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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9日馬來西亞全國國會選舉中，由曾經在位22年，高齡93歲的前國家領導人馬哈蒂爾所率領的希望聯盟大勝由首相納吉布所領導的國民陣線，一舉推翻了自1957年獨立建國以來，執政長達61年之久的執政黨聯盟，也結束了巫統一黨獨大的執政局面，引起世界的矚目。其實早在2003年10月31日，當時78歲的馬哈蒂爾就宣佈告老退休，將巫統黨主席和首相一職交棒給阿都拉巴達威，納吉布又在2009年繼任黨主席和首相，不料今年這場選舉，2016年已退出巫統，另組土著團結黨的馬哈蒂爾竟率領其他三個反對黨組成希望聯盟，並再和另一個地方政黨結盟，成功透過選舉推翻巫統主導的聯合政府，終結了長期由巫統黨主席擔任首相的傳統，為馬來西亞帶來了一個新的局勢，大出政治觀察家的意料之外。
退休已長達15年之久的馬哈蒂爾之所以能夠重返政治舞臺，再度被國民認可為國家領導人，除了已執政長達10年的納吉布和他的夫人貪腐醜聞傳遍民間之外，政府行政效能低落，國民整體生活和經濟水平每況愈下，相對馬哈蒂爾領導時代(1981-2003)有嚴重倒退，讓人民開始懷念馬哈蒂爾領導時期也是一大主因。
誠然，馬哈蒂爾過去領導馬來西亞的22年期間，透過發展工業化、開放投資、提高行政效率和國營企業私營化等的改革，讓馬來西亞在1988年至1997年間皆擁有高達9%的年經濟成長率，不但讓馬來西亞的經濟有長足進步，許多他任內完成的大型建設如吉隆坡國際機場、吉隆坡雙峰塔大樓、布特拉再也行政中心(Putrajaya)、檳城跨海大橋等在今天仍然是屹立不搖的國家地標。1980年代以降馬來西亞經濟上的優異表現也讓馬哈蒂爾時代成功塑造了一個土著的工商社會， 在他執政後期甚至被馬來西亞的媒體喻為“馬來西亞現代化之父”。因此，馬哈蒂爾創下的非凡政績，讓他過去的治國經驗和思想一直以來都被國內外學界高度肯定。
此外，他在國內對伊斯蘭的持續關心和重視，也為馬來西亞留下了一系列重大的伊斯蘭化資產。對此，許多學者皆認為馬哈蒂爾時代標誌著馬來西亞官方朝向伊斯蘭化轉變的年代。大體而言，馬哈蒂爾執政期間就實施了許多突破性的伊斯蘭化政策，也大幅提升了伊斯蘭教法的地位。不但逐漸改變了馬來西亞原先世俗化的國家體制，也廣泛改變了馬來西亞社會的各個層面。
另一方面，馬哈蒂爾在第一次首相任內也在國際舞臺上動作頻頻，不時嚴詞批評英美強權，儼然以第三世界和伊斯蘭國家的主要領袖自居，並持續“代表”第三世界和伊斯蘭國家展開重要談話，同時他也積極爭取主辦國際伊斯蘭的領袖會議。
隨著馬來西亞在馬哈蒂爾領導時期取得長足的經濟成就而成為一個相對現代、民主和富裕的穆斯林國家。自1980年代末國內外就陸續有學者為馬哈蒂爾冠以“伊斯蘭領導人”或“伊斯蘭領袖”的稱呼，並對他結合伊斯蘭和現代性的社經發展模式推崇有加，許多學者認為馬來西亞向世人證明了伊斯蘭和社會的現代化可以並行不悖地發展，足以讓其他穆斯林國家作為借鏡；伊斯蘭學界地位崇高的埃及艾茲阿哈大學教授穆夫提坦達威(MohammadSyed Tantawi)更稱許馬來西亞是伊斯蘭的模範國家。
由此可見，對國際社會而言，馬哈蒂爾擁有兩個特質，其一，在國際上敢怒敢言，為弱小國家打抱不平，敢於批評西方帝國主義和白人種族主義，此舉使他在1990年代一躍成為國際知名領袖，儼然是亞非發展中國家“亞洲價值觀”的代言人，或“亞洲的巨人”。其二是強調伊斯蘭的治國哲學。事實上，馬哈蒂爾是一位積極追求救國濟民之路的民族主義者。他在位期間以反對西方霸權，提倡伊斯蘭和亞洲價值觀。其伊斯蘭論述之完整，反帝國主義話語之多元，國家發展理論之豐富，至今馬來西亞歷任首相沒有人能出馬哈蒂爾其右。他也同樣地將西方政治理想加以修訂轉換為適合馬來西亞國情的政治體制，並義正言辭地加以捍衛之。儘管他已卸任15年，至今馬來西亞國內的穆斯林仍然普遍將其視為一位真正代表他們的國家領袖。
本文就馬哈蒂爾對帝國主義的理解內容和相關的響應之道，及其結合伊斯蘭和亞洲價值的治國觀點作分析，從中審思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途徑，以及西方政經制度在亞洲國家發展過程中所應扮演的角色。
▍馬哈蒂爾對帝國主義的理解
以學者芭芭拉۰布什所言，帝國主義的擴張就是對殖民地區的剝奪，這種剝奪的方式可透過進貢、賦稅、土地徵收、對貿易或生產的控制來加以進行，“從過去的羅馬帝國到今天的美國軍事強權，軍事和科技的主宰性是維繫帝國權力不可或缺的要素。”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不全然是領土兼併，而是資本主義發展進入生產和資本壟斷的結果。他指出資本主義下市場自由競爭發展的結果必然是大企業吞併小企業，而最終導致生產和資本的壟斷。資本家利用控制各國市場的手段來累積財富，致使世界版圖由少數幾個資本主義強權所分割把持。因此，帝國主義最深層的經濟根源就是資本家對生產和資本壟斷的需求，即為極少數的富裕國家對大多數弱而小的國家的主宰關係，這些壟斷的資本家只坐享他國人民勞動的成果，是一種“寄生，衰退的資本主義”，這個階段的資本主義也就是其走向毀滅的最後階段。
馬哈蒂爾和一般國家領導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擁有較長的掌權時間，並在他的治理期間打造了一個首相權獨大的威權體制，有足夠的時間和資源把他的治國理念貫徹到全國。他這種個人化的統治風格，不僅因為他是位“孜孜不倦的民族主義者”，相較前三任首相，專欄作家出身的他擁有塑造個人風格的論述能力，他一方面既能結合論辯、理念與政策，擬出一套富有說服力的國家宏願，另一方面又能在其任內建構出一套結合反帝國主義論述和伊斯蘭化觀點的主張作為國家發展的基礎，同時他也擅長利用全國巡迴演說來激勵人心。
以研究馬哈蒂爾知名的邱武德教授認為馬哈蒂爾思想（Mahathirism）可分為五個中心部分，即民族主義、資本主義、伊斯蘭、平民主義和威權主義。可以說馬哈蒂爾作為積極的現代化推動者，他個人的構想往往就會成為國家的重大發展計劃，他從不隱藏他本身堅定的信念，並致力於透過無數的演講和政策的落實來宣揚之。
事實上，貫穿馬哈蒂爾思想的，仍然是其念茲在茲的馬來民族主義，這個民族主義對內，就是追求馬來人的領導權，對外，就是反對西方的帝國主義，前者固然為他帶來種族主義的惡名，而後者，卻為他贏得了眾多國際友人的稱譽，後者的光芒也往往成功掩飾了前者的不足。縱觀馬哈蒂爾諸多豐富的言論和著述，馬哈蒂爾認為，帝國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可分成以下幾個層面：
其一，好戰的帝國主義利用武力來掠奪其他國家的資源。馬哈蒂爾認為亞洲人向來尊重貿易伙伴，奉行和平貿易的傳統。帝國主義為了壟斷市場，卻佔領它的貿易伙伴，因此帝國主義的侵略是伴隨貿易而來，對西方而言，“哪裡有貿易，哪裡就有帝國主義。”而這個西方帝國主義的最主要代表，就是美國。在他的眼裡，美國完全不理會世界其他國家的感受，一味地推行它的議程，或是用軍事力量來威嚇他國，尋求支配世界。因此，美國所代表的，就是“舊歐洲帝國主義的改頭換面”。尤有甚者，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也十分好戰，他們耗費鉅額資金只為了發展日新月異的尖端殺人武器，而由於他們的好戰，“有數十萬人被屠殺，許多部族被滅絕，”他們又任意重劃領土，任意將不同的族群聚集在一起，讓許多脫離殖民的國家陷入內戰亂局，他們也藉機干預這些國家的內政。馬哈蒂爾認為，這些戰爭根本不能解決問題，如美國侵略伊拉克就是一個失敗的反恐戰爭，因為這場戰爭事實上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它不但激起穆斯林的憤恨，反而更助長了恐怖活動。因此他認為軍事至上和文明的衝突，是一種錯誤，對世界的和平無所幫助。
其二，西方利用自由貿易和全球化來建構其統治秩序：對此，馬哈蒂爾不諱言人類都生活在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Eurocentric World），全世界都有歐洲主宰的痕跡，甚至歐洲的思想也影響了全人類，是以，馬哈蒂爾認為西方所鼓吹的全球化就是西方大企業壟斷全球經濟的過程，西方過去先剝削東方國家的資源，再利用他們廉價勞動力來大力發展經濟，現在在壯大之後卻又主張自由貿易來制約東方，而西方所主張的自由貿易，如同大人和小孩在同一個球場上競技，是一種西方合理化不公平競爭的藉口；西方一邊鼓吹自由貿易，一邊卻又反對人民的自由遷移，更是一種雙重標準。
其三，就是指責西方白人至上的生活價值對亞洲國家的入侵。對此，馬哈蒂爾認為長期的白人殖民統治使馬來人以至馬來西亞人多產生了一種“自卑情結” （inferior complex），馬來西亞各階層人民都有盲目仿效歐洲人的傾向，惟從他們限制非白人移民的事實來看，馬哈蒂爾認為歐洲人事實上就是種族主義者，因此沒有資格批評馬來西亞的族群政治。
依馬哈蒂爾之見，這些西方所強加在亞洲人身上的價值，可分成下列幾項：其一就是他們所信仰的自由主義和所謂的人權。對此，馬哈蒂爾表明每個民族都有他的價值，強加外來的價值在他們的身上是錯誤的。西方要求所有人都遵循他們的民主制度，“許多反對者因此被害”，這種行為反而傷害了他們最基本的人權。其次，是環保的理念，馬哈蒂爾認為西方國家是破壞地球環境的元兇，卻還發動抵制發展中國家的伐木活動，此舉就是否定他們利用自己的財富脫離貧困、飢餓和疾病的權利，當他們否定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自由，他們又有什麼資格來談自由？而這種價值上的壓迫，就是帝國主義。
馬哈蒂爾還認為，西方也對亞洲輸出瞭如自由性愛、裸露、同性戀、破壞公共財的生活價值，這些敗壞的道德都是西方所包容甚至鼓吹的行為，但對亞洲人如馬來西亞人而言，這些行為都是對自由的濫用，是屬於西方而非東方的價值，政府應該照顧人民的道德，拒絕這些敗壞道德的行為。
由於數十年來馬哈蒂爾在國內外的政治舞臺上不假辭色地批判和揭露西方強勢的帝國主義、極端的種族主義和浮濫的自由主義，使他在過去22年首相的任期內贏得許多中東和亞非國家人民和領袖的讚許，也使馬來西亞這個國家走入國際社會，為世人所熟知。
▍以亞洲價值為基礎的治國觀點
當然，除了嚴厲批判帝國主義之外，馬哈蒂爾自己也有一套以亞洲價值為基礎、結合西方模式的治國觀點。這些觀點大致而言可分成亞洲特色的民主制度、實踐性的伊斯蘭觀點以及亞洲價值導向的經濟發展。
一、主張亞洲特色的民主制度
首先，為奉行亞洲特色的民主制度。馬哈蒂爾主張，世間並沒有極端的自由，絕對的自由會帶來社會失序，“自由必須要依環境和時代的變遷來作調整，故最好的社會模式是社會責任制。”是以，“亞洲國家，或馬來西亞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是不同的。”“民主不是宗教，我們必須要檢視我們的民主，人民和國家的福祉比民主更為重要，民主是為國家和人民而生，而不是為民主而生，如果民主的內容會傷害國家福祉，我們就必須以國家和人民的福祉為優先。”而“馬來西亞不止將大眾的福祉置於個人的自由之上，也相信家庭、婚姻和保守的道德價值。”“因為絕對的權力會帶來絕對的腐化，有權力的人民也會腐化”，因此人民的權力必須要受限制，政府有責任保護大多數的人民，因此東方不能全盤接受西方的人權觀。
儘管如此，馬哈蒂爾認可“人民有權利批評政府”，“如果馬來西亞的政府不受人民歡迎，人民就可以在選舉的過程推翻它。”所以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比起來，馬來西亞是政治自由的。馬哈蒂爾甚至辯稱，因為人民可以自由選擇讓領袖下臺，所以馬來西亞不是威權體制。由此可見，馬哈蒂爾所謂的民主價值，是一種以英國選舉制度為基礎，結合亞洲傳統家長制領導思想的制度，並不是全盤接受英美的民主價值。
二、提倡實踐性的伊斯蘭觀點
馬哈蒂爾另一套從亞洲價值出發的治國觀點，就是實踐性的伊斯蘭觀點。首先，馬哈蒂爾從不諱言他對伊斯蘭並無深入的瞭解，但卻從不否認他作為穆斯林領袖的地位以及他對伊斯蘭的虔誠信仰；他的伊斯蘭化理念與其說是他對伊斯蘭認識的體會，不如說是作為一個馬來穆斯林領袖而衍生的崇高使命與責任。他認為促進穆斯林地位的躍進和促進伊斯蘭地位的提升是相輔相成的；因此促進穆斯林在當代的成就是馬哈蒂爾伊斯蘭化政策最主要的導向。在他刻意培育下，馬來民族的唯一信仰——伊斯蘭的影響力在其執政期間得到前所未有的發揮。
與前任首相不同的是，馬哈蒂爾首次宣告伊斯蘭不是一般的宗教，而是一種生活方式(Ad-deen)。雖然伊斯蘭是完美的宗教，但穆斯林卻不是，所以穆斯林必須提高其對伊斯蘭價值的認識並加以納入生活的重心。馬哈蒂爾認為伊斯蘭曾帶給穆斯林光輝的成就，他堅信穆斯林終究能在世界上取得主宰的地位。但相較於強盛的西方世界國家，如今穆斯林國家是貧弱不堪的，他們衰弱的原因主要仍是出自於穆斯林本身拒絕跟隨伊斯蘭的真正教誨。除了經常提及的穆斯林社群因為奢侈浪費，相互敵視甚至彼此攻伐而帶給穆斯林自己巨大的災難之外，馬哈蒂爾認為穆斯林保守、頑固與畏懼改變的態度亦是促使穆斯林衰弱的另一重大因素。
馬哈蒂爾力主成就當代豐功偉業亦是伊斯蘭極重要的部分，他反對主張放棄努力、消極的宿命論，他認為一些極端保守的烏力馬(ulama)創造了各式各樣繁雜的儀式來牽制穆斯林的生活，導致穆斯林花費心力來追逐來世的幸福而忽略了現世的成就。因此馬哈蒂爾反對盲目且過於熱衷堅守伊斯蘭教條和儀式，而不努力實現現世物質成就的行為。馬哈蒂爾辯稱伊斯蘭不是一個強調空洞儀式的宗教，或不僅僅是儀式和外在的表現，穆斯林應注重伊斯蘭的內涵與精神，而非它外在的形式和儀式或經文字面的釋意。他指出過去因為穆斯林過於遵循不必要的繁文縟節，為了維護所謂的伊斯蘭宗教性而忽視穆斯林社會的整體發展，最終使穆斯林社會失去了競爭力，而受伊斯蘭的敵人所宰制。
以伊斯蘭守舊分子所極力堅持的婦女戴頭巾的規範為例，馬哈蒂爾宣稱婦女戴頭巾並不能保證她在精神上真正信仰伊斯蘭。他痛責穆斯林因為過去太注重儀式反而忘記了伊斯蘭的真諦，進而導致穆斯林間的猜忌和相互攻擊，使整體穆斯林受害。同時過於注重儀式也使穆斯林漠視現代科學知識而最終不得不在軍事、經濟或科技上依賴非穆斯林國家的施捨而受盡恥辱。所以，光是祈禱並不能永遠地拯救穆斯林，祈禱必須伴隨著適當的努力，穆斯林應在任何的情況下努力工作以盡他們作為伊斯蘭社群一分子的責任，必須以知識、效率、財富和力量來裝備自己，才能面對各種挑戰而不退縮。
基於上述理由，馬哈蒂爾雖在任內提高伊斯蘭教法的地位，他始終反對全面執行包括固定刑法(Hudud)在內的伊斯蘭教法，也極力反對烏力馬們干預或主導政治。對馬哈蒂爾而言，伊斯蘭必須順應時代的潮流而作調整，必須揚棄不具實踐性的伊斯蘭傳統，讓伊斯蘭得以進化成一個現代化的生活方式。
對馬哈蒂爾而言，伊斯蘭之於國家，不僅僅是儀式的需要和作為馬來領導主權的象徵，其對外使馬來西亞成為國際伊斯蘭共同體成員的身份象徵，對內則成為國族認同的表象，伊斯蘭之於民族，是提升馬來族群內涵，構造馬來族群意識，促進馬來族群物質成就的催化力量，伊斯蘭之於個人，是為武裝個人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對此，學者卡瑪魯丁認為馬哈蒂爾將馬來人從貧窮中解放出來，並通過教育、經濟發展和實踐性的伊斯蘭提升馬來人的地位和自尊。
在外交上，馬哈蒂爾採取親穆斯林國家的立場，如支援波斯尼亞的穆斯林反抗軍，支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也不管美國的抗議而和利比亞、蘇丹、伊朗、伊拉克等國維繫良好合作關係，凡此種種，使得馬哈蒂爾以挑戰美國帝國主義的姿態，成功爭取到眾多穆斯林國家的認同。而其伊斯蘭化觀點和他所推動的伊斯蘭化政策也獲得許多國際著名伊斯蘭學者的支持，使馬哈蒂爾成為當代國際社會知名的伊斯蘭國家領袖。
三、亞洲價值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
最後，馬哈蒂爾也鼓吹亞洲價值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它在國內的實踐，主要就是發展以馬來人為優先的民族資本，發展大型工業，以及鼓吹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對國外，就是提倡向東學習，積極謀求亞洲一體的區域合作。對馬哈蒂爾而言，要培強馬來人的自信心，其一就是為扶持、保護馬來人的經濟，然後再保護馬來西亞企業；其二為建設大型工程，讓世人對馬來西亞刮目相看。如馬哈蒂爾引以為傲的吉隆坡雙峰塔，他辯稱，如果一個人是矮子，他就需要一個肥皂箱以便讓人看得見，聽得到，而雙峰塔就是馬來西亞的肥皂箱，同理也可體現在他任內所完成的布特拉行政中心，國際水平的F1賽車場的承建，在各地興築巨型的清真寺等的建設上。
在扶助馬來人的經濟方面，馬哈蒂爾1983年所推行的國營企業私營化政策，催生出大批馬來鉅富。除此之外，馬哈蒂爾也不忘記全力發展國營企業，當中最成功的當屬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Petronas)，作為馬來西亞最大型的企業，國家石油公司多次扮演救助馬來企業的角色。在馬哈蒂爾的努力下，馬來西亞出現一大批馬來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馬哈蒂爾始終認為，如果馬來西亞沒有實施這些偏袒馬來人的、正面的歧視政策，國內的華人就會主宰一切經濟資源，如此反而破壞了國家的民族團結。
馬哈蒂爾對外最著名的經濟政策，就是向東學習政策和以亞洲為主體的區域經濟整合政策，所謂向東學習，就是以日本為首的亞洲先進國家為師的政策，簡單來說，其最初就是指學習日本的工作倫理和企業文化，後來再擴展到學習經濟上也較為成功的韓國。對此，馬哈蒂爾對日本產品的高質量和其強調工作效率、勤奮敬業、高度紀律、高度忠誠的工作倫理尤其稱許，他每一次訪日皆受到啟發。有鑑於日本同樣是來自於東方文化，“馬來西亞人學習日本會比仿效西方的道德與文化更為容易”。同樣地，日本和韓國資本主義的成功，也在於國家計劃性地支持大企業，扶持大財團的策略，馬哈蒂爾也仿效此種方式，在20世紀80年代打造了數個大規模的本土企業，並引進日本技術指導的製造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汽車工業。無論如何，根據馬哈蒂爾晚近的看法，由於文化的差異以及馬來人缺乏積極學習的態度，這個政策的成效，最終不盡如人意，但馬來西亞的確因此作出了很大的改變。
雖然馬哈蒂爾從不隱藏他的馬來族群主義，馬哈蒂爾首相任內的對外政策，仍然多是以全體馬來西亞人民為依歸。對內，他以馬來族群的鬥士見稱，對外，卻是個雄辯滔滔的馬來西亞領袖，或亞非發展中國家的代言人。因此，馬哈蒂爾的國家發展方針，是多元化且務實的，不管是實戰性的伊斯蘭，抑或是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他最終的目的，就是讓馬來人，以及其他的馬來西亞人爭取尊嚴與榮耀。就這一點而言，聯合其他國家以反抗“白人至上”的經濟帝國主義，是有其必要性的。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在其任期內，他都極欲打造一個純亞洲國家的經濟區域組織如東亞經濟組織(EAEG)，並抗拒澳洲和新西蘭對東盟(ASEAN）的影響，相信如今再次掌權的馬哈蒂爾，仍然會致力於推行亞洲的經濟整合，以互惠互利的精神支持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結語
一般說來，民族主義是政府團結國民，凝聚國民意志的要素。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威脅，就如同反作用力，帶動了世界各國民族主義的發展。 通過馬哈蒂爾的詮釋，我們可以發現工業革命後西方國家所傳播的帝國主義從未消失，其種種特徵仍然延續到今天。換言之，生長在英國殖民時代的馬哈蒂爾對帝國主義的內容和其特徵皆有深刻的瞭解，他認為歐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是亞洲國家獨立自主、民族發展的最主要威脅，它反映在政治上、經濟上和價值文化上的壓迫過程。作為一個世代的發展中國家領袖，馬哈蒂爾深信“強權就是公理”的國際現實，因此也擁有務實的施政方針，即要利用帝國主義的支持來保護、壯大自己，又要團結弱小國家以防微杜漸，在這個背景之下，他以有限度地抵制自由市場經濟，合理化若干威權制度的存在，並團結穆斯林國家和聲援其他亞洲弱小國家來作為反制西方帝國主義，鞏固民族資本的主要手段。
難能可貴的是，馬哈蒂爾雖受教於西方的教育體制，親眼見證帝國主義的霸氣凌人，但卻不迷信西方萬能，在接納西方的人文制度下，他們猶能發展出一套結合本土和西方價值，個人風格濃厚的治國觀點，在馬哈蒂爾背後，有深厚的伊斯蘭信仰文化。伊斯蘭文明不論在人文思想抑或物質成就上，都曾經遠遠超越西方文明，它們遂成為馬哈蒂爾對抗帝國主義的信心來源和價值基礎。
馬哈蒂爾也是務實的國家領導人，他抗拒族群同化，努力鞏固族群邊界以維持一個在族群共治下，馬來族群領導的國家體制。因為擔心破壞馬來人固有的文化特質，馬來人不願意同化非馬來人，反之非馬來人也抗拒被馬來人同化，如此一來馬來西亞各個族群都徘徊在“族群優先”或“國族優先”的命題中打轉，國家就在這種族群競爭又合作的態勢下發展下去，因此所謂的國族，變成一個文化基礎相對較薄弱的馬來西亞意識，讓國民團結之路存在不小隱患。
事實上，長期過度厚待馬來族群的經濟和政治方針，早已讓國內無數的非馬來人精英通過移民出走，投入西方帝國主義的懷抱一去不回。馬哈蒂爾在任內通過加強實施各種偏袒單一族群的經濟政策，一再維護甚至擴大了馬來族群的特殊權利所施以的範圍，不但加劇了國內族群待遇的不平等，也塑造了一批和執政黨共生的馬來富裕階層，但隨著馬來族群比例的快速上升，在資源有限，以及缺乏民主制衡的環境下，這種偏袒單一族群的經濟政策再也無法使更多的人民受惠，最終得利的仍然只是占人口極少數的朋黨。
另一方面，在他過去22年的首相任期內過度強調伊斯蘭化的施政方式，不但影響了國內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關係，也間接讓保守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得勢，並持續對政府的施政產生影響。不可否認的是，馬來西亞十多年來經濟不振，弊端叢生，伊斯蘭激進勢力的抬頭，雖然主要歸因於納吉布十年來的施政不彰，但也和馬哈蒂爾過去22年的首相任期內建立個人威權的領導體制，削弱權力制衡和問責制度脫離不了關係。因此，可以預見馬哈蒂爾今年的再度上臺，將會更努力打造公平合理的社會分配機制，並致力於打擊伊斯蘭激進的力量，以鞏固國民的團結。
本文刊於《文化縱橫》2018年8月號，原標題為“馬哈蒂爾的治國觀：伊斯蘭與亞洲價值”篇幅所限，註釋從略。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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