棺的兴致顿时被搅散。越来越多的人拥向船头，向前面张望。
啊，沉船！我猛然醒悟，指着前面对她说。前方几十米汹涌的江面上，确实立着一支将沉欲没的桅杆。从桅杆估计，这条船不大，像是被卡在什么地方。
刚走出家门和校门，我们的航行就充满着神奇和风险。难道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征兆吗？想到这些，我的兴致也烟消云散。她一转身跨进统舱，用毛毯严严实实盖住头面，依然在那个角落里躺了下来。上山，下乡，她怎么能不烦躁呢？
离乡，背井，哪里是我们的归宿？
悬棺，沉船，未必是命运的暗示？
第二天中午。长江上另一种情景改变了我们灰暗的心境。那是一条在波峰浪谷中颠荡的小船。其实，这在长江上是常见的情景。江涛把小船掀起来了，又落下去了。小船进了两步，又退后一步。可是，船工们很倔强。他们顶着风浪，不停地划着。于是。小船一步一步地朝对岸靠拢。我想生活和事业也应该是这样才好。
我和她都有些激动，都在凝眸思忖。我们插队之始，第一课就是长江教会的。人生旅途中不仅有悬棺和沉船，而且还有勇敢的船工。若干年之后我都忘不了这一课，大概，由此确定了我们插队岁月的基调。什么困难呀，烦恼呀，忧郁呀，惆怅呀，像江涛摇撼着小船，但为理想和追求而献身的热忱和执着的韧劲，一定会帮助我们的船向对岸靠拢的。那时候我们都是很执着的理想主义者。
江水奔腾不息。我们的思绪连绵不绝。
我们靠在一起回忆学生时代。凤凰山茶林掩蔽的那条山径。留下我们散步漫谈的身影。有同学揭发我和她谈恋爱，证据是我和她表演舞蹈时眼睛与眼睛情不自禁地对光。这确实是冤假错案。我小学毕业就成了近视眼，两眼大而无神，目光散而不聚，对什么光呢？如今同学们都下乡去了。找谁平反呢？我们笑起来。
两颗真心，一种真情，风雨绝对吹不断我们的旅程。
二
甘茂华与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和诗人虹兰在一起
初下乡，还保留着学生时代那种天真、单纯、朝气和富有进取精神的特色。我们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风雨泥泞、雷鸣闪电，惟独怕那死一般沉寂的夜晚。躺在知青宿舍里，我们尽说些毛骨悚然的话，用劣质香烟连接着一个又一个不安宁的夜。那样的夜太容易销蚀人的青春了。我们期望着能有点文化生活来冲淡心头的肃杀和那种被抛弃了的失落感。
终于把冬天中的春天盼来，盼来了演采茶戏的季节。
正像湖南有花鼓戏、安徽有黄梅戏一样，我们插队的江西有采茶戏。清湖村张罗着演戏，知识青年便成了主角。似乎名正言顺。
太阳掉进清湖里去了，天边的云很红。
这时，我们把村后小学教室里的桌椅腾开了作为排练场，锣鼓铿锵。云板一响，胡琴笛子配上我那个手风琴，便咿咿呀呀地奏起了热闹的曲子。乡亲们端着饭碗看我们排戏，还不时撂下筷子跑到场上当编外指导，说铁梅的辫子起码要有两根裤腰带那样长甩起来才带劲，李玉和的腮帮子上那两块疙瘩肉要鼓得像两只小耗子才好看。又说采茶戏的拖腔要多拐几个弯儿，还说铁梅不能说北京话：“奶奶，您听我说!”而要说高安话：“嫲嫲你听我哇!”逗得几个知青简直要笑岔了气。不知是难度太大，还是人员、道具不足的原因，反正我们没排成这个戏而改排《白毛女》了。
演出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村前的土台上挂起了三盏大汽灯。晒谷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乡亲们还把附近的亲戚朋友接来看戏，比过年还要热闹。(现在想来，这大概是精神饥饿的年代中，一种畸形的、变态的繁荣吧。)老人们端着小板凳到前面就坐，年轻人踩着长条凳在后面站得高高的。开演前放了一长串噼哩啪啦的小鞭，清脆急促的炮声中开台锣鼓敲得人心里咚咚直跳。充满火药味的空气还未散尽，“白毛女”就登台亮相了。她刚唱了一句，台下便掌声雷动，齐声喝彩：“吃价呀！吃价！”当地土话“吃价”就是“真好”的意思。
我们其实演得不好，只不过当时老百姓普遍地觉得文化生活太荒凉罢了。《白毛女》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演出名了，四乡八村都来邀请清湖村文化宣传队。在冬天的最后那些日子，我们每天傍晚都坐着小船渡过锦河，走十几里土路，赶到另外一些村子去演戏。
乡里人好客，每次演到快完时都要加放一串鞭炮助兴，那是指示你再加演一点节目。卸妆后，他们抬着一大桶热气腾腾的面条让我们吃夜宵。这面条做法特殊也很好吃。把挂面掰成火柴棒似的一小节儿、一小节儿，把猪肉切成指甲盖大小的肉丁，混在一起煮得糊糊涂涂的，当地人叫“猪婆拱泥”。临走时，乡亲们又给我们的黄书包里装满了炒熟的花生，往我们手里塞着芝麻和糯米做成的米花糖，放着鞭炮送我们好远好远。
于是，又过河，又爬堤，走在回村的路上。
每次，孝娃子总在前头提着马灯，牵着我的手引路。他说你这四打眼还有如我两打眼，眼睛长在裤档里啦，连下坎子脚底下都踩不稳啦。正说着话，“白毛女”蹲在地上喊肚子疼，牛娃子说我背你回去吧。几个小伙子轮流背着她走了好几里夜路才回村里。借着跳跃不定的马灯的光，我看见她阖下眼皮，嘴里发出梦呓般的声音：“哦，谢谢你们!”
她是感谢生活在暗夜里透出了熹微的光。
我那个手风琴是重点保护对象，每次出外演戏都有专人背着，任何人不准按一指头，队长说对好了弦的东西谁也不能动，拉开琴跑了弦谁来负责？尽管我反复解释也毫无用处。其实大家都很珍爱它。多少年后，每忆及此，我心里便涌起一片湖水，这清湖的水，一经拨动，就会流出温馨纯净的采茶戏的旋律来。
三
甘茂华（前排左一）下乡前与高中同学合影留念
似乎是已经完全飘散的记忆和无限遥远的岁月了。在心里始终觉得温暖的是那床土布被单；白底色那么纯净，黑格子那么鲜亮。
……夜深了，还听得见织布机上的梭子甩出啪嗒啪嗒的响声。零散的星星在天空像霜冻了一样闪烁着凛冽的寒光。狗叫得很单薄。织布人一声浊重的长叹。
终于，在漫漫长夜中，在浊重长叹中，织成了一卷朴素而美丽的土布。这种土布在我们插队的地方叫家织布。
由于清湖村出棉花，农民们便自己纺纱织布。至于国家发的布票，大多数农民把它卖给城里人换油盐钱了。
雪花飘飘的季节，村里一片织布声。
她第一次端正地坐在那种粗笨的、简陋的、木制的织布机前，顿时手忙脚乱起来：手慌慌地来回抛着梭子，脚使劲地瞪着踏板，连眼皮也不敢眨动。
斜挂在织布机上方，一盏玻璃罩子被烟熏黑了的煤油灯，光线暗幽幽的。而不管寒气多重，她总是挺着腰板坐着，灯光给她那带有学生气的脸染上了一层淡淡乳白色。她说知青命苦，全靠自己动手，才能熬到头。她说要为我织一身土布衣衫，为我们织一床被单。我在灯下看书，听她说这些，仿佛是冬天里的童话。而眼睛却常常朝她看去，那刷子似的小辫子，那清秀的眼眉和尖下巴，竟有一道圣洁的，毛茸茸的光圈。说不清为什么，我们在不该恋爱的季节竟然恋爱了，而且爱得那么深。
后来，所有的工序连我也熟悉了：先纺纱，后染色，再浆纱，再经纱，再上机，最后织成布。即便是一床土布被单，少说也要忙上十天半月。有好几次我看她昏昏欲睡地喃喃自语，但织布机仍然在响，手脚仍然在忙。她白天下地干活太累了。她怕睡着便要我唱歌。她喜欢我唱知识青年自己编的歌。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美丽的清江河畔，是我可爱的鄂西小城我的家乡……”
据说这支歌是南京知青编的，但在江西插队的知青几乎人人会唱。我从一个上海知青的笔记本上抄下来，改了几句词，就伤感忧郁地唱开了。她听得泪光盈盈的却仍然边织布边笑着说，不管是爱家乡、爱人生，都要爱得这样真诚，这样热烈，这样痴情才好啊!
蹉跎岁月的痛苦叠加着蹉跎岁月的欣悦。
还有乡亲们，也给我们带来欢乐的花絮。
有个叫德英的媳妇教她经纱。她们在屋前的场地上，把那千丝万缕的经纱穿进梳栉和棕眼中去。那些经纱在冬日温暖的阳光照射下像一条缓缓流动的小河。我想抬脚从绷直的经纱上跨过去，德英一把抓住我，神色庄重地说，男人是不能从经纱上过的，得罪了织女娘娘，生个崽呀妹子的没有裤子穿。我故作大惊失色并和她相视一笑，笑过之后顿时虔诚起来。因为，她对我说，不要讥笑，这是一种难得的精神。
我们用她织的土布做了好几床被单，甚至保留至今。从南方带到了北方，又从北方带回了南方。后来儿子上美校读书，我们便送给他一床土布被单，确实要比“洋布”被单暖和多了。
过去的都过去了，不幸、困苦、汗水，泪水、灾难。惟有这凝结着温暖与厚爱的土布被单，理解与信任的编织物，像永恒的银河在夜空中闪烁着荧荧的光!
四
甘茂华（右一）与著名小说家陈应松（左一）等文朋诗友在沈从文墓前
清湖，知青们都叫它琴湖，因为夏夜里蛙鼓阵阵，此起彼伏，如在弹琴唱歌。那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尽头，清亮亮的湖水环绕着村子。村口有棵大樟树，离樟树不远，是一口老井，井水又清又甜。村子迎面还有长长的一人多高的围墙，乡亲们叫它女墙。据说是夏天里女人们下湖洗澡，借着墙做掩护，免得男人们占便宜。就在这里，我度过了终生值得纪念的五年插队生活。
从高安县城到清湖村，要沿着锦河大堤走六七里路，又下堤走二三里机耕路。河对面就是通往南昌的公路。第一次挑一担百多斤的煤回村子，日头太毒，晒得人头昏眼花，我走到来苏村时(传说苏东坡来过此地)，两条腿竟像棉花般发软。每年冬天加固锦河大堤，都要挑着土爬上爬下，爬上堤面，喘口气，虽然冷风灌满了衣服，但眼睛仍紧紧盯着河对面公路上那甲壳虫似的汽车。什么时侯，我才能乘着汽车离开清湖村踏上回乡之路呢?
那条路上，有我出工和收工的脚印，有我的叹息、眼泪和汗滴，当然也有欢乐、阳光和慰藉。春天，还很冷，我赤着脚，戴着竹笠，披一块透明的塑料布，挑着稻秧，把它送给弯腰弓背在水田里抢季节插秧的乡亲们。路太滑，我摔倒了。是一双突兀着青筋的手，把我扶起来，对我说：“路不好走，要稳当一些，你是近视眼，看不清路，下雨天要特别小心。”
夏天是个火炉。公社修水库，我被派到锦河边运石头。我赤膊上阵，双手搬动一根橇棍，下面垫块石头，咬着牙挣红了脸，用劲去橇动一块巨大的红山石。汗，顺着宽阔的额头流到脸上，流到脖子上，流到晒得发黑的胸脯和脊背上，浑身如同上了一层釉，连裤权都湿透了。好不容易，山石橇动了，我又用粗铁丝套上两头，中间穿一根碗口粗的大竹杠，和知青伙伴弓着腰，赤着脚，一步一步地挪过河滩，涉过浅水，喊着号子，沿着斜放的跳板，把山石“轰隆”地推到船舱中。
“嘟!”一声哨子响，休息了。伙伴们骨头散架似的横七竖八地躺在树荫下，“咕噜咕噜”喝水、“叭哒叭哒”抽烟，“呼噜呼噜”睡觉，嘻嘻哈哈地骂爹骂娘。我想看书，便迫不及待地从书包里拿出一本外国小说，贪婪地读着、读着。不时伸手揉揉压肿的肩头和那晒得像扒了一层皮似的火辣辣的脊背。
这时，又是那双突兀着青筋的手，劈头夺过书塞进我的书包里，压低声音骂道：“还看！还看！书是个害人的东西，要你的命！崽呀，你不看看从城里中学下放的高老师、胡老师，哪个不是看书倒的霉？哪个不是动笔墨惹的祸？你就死了那条心吧。”骂得我鼻子酸。
还是那条乡间小路，冬天又干又冷。我挑着一担米糠，过河到八里外的祥符镇。扁担挣扎着，“吱儿吱儿”直叫唤，我的肚子也“咕咕”地发牢骚。“卖糠啰——”我在树下吆喝。然而，米糠贱得很，只卖三块钱。我紧了紧皮带，咽下一口唾沫，跑到供销社买了墨水、稿纸和一包很便宜的烟。读书、写作，使我的生活充实了，看到了整个社会底层的苦难。
渐渐地，我对小路有了感情，小路教会我用坚毅的带笑的眼光去看待生活的变迁。
于是，星星闪烁的夏夜，我和知青们打着手电，去湖边和田里逮蛤蟆、捉鳝鱼；满满一脸盆蛤蟆在床下不歇气地叫到天亮。那条小路，变成了一卷胶卷，摄下了我和知青伙伴们舒展的眉头和不再阴郁的眼神。秋天的黄昏，我们挑着金黄的稻谷，不摇不晃，嘴里还哼着采茶戏，比赛谁先挑到仓库里。那条小路又变成了一盘磁带，录下了我和知青们沉重的足音和明天寄托希望的歌声。尽管歌声颇为悲壮。
来来去去，踩着小路，五年过去了。
我庆幸，我没有在小路上躺倒。我快活，我变成了一个男子汉。我开始懂得，有路，便有足迹；活着，并不单单是为了自己。我想，不管今后的道路怎样难走，也难不倒我，因为我是从那条乡间小路上走过来的。
五
离开清湖村三十多年了，我渴望着再见到那些乡亲们。但山高路远，何时才能沿着那条锦河大堤去作我的梦寻呢?
曾经有五个夏季，夜里拔稻秧，和村里人一样，我也赤身裸体地焖在秧田里。好热，似乎不脱得精光就活不下去。女人们离得老远，在另一块田里拔秧，所以并不碍事。
开始，我不好意思脱短裤，磨磨蹭蹭地，就是没有胆量把那块遮羞布扒下来。生产队长竹根对我吼道：“快扯掉你那块尿布片子!你当狗鸡子没人见过?捂在裤档里生蛆?”我于是入乡随俗，也怯生生地亮出了宝贝疙瘩。谁知众人大笑着说：“才跟个小麻雀样，还怕丑?碗口大的女人还看不上眼呢。”我只觉得脸孔发烧，心想，太粗鲁了，难道这就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吗?
虽然浑身一丝不挂，但汗水仍然流水似的在黑釉色裸体上奔淌。尤其是一群群嗡嗡叫的蚊子，挥手赶也赶不开，稍不留意，就在宝贝疙瘩上咬几口，又疼又痒，不敢拍也不敢打。
多半是由于我身体太瘦弱了，毕竟抗不住高温，中了暑倒在田里。没想到那个凶神恶煞的竹根，马上叫人用一块门板把我抬回家，像停尸一样摊在堂屋里拔凉气。又把大队赤脚医生细樟叫来，给我打针，灌“十滴水”，等我醒过来已是半夜了。竹根老婆毛栗子给我端来凉绿豆稀饭。吃到嘴里，一股霉味直冲脑袋。我突然记起，这绿豆存放两年多了，她平常舍不得动一颗豆子。毛栗子却连连催我：“吃呀，崽!”我没做声，只埋头吃，有颗水珠子掉进碗里。从东厢房传来竹根的鼾声，他翻身时还在骂人，狗日的河捞，懒得烧蛇吃!(河捞就是水鬼，本地极厉害的骂人话。)他在骂谁?想他那尖嘴猴腮的凶相，我不禁轻轻发笑。
后来，我曾读过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散文《听泉》。我抄写时，把“泉”改成了“湖”——
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泓清湖，但在日常的繁忙中，消失了它的声音。如果在夜深人静的半夜，你突然醒来，发觉在幽深处回响着微弱的声音，那肯定是清湖的耳语。……我回顾迄今走过的路，发觉在旷野里迷失道路已不是几次。在这时，当我凝神细听心灵的湖时，它便常常成为我前进的路标。”
每个插队知青的心里也都有一泓清湖吧?别人不敢说，我自己则认为清湖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世界，它从生命深处喷射出来的痛苦与欢乐，将伴随我的一生。
六
熬过炎夏酷暑，交完公粮卖棉花，转眼就到了长空雁叫的晚秋。竹根带队，我和七八个知青到高安城拉水泥电线杆，每人一辆平板车，电线杆躺在车上，头朝前，尾触地，慢慢地拖回村子。下堤时，我觉得板车冲力太大，便使劲用肩膀顶。怎么也顶不住，猛地就翻了车。我像被人从背后猛踢了一脚，沿着很陡的斜坡不断翻滚，那根水泥电线杆也追命似的紧挨着我往下滚动。众人大呼小叫乱成一团。老天有眼!亏得电线杆太长，粗的那头被树拦着，减缓了速度，由横滚变成直滑，我才幸免一死。我滚到排灌站边才不动了，鼻青脸肿的，胳膊腿上都是血。我隐约感到我可能快断气了。
知青们后来告诉我，是竹根一把抱起我丢在车上，谁也不顾往村里跑。请医生看过后，竹根偷偷摸摸在箱里翻捡了老半天，眨眨眼就出去了。只一会儿，他提着一瓶酒进来，掩上门说：“来，喝两口!六十度老白干，和血壮骨，包你喝了就好。”我说不会喝。他很不高兴地拉长脸说：“长狗鸡子的人不会喝酒?老子就不信!”我只好喝，烧酒呛得我直咳嗽。他可不管这些，又叫我脱光了衣服趴在床上，拿棉花蘸酒在我周身上下揉抹搓擦。当擦到大腿根部时，他嘿嘿地笑着说：“放心，这玩意儿没碰掉一根毛，跟电线杆一样，结实得很，你想搞十个女人也顶得住。”我脸孔热得发烫。因为这句玩笑话，更因为这六十度老白干，浑身仿佛如烈火在燃烧。养好伤后，竹根给我请来一个算命瞎子。那瞎子对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的命属土。靠山山倒，靠水水流。谁也靠不住，只能靠自己。”竹根好欢喜，又叫他老婆毛栗子熬绿豆稀饭，切了一盘猪耳朵，与我对饮得醉话连篇。我差点连苦胆也吐出来了。
从此，我学会喝酒了，夏季也偏爱绿豆稀饭。且怪，喝酒就要喝烈性烧酒，什么葡萄、山楂、香槟、啤酒，统统寡淡淡如水很不过瘾。从北方回到家乡鄂西之后，苞谷老烧便成为爱物。听清湖村的朋友来信说，竹根是得败血病死的。毛栗子改嫁了，嫁给原来的“反革命分子”毛毛，跟毛毛又生了两个孩子。朋友在信中还感叹：“不生产粮食，只生产人口，怎么得了?”
我常常边喝酒边追忆着，心里自然而然涨起汹涌的潮。
七
三妹子是个童养媳。生身父母穷得一塌糊涂，养不起，只好把她送到清湖村。
她长得好，圆脸，大眼睛，个儿不高，身体发育得很饱满，耐看。黑红红的肤色，村里人都喊她黑牡丹。
三妹子喜欢到知青宿舍玩。她和知青们关系很好。来的时候常常一手帕儿瓜子或者花生，和插哥插姐们嘻嘻哈哈聊天。
知青们纳闷，都是新社会了，怎么还兴童养媳?况且，三妹子的小丈夫二溜子，还是个读小学的娃娃，窄窄的刀条子脸，鼻涕流下来挂着不揩，说话奶声奶气的，骨架子精瘦，哪一点和三妹子相配?用俗话说，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了，可惜。
于是，我们这些被流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自以为有知识，满腔侠肝义胆，大路不平旁人踩，都想站出来为三妹子打抱不平。
我妹妹茂玲和三妹子私交最深。就劝她给妇联写状纸、打报告，要求解除不平等婚约，自己解放自己。我自愿为她代笔，男子汉仗义执言，鼓励她与传统势力彻底决裂。
三妹子瞪着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连连摇头，说话声音压得低低的：“使不得，要出人命的。我亲生父母收过二溜子家的钱，我从小到大吃的穿的用的，都是他家供的。他家老少对我都好，我不能没有良心，做这种缺德事。”说着说着，她竟哭起来了。
无奈，当事人不积极参与，知青们枉费一番心思。我只是不明白，三妹子的道德观念，何以如此根深蒂固呢?到底谁缺德，她怎么始终执迷不悟呢?走着瞧吧，有苦果子她吃。
1983年，我离开清湖村10年之后，为搜集写作素材，再一次回到这里。三妹子跑来看我。她刚从田里干活回来，裤脚挽得高高的，露着黑红色的丰满的小腿，脸上两个酒窝盛满笑意。她一只手抓着两个红蛋，塞进我旅行袋里。她硬要接我吃饭，说二溜子杀了鸡等我。
我说：“你结婚了?”
旁边有人说：“都有三个娃娃了。”
我问三妹子：“过得还好吧? ”
三妹子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点点头说：“唔，还行。现在二溜子长得人高马大，勤快呢。”
我终于没有去吃二溜子的鸡。我甚至心里十分悲哀。当年，是知青们错了，还是三妹子错了?我理不出头绪。我只记得三妹子黑黑亮亮的大眼睛。1993年，我又回过一次清湖村。二溜子和三妹子全家搬到高安城去了。他们喊来泡妹子，接我喝酒吃饭。他们的孩子都长大了，分家单过，自谋职业。看着三妹子幸福的样子，那顿饭吃得真是痛快。
八
甘茂华(后排右三）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们合影
知青生涯中最难耐的寂寞是没有精神生活，说雅点就是没有艺术享受。做牛做马累得你半死，哪有闲情逸致雅得起来。心字头上一把刀，只好忍了。或者，自娱自乐，逮个不出工的下雨天，像走亲戚样在知青点串门儿。
经常去的地方是河对面的雷家湾，属斌和属惠两兄妹总要准备些荤的素的，我们在砖瓦厂宿舍里吃着喝着，回忆家乡和学生时代的生活。那些回忆像雨水一样凄凉，搅得人心酸。
再去的地方是平湖曾家村和陈家巷，令栋和令梅两兄妹，悠田、悠民和悠慧三兄妹，都聚在一起瞎吹瞎唱，吹口琴，弹凤凰琴，唱“我赶着牛儿下水田，青青的苦水烂烂的天……”
还去过喻全民和他奶奶家，很远，走路得半天。全民读书时爱吹笛子，靠着教室窗户吹，会单吐、双吐，指肚儿贴着笛孔打颤音儿。插队时，那根笛子挂在墙上，蒙着一层灰，哑了。
原来在芭蕉镇上学的远胜和远芳两兄妹，比我晚一年下乡。远胜会拉胡琴，什么《二泉映月》，《空山鸟语》，弓法指法都像那么回事。因了这种本事，高安采茶剧团把他招去做演奏员。不过，不拉胡琴了，改拉小提琴。每月从村里背一麻袋粮食，翻山越岭几十里，把粮食交给剧团的伙房，算是不转粮食户口的公家人了。
这小子脑壳灵光，又吃得苦，天天早起晚睡，歪着脖子夹把琴拉练习曲。我去剧团看望他时，他就插上门，给我拉《梁祝》、《云雀》，沿着屋里一条斜线拉过来走过去，上身时起时伏，眼睛时睁时闭，看样子是不知此身在何处，陶醉得忘乎所以。我也是好不容易得到一次艺术享受，就夸他技艺炉火纯青，吃皇粮指日可侍。我们突然觉得自己从头到脚都长满了艺术细胞。
他留我晚上看戏，看采茶戏、样板戏。散了戏，伙房分给每个演职员一碗面片汤，稀稀拉拉几块面片，清汤寡水照得见人影，但他舍不得独吞，端回宿舍来拨给我半碗，说趁热吃了吧，吃完了下河洗澡。我不忍心夺他口中主食，就推托不饿，不肯接碗和筷子。远胜不高兴了，说难兄难弟的，做什么谦谦君子呢。我端起碗觉得烧手，半碗面片汤吃得心里发烫。至今记得那汤汤水水鲜美无比，一直从喉咙热辣辣地流到了胃里。以后参加工作了，南方北方吃过许多宴席，似乎都不如那半碗面片汤来劲。
现代的艺术和人情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却越来越怀念那些并不艺术的老插们。
九
烟坊村靠着锦河大堤，与清湖村隔湖相望。据说这里过去是烤烟作坊，我们插队时既没看见种烟的，又没看见烤烟的，是个穷村子。全村大部分人都姓邹，又名烟坊邹村。只有很少几家外来户，陈瑞秀便是其中之一。
瑞秀高中毕业，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在清湖学校做民办教师。城里人到底是城里人，她皮肤很白，说话轻言慢语，穿戴干净整齐，剪着短发，看人时带笑，显得端庄、温柔、大方。她教语文，还教乡里娃娃唱歌。
那时侯，时兴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叫做占领上层建筑领域阵地。清湖村学校的老师，有一半是大队干部的老婆、儿子、媳妇、亲戚，误人子弟的事常常发生。有个老师“毛泽东”三个字只认识两个，还有个老师把“孙悟空”读成“孙语空”。瑞秀为此忿忿不平。
她说：“为什么放着知识青年不用？”
公社干部告诉她：“这是有政策的。”
大概是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成了好朋友。手头紧时，便找她借几块钱用。她和邹因标谈恋爱时，便找我们当参谋。因标也是高中毕业的回乡知青，长得魁梧，且为人忠厚，这件婚事很快就谈成了。瑞秀生老大时，特意接我爱人建华去帮忙。她嫌乡下人不干净，建华手又灵巧，两人在一起也好说说笑笑有个伴儿。她又给大队建议，点名要我给她代课，代语文和唱歌。
我教书很认真，课备得细，作文课上的景物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抒情和议论、语法和修辞等等，我都动手作了笔记，还写了几篇范文。参加工作后，我曾出差路过高安，再见到她时，她已经在高安县第二中学任教了。
她笑着问我：“你看这是什么？”
我大吃一惊：“备课笔记！你还留着？”
她说：“还有用。我现在上课还参考。”
轮到我笑了：“你莫拿它去误人子弟！”
那年她生了老大满月后，长胖了。建华回村前，瑞秀晓得给她工钱不会要的，执意让因标上街割了几斤肉，我们带回清湖村打牙祭。她逢人便说：“多亏了建华，我是一点经验也没有。”后来，她老大从昆明一所大学毕业后又到美国读书，终于从烟坊村走向了大世界。因标呢，堂而皇之在县城做了五交化公司经理。现在，一家人住在珠海老二家里，过得和和美美的，很是令人羡慕。今年春节前，我先是读到报纸上一条消息：江西高安农民按土地面积或人口多少带资入股，在确保优先完成股东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其农机、劳力为其他农户有偿服务，其收入按股份分配。我感到震惊：高安兴起了股份农业，我插队的那块土地富起来了。
后来连接收到清湖村细华的来信和电报，村里要建祠堂、修家谱，希望我捐资相助。看来江西老俵确实有钱了，但我的心充满惆怅。像流行歌曲唱的：只因为今天的村庄，还唱着古老的歌谣。我想，如果都像瑞秀夫妇那样用智力投资精心培养后代，清湖就会清得长久、清得光彩。
十
甘茂华（右）在加拿大温哥华与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左）在他家中相聚
在遥远的清湖村插队时，那个赣中小平原留给我的残酷而又恐惧的记忆之一，是吸血的水蛭。当时并不知道它叫水蛭，我们跟着村里人叫它蚂蟥。我后来查商务印书馆的《新华词典》才知道，水蛭是一种蠕形动物，俗称蚂蟥或马鳖。其体狭长而扁，长可达5厘米，生活在水田、沼泽中。它有吸盘，可吸食人、畜血液。清湖村一年生产双季稻，早稻和晚稻，因此水田很多，蚂蟥也很多。对于城里下乡的知青而言，蚂蟥真是一种叫人担惊受怕的东西。
每年五月前早稻插秧，八月前晚稻插秧，从天蒙蒙亮到天麻麻黑，弯腰低头累得人骨头散架。这且不说，讨厌的是蚂蟥偏偏来捣乱。只要你一下水田，蚂蟥闻到你身体的气味，就从水里纷纷爬过来。于是你的脚上、腿上、甚至手背上，都有软溜溜的、黏乎乎的蚂蟥在蠕动。有的蚂蟥贴在你皮肤上，不动，安静地享受吸血的快感，直到吸饱了肚子，膨胀成一粒肉丸，才顺着小腿或脚踝滚下去。如果你想用手指把它从皮肤上扯下来，往往扯得鲜血淋漓也不一定成功。村里人的办法是用手掌使劲拍打，虽然有效，但过一会儿，它又爬过来了，防不胜防。有的女知青第一次看见蚂蟥，吓得尖叫，脸色白得像纸。
特别是种糯谷的水田，当地叫大禾田，人一踩下去，咕咚一声，烂泥齐膝，蚂蟥爬到腿上竟毫无知觉。上岸后，才发觉腿杆变成了蚂蟥窝。可气的是，蚂蟥这东西很难弄死。村里人传说蚂蟥是鬼变的，你用镰刀把它割成几截，每一截又是一条蚂蟥；你用火把它烧成灰，沾几滴水它又活过来。我不信鬼，但蚂蟥的生命力强盛却是事实。怎样消灭这种祸害呢？清湖村的人说它：不怕烧，不怕煮，只怕放牛蛙翻屁股。这个说法当然靠谱。我亲眼看见放牛娃把蚂蟥的尾部翻出来，用一根草棍从尾部穿过腹部，让它在太阳下晒死，晒得像一截枯草。丑陋的吸血鬼终于遭到报应。
有关水蛭的记忆，不过是我六年知青生活的一个细节，也不过是一种隐喻而已。真正的伤害不在皮肤，而在青春和人生。有人做过统计，当年有18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涉及到1800万个家庭的命运。前途渺茫，信仰破灭，身份分裂，身心伤害，成堆的问题就是一个“蚂蟥窝”。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由它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弭。包括知青运动在内的十年“文革”，祸害了远远不止一代人。十年浩劫，记忆犹新，这样惨重的教训，难道能置之脑后而不屑一顾吗？尤其在国泰民安的今天，决不能让“蚂蟥”死灰复燃，要把它的屁股翻过来晒太阳，晒死，晒成一截枯草。
时间匆匆地过去了。当年的知青都老了。青春遭受过磨难，人生因此改变了方向。而且，我们是在被蚂蟥咬得鲜血淋漓的青春失去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的，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从那时起，知青身份使我回到自己，又走向他人，怀着爱，一步又一步，走向岁月深处。
十一
甘茂华（右一）和夫人刘建华、外甥陆保平（左一）在山西留影
那是我在清湖村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天。
江西的雨夹雪很早就下开了。北风凛冽，我的心也被严冬冻得梆硬梆硬。眼看知青伙伴一个一个跳出樊笼远走高飞，我和她都感到前途渺茫、绝望。插队之初那种新鲜感早就无影无踪，代之以凄凉、迷惘、无依无靠。
阴霾中露出一道光线。全县搞知青文艺汇演，并且传说要从中挑选编剧和演员。我觉得机会来了，便挑灯夜战，写了一个小剧本。
这个名为《抢扁担)的独幕戏在县城公演两天，场场爆满。萧条的文艺界那时只有尚不十分成熟的几台样板戏，在高安还是用采茶戏移植过来的，因此观众对于这出一新耳目的地方戏称赞不已。演出结束后，我和她被请到县革委会。我估计插队落户的历史即将终结。
等待我们的却是一场突然袭击。
大概是有一位副书记在座，可是他并没有讲话，只是一支接一支抽闷烟。当时，我还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谁也没有注意到墙角里坐着一个清瘦高挑中年人，就像靠墙放着一根不引人注目的钓鱼竿。就在一片赞扬声中，“钓鱼竿”猛地扔掉烟蒂站起来，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嘲弄和讥笑。他说这个戏不是什么好作品，而是一株黑汁四溅的大毒草。又说这个戏有几个致命的原则问题。其一、其二、其三……
我愤懑、痛苦、有口难言，像被人蒙住眼睛捆住双手，猛地推向万丈深渊，连喊一声也来不及。我一挺脖子抬起头，正好看见坐在桌子对面的她，只见那双黑秀的眼睛包着一汪亮花花的泪水，心里更觉得刀剜般疼痛。
几天后，我走在那条乡间小路上，觉得世界是这样不公平。我像一条狗一样孤孤单单。刚拐弯，就看见村口樟树下站着她纤瘦的身影。仿佛一股带着春天气息的暖流在我心里的冰排间潜潜流过。她那两条柔韧得像初春嫩树枝似的短辫子，顿时传递给我勇气、信心和力量。我几步就跑过来，忘情地握住了她温柔的小手。
我突然想起了我们离开家乡时顺长江而下在三峡看见悬棺和沉船的情景，便对她说，在劫准逃。她却问我记得那只在波涛中划向对岸的小船吗?还愿意唱着号子努力划桨吗?并且宽慰我，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明白了，便遥望夜空吐出一口长气。
进城工作的门路都堵死了。万般无奈，我和她只好投奔在山西长治工作的大姐。转点的地方叫化家庄。1973年冬天，高安县雪花纷飞。清湖村的昭凑拉一辆平车，装着简单行李，送我们到县城。三个小队的老老少少几乎全站在村口冒着大雪为我们送行。已经进了县采茶剧团拉小提琴的知青伙伴远胜默默地陪着我。乡亲们点燃鞭炮，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响得伤心。最后一次回头看看清湖，水没有冻住，还在悠悠地流。再见了，清湖!我泪眼模糊地朝清湖缓缓挥手。
岁月飘逝了，青春的歌声沉淀为诗。仿佛只眨了一下眼，插队生活离我们就有了三十多年的距离了。对于许多健忘的中国人来说，不过是往事如烟。苦难和苦难中的诗意算什么?哪里赶得上滚滚红尘中的欲望街车?然而，我却始终不敢忘记。记得俄罗斯白银时代，也是一个苦难时代，但它在苦难中显示了高贵。那么，我们的知青时代，自然应该拥有一份严峻的诗意。知青生活为我们的灵魂叙事打开了通道。这与那种无关痛痒的文字表演无关，与抒情和爱情无关——尽管知青生活中有抒情也有爱情。插队，实实在是一个时空背景，是一种精神经历，是一代人的刻骨铭心的生命记忆。我的遥远的清湖村，联系着我的生命和人生。林贤治先生在叙说法国一位柔弱女性、思想家西蒙娜·薇依的故事时，把她比作穿过黑暗的一道幽光。林先生说：“薇依一直顽强地寻找自己。所谓寻找，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返回原点。”那么，寻找知青生涯，是不是返回原点呢？是不是渗透着严肃的主题和清醒的思考呢？是不是所有的知青都愿意做一支帕斯卡式的芦苇呢？是不是插队生活也是一束青春午夜的幽光呢？遗憾的是，现在，像林贤治先生所说的，到了连灵魂都可以买卖的商业时代，还会有人记得起她吗？还会有人记得起我的遥远的清湖村吗？
甘茂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知名散文家，词作家。历任湖北作协理事，湖北流行音乐艺术委员会理事，宜昌市作协常务副主席。已出版各类文学著作15部，获得湖北文学奖，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奖，湖北屈原文艺奖，国家文化部群星奖，全国冰心散文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重要奖项。散文集代表作巜鄂西风情录》巜三峡人手记》巜这方水土》等。歌曲代表作《山里的女人喊太阳》巜青滩的姐儿叶滩的妹》《清江画廊土家妹》《敲起琴鼓劲逮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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