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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敏：特朗普時代的強人政治
眾所周知，美國的兩黨政治始終處在兩個不同的政黨、兩個不同政治派別互相討論、互相鬥爭、互相平衡的態勢下，在這樣的政治格局下，鮮有超越性的力量存在。段老師認為，特朗普明確地標榜反體制、反精英，對兩黨政治的遊戲表現出超越性——和體制對抗，不用在乎那些腐朽政客們的喋喋不休，甚至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挑戰美國政治體制中根深蒂固的權力分立和制衡機制。因此理解美國特朗普時代的權力與政治，不能僅僅從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之爭或左右之爭中尋找線索。
段老師引用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話“沉默的大多數”（silent majority），指出特朗普與體制和精英對抗的底氣來自於他對“沉默大多數”(silent majority)的代表。儘管在總統選舉之後，很難說特朗普就真正代表了“大多數”，但這一虛擬的“沉默大多數”仍然十分強有力：在“沉默大多數”的話語中，兩黨的對話和爭辯都成了精英們的陰謀，而那些“沉默大多數”才是真正的人民主體，他們的聲音是唯一正確的，也是真正應該被聽到、卻因種種原因被掩蓋了的。特朗普完全來自體制外，成功地將這一“劣勢”轉變為“優勢”因為來自體制外，所以他更能體認普通美國人的利益訴求和價值取向，而特朗普看似成功的商業背景也使他可以說自己有能力帶領美國人“讓美國重新強大起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這一轉變不僅消解了公共討論的重要性，而且為政治選擇賦予了額外的道德色彩——一邊是道德上自私自利、邪惡的精英，另一邊則是美國傳統精神和文明的承載者。
回顧西方政治史，可以發現，真正的政治強人都是起源於民眾的支持，而非武力征服。而從根本上說，政治強人是現代社會的現象。段老師以此闡釋特朗普“強人”形象的社會背景：一方面，今日的美國早已今非昔比，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外交和國防方面負主要責任的總統也獲得比以前大得多的權力；另一方面，與此相關，美國國內的社會構成也日益複雜，分裂的程度也日益加劇。當人們發現相互之間難以就上述問題達成起碼的共識時，他們自然會希望出現一個懸置於社會之上的最高權力，期待這個權力能給他們帶來某種權利的伸張、利益的實現或認同方面的肯定。
段老師進而提醒，特朗普在美國的崛起對很多人、特別是他的忠實支持者來說，象徵著一種新的希望和解決問題的新出路。表面上看，這很有道理，所謂不破不立，既然體制已經無法解決人們關心的諸多問題，甚至成為問題本身，那麼從體制外尋找能夠解決問題的人並無不可。但從制度本身的角度看，這一現象其實帶有一些絕望的特徵，因為它直接暴露了現有體制的侷限性，但又未能提供一種長期有效的新的制度路徑。
段老師強調，如果說特朗普上臺對內顯示出美國社會“向‘傳統精神和價值觀’的迴歸”，對外則伴隨著對敵人與朋友的重新定義。特別是在對外經濟關係中，從《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到美國與中國、歐洲的經貿往來，特朗普政府都試圖對之加以重新審視，該退出的退出，該重新談判的重新談判。特朗普需要在他的忠實支持者面前表現出切實維護美國人自身利益的強硬形象，從而與傳統的政治精英、全球主義者們區別開來。一方面，他表現得更“務實”，對國際社會中的人權問題不像以前的美國總統那樣關注；但另一方面，他對國際秩序的蔑視與挑戰也為國際社會帶了很大的風險。
在演講最後，段老師重申，大眾之所以在很多時候對特朗普時代的美國政治感到困惑、不解，主要是因為我們對“美國”本身賦予了太多先入之見，包括對它所代表的文明、制度的想象。全球化時代給人們造成的衝擊是全方位的，它既帶來巨大的便利，也會無差別地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以至於像美國這樣高度發達的社會中也有很大一批人感到深深的挫折。因此在解釋特朗普時代的美國政治時，我們既要從美國社會本身的變化入手，也應該理解政治本身的“建構”作用。特朗普的“強人”政治有美國社會內部變化的緣由，這一強人政治的出現也在悄無聲息地對美國這一政治共同體本身產生影響。
▍楊平：“強人政治”根本源自於全球資本流動
在段老師從國際政治角度解讀“特朗普現象”後，《文化縱橫》雜誌社社長楊平進一步補充他對此問題的思考。楊平總編認為，傳統社會資本自由流動受到封建社會制約，在幾十年前受到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制約，如今資本在全球的配製日益擺脫地域、國家還有其他各種力量的束縛，可以自由地在全球支配。資本可以在全球自由配製的時代到來，使得這個時代產生了許多的新特點，全球化是其中之一。
根據“鐘擺效應”，在30-40年的週期內，自由化、效益最大化，要求減稅，給企業鬆綁等現象層出不窮，從上個世紀80年代連帶中國改革開放一起形成的新自由主義浪潮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而走向瓶頸。資本運動到了肆無忌憚的時候，會對社會造成極大傷害。為了更方便金融資本盈利，原本只提供儲蓄服務的銀行業開始深入到投資領域，各類金融衍生品迭出，產業由實業轉向金融、由一國轉向全球的趨勢愈演愈烈。楊總編以此指出，在當前中美貿易博弈的大環境下，資本全球分佈的全球化帶來的反向破壞性顯現，聚集了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中國引起美國產業倒逼。另一方面，資本的流動遏制了勞工運動的興起，底層勞動人民把對資本家的仇恨轉移成對外來墨西哥人的仇恨，轉移成對亞洲人的仇恨，轉移成搶他飯碗人的仇恨，這是資本主義常見不鮮的現象——這也是大眾認識並理解“特朗普現象”的另一個視角。
在楊總編看來，“特朗普現象”也可看做“逆全球化”的表現。特朗普一方面關閉市場，一方面減稅，在民粹民意與資本利益之間尋求平衡，這涉及到政治領袖的現實存在與民主政治的制度存在如何互弈的問題。民主政治制度肯定會制約政治領袖的行為選擇，但是政治領袖反過來可以操縱民主，當不可控的社會現象發生時，社會制度需要強人的支撐。
▍提問環節
在提問環節，有讀者問道：“土耳其、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強人政治與美國相比有什麼區別？”
段德敏老師認為，特朗普政權很難說是一個強人政治。特朗普的“強人政治”僅就美國體制而言——美國整個體制就是為了避免強人政治。特朗普現象作為一種對現實的回應，存在衝破傳統體制的可能性。各國有其自身的歷史，俄羅斯始終存在非常強大的、具體個人政治家的權威，並且其社會對這一權威有高認同度。一旦美國出現普金式人物，一定會發生長時段的變化，隨之影響整個社會中人們的觀念、人們的情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楊平總編輯則從資本運作的視角提出，大量的寡頭控制整個俄羅斯的國民經濟命脈，普京的存在有其資本格局的客觀基礎。而土耳其的問題在於伊斯蘭宗教，土耳其自上世紀30年代改革，通過現代化政治上臺成為一個準發達國家。冷戰之後，流動的資本與不斷加劇的貧富分化，使這些伊斯蘭地區機會大大減少，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向傳統迴歸的浪潮席捲全球，所產生的極端效應就是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其內部宗教極端主義迴歸，以及以埃爾多安為代表的強人政治迴歸，也是這一思潮所帶來的變化。
還有讀者提問：“特朗普上臺後，美國經濟並沒有像之前所預測的那樣蕭條，不降反升，而中國的生產效率卻在降低，在這種經濟形勢下，需要如何應對？”
楊平總編輯回應道，美國目前正處於經濟下行逐漸復甦到高增長的階段，這與奧巴馬政府經濟工作密不可分，不可一概而歸為特朗普本人的執政作為。中國目前則處在艱難的產業升級階段，面臨長期的經濟挑戰，回顧人類歷史，從未有過如中國這般經濟體量、人口基數國家完成從下向上的產業轉型，加之勞資矛盾和民族問題的存在，勢必意味著這將是一個艱辛的過程，因此需要謹慎面對，以史為鑑。
此外，讀者與主講嘉賓就近期美國政治走勢、中美貿易戰對全球秩序的影響等議題，進行了深入的互動和交流。在此也感謝到場聽眾們的支持，保證了活動的圓滿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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