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滴滴事件背後的資本邏輯

馬克思當年刻畫了一個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即一個徹底由資本主導的社會。在馬克思看來，這簡直是一個無惡不作的社會。馬克思因此不僅呼籲被資本統治和剝削的人們（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社會，而且其本人還投入了當時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風雲一時。

馬克思之後，由西歐發起的社會主義運動沿著兩條不同的路徑發展，一條是歐洲道路，一條是蘇俄道路。到今天，人們知道盡管這兩條道路都避免了馬克思所說的“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但結局是很不相同的。

在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促成了資本主義的轉型，即從馬克思所說的原始資本主義開始向福利資本主義轉型，這個轉型當然是長期的，即使到現在還在進行。總體上來說，福利資本主義就是要在資本和社會利益之間達成一個平衡。一方面，國家利用資本發展生產力、創造財富，國家再通過稅等政策為社會提供福利；另一方面，國家節制資本，防止資本作惡，尤其是在社會領域，包括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福利社會因此也體現為規制型社會。自然，輔助歐洲資本轉型的還有其他很多要素，包括傳統宗教、公民社會、自稱為“第四權力”的媒體等。

蘇俄道路則完全不一樣。這個模式假定資本的本質就是惡的，因此徹底消滅了私有資本，而實行國家資本。今天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是蘇俄創造的概念。不過，正如歷史所顯示的，這條道路沒有走得通，它沒有解決如何有效創造財富來滿足人民需求的問題。

但人們沒有預期到的是，馬克思當年所說的“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在很長一段歷史之後會在中國再生。馬克思批評西方政府只是資本的代理，即政府替資本管理國家事務。而在蘇俄模式下，儘管國家直接掌握了資本，但因為徹底消滅了市場，國家資本演變成計劃經濟。資本在今天中國的運作方式既非西方，也非蘇俄，而是在政府和資本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關係，這種特殊關係就造就了今天中國的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形態。

無論是個體還是企業組織，其語言、行為、未來的願景，唯一得到張揚的便是金錢，似乎除了金錢，社會一無所有。這可以說是典型的“金錢原教旨主義”。自1990年代以來的很長時間裡，似乎除了賺錢是唯一可以值得努力的，做其他所有事情都需要承擔巨大的不確定性。

的確，馬克思還是對的，當金錢成為一個社會粘合劑的時候，這個社會的人們就要做好最壞的心理準備了。從早年珠三角的“血汗工廠”、山西煤老闆的原始積累、層出不窮的奶粉事件，到近來的疫苗事件、滴滴司機姦殺事件等，所有這些事件的發生似乎不可理喻，但卻是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的邏輯結果。

金錢原教旨主義

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所有一切包括生命的價值都可以體現和轉化為金錢的數量。正因為這樣，各個社會角色之間的關係、各個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甚至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主要體現為金錢關係，而社會各個層面的治理（企業和社會組織乃至國家）也主要使用貨幣方法，是一種可以量化的數字管理。從這個角度來看，並不難追溯到上述頻頻發生的各種事件的根源。

無論是煤老闆、疫苗廠家還是滴滴，他們都是精心計算過的。他們並不是不知道這樣做會導致生命的損失；相反他們已經理性地計算瞭如果這樣做能夠賺多少錢，如果發生人命案件，會賠多少？不管如何，如果減去賠人命的錢之後其利潤還是極其豐厚，他們就會無所顧忌地去做。在今天的中國，對資本來說，人命只不過是一個能夠輕鬆負擔得起的“事故”而己。

金錢原教旨主義社會的崛起不僅表明資本出了問題，更表明政府的監管出了問題，社會本身的道德體系出了問題。或者說，各方面的因素導致了資本的全面“異化”。這裡首先涉及政府監管權力的不作為。政府權力失去了其存在的本來目的，演變成為“為了存在而存在”。政府權力理論上說是公權力，就是為了大眾而存在的權力。在最基本面，政府權力的存在就是為了提供法律與秩序。但實際上怎麼樣呢？簡單地說，政府沒有監管能力。筆者上週討論過，在中國，政府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監管者。只要政府是唯一的監管者，那麼監管肯定無效甚至失敗。

這裡更重要的是權力和資本的關聯，或者說政商關係。在中國，政商關係是一對非常奇特的關係。一方面，在權力面前，資本似乎什麼都不是。在企業界的各種事件爆發之後，一旦政府介入，最龐大的資本也得敗下陣來，資本是沒有任何力量來對抗權力的。但另一方面，當權力需要資本的時候，或者權力成為資本的堅強後盾的時候，資本所能釋放出來的巨大能量，也往往超越人們的想象。一旦權力縱容資本、為資本推波助瀾，就必然會導致資本的為所欲為。這裡，無論是國有資本還是民營資本，邏輯都是一樣的。無論是奶粉事件還是疫苗事件，都體現了權力與資本的關聯邏輯。

不難理解，一旦權力需要資本的時候，資本就對權力構成了制約。企業出了事情，資本就能借助權力，輕易把事情搞掂，好像事情沒有發生似的。在上述所舉的所有案例中，在“危機”最終爆發之前，都早已經出現了各種“小危機”，而資本都能在權力的保護傘下“化解”危機，因此等待著的只是更大的危機。

更值得探討的是資本具有了可以讓受害者“願意”二次受害的能力。每一次發生這樣的危機，資本必然遭最深刻的譴責，而受害者得到最廣泛的同情。這是人之常情，在任何社會都是一樣的。問題在於，在譴責和同情過去之後，其他社會更有可能吸取了教訓，同樣的歷史場景不再重現，但在中國，在譴責和同情過去之後，好像沒有發生過事情一樣，等待著同樣的歷史場景的重現。

社會的巨大不確定性

在很大程度上，金錢原教旨主義不僅是資本的邏輯，而且更是深入整個社會的人心，是整個社會的邏輯。錢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用錢換生命，生命等於金錢，這是資本邏輯。那麼，難道這不也是社會邏輯嗎？每一次事件之後難道不是資本很順利地“安撫”了受害者嗎？有沒有事件之後受害者不是為了金錢，而是為了追求“正義”的例子呢？這當然不僅僅是簡單的個人選擇問題，如果是個人選擇，也是一種理性的“不得不”的選擇，因為一旦出現這類事情，權力便是經常站在資本這一邊的，也希望通過金錢來解決問題，而不是演變成其他問題。

但不管怎樣，出現了那麼多事情，資本都能輕易用錢把事情搞定。對很多中國人來說，很難理解西方社會能夠花（那麼多年）那麼巨量的納稅人的錢來為一個個人追求“正義”。在很大程度上說，這種“正義”意識的缺失，是資本賴以為所欲為的社會心理基礎。

這裡就涉及資本、權力和社會三者的關係

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民主化過程，西方今天所確立的各種“權利”概念從何而來、如何實現？無論是福利制度還是監管（資本）制度的確立都離不開民主。不過，西方“一人一票”制度走到今天已經走向另一個極端，造成精英之間互相否決，形成不了一個有效政府，從而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

東亞社會在實現這三者之間的平衡方面有不同的經驗。這不難理解，因為東亞社會不存在西方那樣的宗教傳統，文化傳統上沒有西方那樣的“權利”意識。更為重要的是，傳統上，東亞社會政府和資本之間也沒有西方那樣的關係，政府在東亞社會一直處於強勢地位。不過，

在儒家傳統中，政治精英既是統治者，也是社會進步的責任承擔者。在經濟上，東亞社會政府的作用已經充分表現在“發展型政府”的概念上，就是說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除了市場，政府發揮了較之西方大得多的作用。實際上，在社會權利的實現上，甚至民主權利的實現上，政治精英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人們也發現，東亞社會那些成功的民主化，大多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而實現的。

日本在這方面很典型。自明治維新之後的很長曆史時間裡，日本精英們提問自己的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夠文明瞭嗎？政治精英不僅自己求進步、求文明，而且以身作則，努力把文明推及到普通老百姓。同時，外在世界（主要是西方）所問的也是同樣一個問題：日本人夠文明瞭嗎？有資格成為“西方”的一員了嗎？所以，儘管日本明治維新的目標和中國近代以來所有精英努力的目標是同樣的，即“富國強兵”，但日本在“富國強兵”背後的則是文明性的提升和公民權利自上而下的實現。日本之後，其他東亞社會也基本上沿著這個路徑實現進步。

反觀今日中國，情況就不是這樣了。無論是資本精英還是權力精英，他們似乎都在率先甘願自我墮落。他們不僅沒有能力引導社會的進步，反而充分利用社會弱勢的特徵犧牲社會利益，而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任何社會，就其本質而言，所有問題都是精英的問題，當精英墮落了，這個社會就會變得極其無助。西方也一樣。在精英民主階段，精英之間能夠達到共識，無論是經濟發展、制度建設還是社會治理就很有效；但現在精英之間沒有共識了，大家就走向民粹主義，精英毫無責任可言，把所有責任都推給民眾。

因為中國社會的精英沒有責任擔當，不僅不能奉獻社會，而是變本加厲地向社會攫取，使得中國社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對自身、財富、國家的安全感到如此巨大的不確定性。社會體現出高度分化、隔離、互相仇恨、焦慮不安等特徵，奶粉、疫苗和滴滴車等事件，給整個社會所造成的陰影怎麼說都不會過分。

在金錢原教旨主義盛行的今天，精英們已經放棄了近代以來得而復失、改革開放以來來之不易的一點點進步共識，已經沒有了文明與野蠻的區別，已經沒有了進步和倒退的區別，已經沒有了精英與責任之間的關聯。不過，結局也是很顯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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