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係」研究：「大我」vs「小我」，度量國家對「雙邊關係」的重要性

如果說西方自啟蒙以來三百餘年的一個核心理念是“理性”，那麼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關係性”。將這個中國元素概念化，以這個重要概念為核心，與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立論方式相結合，呈現出的理論取向就是外交學院教授秦亞青在過程建構主義基礎上所提出的“關係理論”。圍繞國際關係中的“關係理論”，8月31日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關係理論創新”工作坊第四期活動“比較中、西方外交思想中的關係”在北京舉辦。

臺灣大學教授石之瑜認為，近年來西方國際政治研究中“關係理論”興起，結構建構主義學者傑克遜、奈克森帶動了“關係轉向”。但中西方因彼此對於“關係”的理解，側重點有所不同。正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尹繼武所言，中國的“關係”也不僅僅是策略性的“關係”交往，也強調原生性、基礎性的“關係”。秦亞青也曾表示，費孝通對比了中國與西方社會關係的不同，認為西方是個人主義社會,西方社會中的個人如一捆捆豎立在田地裡的稻秸，相互獨立，由社會契約和組織將他們維繫在一起；中國的社會結構則好像水面上一圈一圈的波紋：每個人都是其社會關係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每個圈子和每個波紋都是通過某種關係聯繫在一起。

為了把中西方兩種不同的“關係”思想納入彼此可以接受的研究議程，石之瑜提出了“想象的共性”概念。“想象的共性”具體表現為同一膚色、籍貫、校友、語言、信仰、愛好，這些共性表現可進一步分為兩種：先驗共性和即興共性。

石之瑜認為，先驗共性是指共同性是出自既定於歷史文化脈絡，兩個行為體即使是陌生人，不必溝通仍已相互默認，比如惻隱之心。這個概念可以解釋為何歐美國家看到與他們共同設想迥異的治國方式，便指其為失敗國家。這正是因為歐美國家在其歷史文化脈絡下共享了對自己作為正常國家的認識角度。

即興共性是指行為體在互動中為了合作，根據日常生活中既有的特性而臨時尋找和創造出來的共性。比如，雙方基於共同認識的第三人、支持的球隊、堅持的理念等，在實踐中聯想出一個“大我”。“送禮”就是一種創建共同性的方式。“送禮”意味不存在敵對關係，彼此為對方設想，有如一個“大我”構成各自的“小我”。

秦亞青提出的“關係理論”認為，過程或日常社會互動過程，是中國經驗和思想中的重要元素。石之瑜認為，秦亞青“關係理論”中的“關係”概念，更接近即興共性

相形之下，先驗共性則往往是多邊的，存在於所有行為體之間，使它們能在還沒有開始溝通前，就已經具備有效溝通相互認識的基礎。當然，有些雙邊互動也具備很強的先驗共性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提出的“天下”概念，體現的就是一種想象的先驗關係。

在西方學者阿德勒看來，歐盟成員懂得自律，尊重在戰後歷史中形成的歐盟治理規範，並自覺執行；而東盟國家則不存在這種自律。在“關係理論”與“天下理論”中，東盟國家之間當然也存在自律，即維持一種互不干預的和諧默契。實際上，兩者分歧在於討論的維度不同。阿德勒談的是歐盟各國自願對先驗的、多邊的規則有所付出，而東盟國家是為了彼此更加信任實行自我剋制。這種為了“大我”做出的自我剋制，在先驗關係的思想中反而是一種縱容。

先驗關係和即興關係是兩種不同的關係思維，但不是非此即彼，更不存在道德上的正邪對立。作為關係的不同類別，將這兩種思維放在同一個研究議程上，進而研究各國在“先驗”和“即興”關係上的不同組成比例，就可以進行經驗研究，進而避免因為概念混淆而造成的警覺與恐懼。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田野認為，石之瑜對關係概念的界定和分類，是基於深厚哲學功底，進而架起了中西方“關係”理解的橋樑。田野提出的問題是“先驗關係和即興關係，可否理解為哲學意義上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石之瑜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但不要對“特殊性”賦予本體內涵，因為作為過程主義的關係理論本質上反對本體論。針對田野的問題“國際關係研究從來都是研究關係的，當下強調‘關係轉向’的意義在何？”石之瑜的回答是“關係轉向”研究更凸顯出小國、大國在國際政治中同樣的重要地位。同時，從多邊、雙邊關係來看，多數國際政治理論都在探討多邊關係，但是在實踐中，所有的多邊關係發展到最後都是由某種程度的雙邊關係所支持，因而“關係”研究也進一步凸顯出雙邊關係的重要性。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保建雲提出，可以藉助“集合”、“子集”的數學概念來討論“大我”、“小我”的觀念。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夏敏提出瞭如何在實踐中度量國家對“關係”的認識問題。石之瑜認為，在研究中，可以建立有關國家政策、群眾情感傾向的指標，以便於進行研究測量。

記者張君榮 通訊員吳永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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