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筆者第一次到泰國開展田野調查至今，已經過去了十幾個年頭。在這十幾年中，筆者個人感受到的最大變化就是中國與世界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中國與海外之間的界限也變得越來越模糊。當筆者於2003年到泰國開展田野調查時，幾乎所有的泰國人都會問“你是不是日本人？”對此，筆者有所不解。後來筆者才發現，日本的學者、商人、企業、學生和揹包客遍佈泰國；泰國雖有相當多的華裔國民，但中國人在泰國社會里的可見性並不高。時隔十年之後，當筆者再次回到泰國，曼谷的出租車司機會用中文說“你好”；房東威諾非常興奮地說“中國現在繁榮發達，將會超越美國”。2017年，在8年之後再次訪問清邁的時候，清邁街頭的種種中文標識、成群的中國遊客和把清邁當作創業搖籃的來自中國的“90後”帶給筆者強烈的“文化震撼”：無法再回避中國與泰國之間的現實聯繫。筆者由此想到一個問題：今天的海外民族誌研究是研究他者，還是研究我與他者——或者說我們。
- 凸顯中國與世界的關聯性
關於海外民族誌，如王銘銘所言，“所謂‘海外民族誌’，乃是一種以中國為處境，以漢語為學術語言的研究與論述方法，這種民族誌所描述的人、事、物，主要存在於中國之外”。從中不難發現，他強調了國內與國外、本民族與異民族、中國與中國之外的區分。其他學者的觀點與此也多有契合。從地理空間上來說，海外民族誌的研究對象是國外社會，這當然沒有錯，而且直到今天到海外開展長期的田野調查仍然是海外民族誌研究最核心的要求。但是，隨著中國與世界的聯繫越來越緊密，當我們不斷在海外遭遇來自中國的流動的人群、商品、資本和科技，當中國元素在當地人的社會生活中發揮越來越顯著的作用，海外民族誌研究當中所凸顯的將是中國與世界的關聯性。
筆者用“中國的跨國性”一詞來概括今天中國與世界的連接方式。毫無疑問，跨國流動現象自古有之，近年來更是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過程深入到每個社會的內部。但是，中國成為跨國流動中引人注目的重要場域卻是近十幾年來的新現象。中國的跨國性指的是中國社會內生的、伴隨著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而產生的，以中國社會的普通人普遍參與跨國流動為特徵的中國社會的新現象。這一現象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中國人越來越頻繁地在中國與世界之間流動，既包括民間層面的出國留學、旅遊、工作、志願服務、探親等現象，也包括由中國政府和國有企業推動的以能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和援助項目等為代表的各種現象；二是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到中國，無論是旅遊、尋找商機，還是成為中國的高科技引進人才，他們都在與中國的普通人打交道，連接起中國與世界，併成為中國地方社會的組成部分。
中國的跨國性具有很鮮明的時代特點。一方面，中國現代科技的發展和新技術條件的出現為中國的跨國性提供了重要支持。無論是中國的高鐵項目，還是在全球旅遊熱點地區針對中國遊客推行的手機支付方式，都使得今天中國的跨國性帶有明顯的現代科技特徵。另一方面，中國的人口、資本與商品生產的規模使得中國的跨國性體量巨大，而且對國外的地方社會構成了一定的影響。
要理解中國的跨國性的複雜過程，海外民族誌研究必然有所擔當。一方面，我們任何時候都需要開展深入的民族誌調查，在跨國流動現象中發現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聯性。同時，對於跨國流動現象的調查也需要研究者運用其在海外民族誌研究方面的基礎，深入地方社會，看到中國的跨國性的現實影響，並從當地人的視角出發來理解這種影響。另一方面，中國的跨國性也對傳統的海外民族誌研究提出了挑戰。我們比過去更需要看到中國的跨國性網絡當中不同空間節點之間的聯繫，因此我們可能更需要突破單點研究的侷限，開啟對多點民族誌研究的大膽嘗試。此外，要理解中國的跨國性在世界範圍內的共性與差異，就更需要開展比較研究和團隊研究。
- 洞察中國的跨國性
關於中國的跨國性的海外民族誌研究涉及很多研究議題。我在此拋磚引玉，提出幾點看法。
一是需要研究中國的跨國性對國外社會的影響以及國外社會面對中國的跨國性時的應對策略和複雜心態。無論是人數龐大的中國遊客，還是走向世界的中國商人，都可能對當地社會造成一定影響。面對中國人，國外地方社會如何通過各種策略加以應對，雙方如何在彼此的誤解與摩擦之中進行協商，國外社會精英如何表達他們對於中國的跨國性的看法並引導大眾媒體，這些都是我們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
二是在對海外中國人的研究方面，不僅要看到他們如何適應國外地方社會，也要看到他們如何在當地社會生產出新的文化景觀。例如，中國的宗教社會具有很強的包容性特點，儒釋道、多神信仰和祖先崇拜並行不悖。這種包容性的宗教景觀也伴隨著中國人的跨國性而在世界各地生根開花。在非洲，我們可以在當地社會看到華人的宗祠、關帝廟和佛教寺廟等，這不僅形成了中國的跨國性中的信仰網絡，也改變了當地社會的文化景觀。當然，我們還需要關注這些文化景觀如何介入到當地社會的公共生活當中。
三是需要研究中國的跨國性如何在歷史和現實之間產生連接。19世紀以來，大量中國人以勞工身份散佈到東南亞和美洲等地，並在當地形成了華人社會網絡，尤其以東南亞和北美為最。今天，當中國人大規模地在這些地區流動時，當地原有的華人社會網絡將會被激發出新的活力，並與當代中國的跨國性形成連接。羅楊已經關注到東南亞地區的新老華人社團之間的複雜關係，其中既有競爭和衝突，也有合作與互助。
四是看到中國國內的社會變遷與中國的跨國性之間的有機聯繫。中國國內的社會轉型可能為中國的跨國性提供動力。項飆的研究展示了東北下崗女工如何在生存重壓之下前往世界各地打工。劉興馳在非洲某國的研究也討論了國內房地產市場與一些房產商到非洲去實現產業轉型之間的關係。另外，中國的跨國性也將影響到國內的社會轉型的動力和方向，如對普通中國人來說意味著更多的機遇。他們在中國與世界之間的穿梭經歷必將帶來新的理念和新的訴求，這對於中國社會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五是從在華外國人的視角來看，中國的跨國性在國家制度和社會機制層面都還存在各種現實阻力。中國的跨國性不僅意味著中國人走出去，也意味著外國人走進中國。已經有不少中外學者針對廣州的非洲人、浙江的外國商人開展了長期研究，既展示了他們在中國獲得成功的經歷，也反映出他們在跨國婚姻、長期居留、子女教育等方面遭遇的現實困境。在華外國人如何獲得公民身份或合法居留身份，如何發揮他們參與地方公益事業的積極性，如何將他們視作中國社會建設中的積極因素，都是未來我們需要探討的話題。維也納大學的博艾敦（Adams Bodomo）教授指出，在中國勤懇謀生的非洲人是非洲和中國之間實現合作的現實橋樑。在關於中國的跨國性的研究當中，我們至始至終都需要正視普通人為追求美好生活而邁出國界的勇氣，以及他們如何通過日常生活實踐來實現自我的價值。
（本文系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文化走出去協同創新中心一般研究項目“中國—東南亞交互人類學體系的內涵與建設途徑研究”（CCSIC2017-YB0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
閱讀更多 中國社科國際關係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