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我們文明的屬性和未來，需要直面新的基礎，而非沉溺在舊的時空裡。
本文是《文化縱橫》創刊執行主編高超群的文章。正如他所指出，創此新刊，意在回應內外世界的變化、政經格局與技術進步帶來世界對中國文明屬性的好奇以及由此而生的焦慮感。我們希望搭建一個思想平臺，多角度地反映當代中國有識之士的深度思考：我們是誰？我們想要什麼？我們正走在哪條道路上？我們如何到達想去的地方？
值此創刊十週年之際， “文化縱橫”公眾號特設“縱橫十年”專欄，將陸續推出《文化縱橫》上曾經刊發的一些重要文章，以期為讀者理解當前國際、國內熱點問題，提供更有深度的思考框架。敬請持續關注。
2008年5月，在楊平先生充滿理想主義的感召下，我加入了《文化縱橫》。當時我們都很清楚，作為一個賺錢的行當，紙媒的好時光已經過去了，好在我們也完全沒有期待過這本雜誌會帶來經濟上的收益。我們的預期非常低，只是希望它能夠在幾年後養活自己。之所以能夠被“忽悠”，是因為我們都有感於在創造經濟奇蹟的同時，“我們這個在歷史上以政治成熟、文化昌明著稱的民族卻成為政治侏儒、文化沙漠”。韋伯當年痛感德國人沉浸於“軟乎乎的幸福主義之中”對時代和命運的挑戰茫然無知，我們感同身受。並且自信地宣稱，“命運要求我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重新立國”。而我們自己彷彿正是應召來完成這項偉大的歷史使命，《文化縱橫》即是我們實現使命的最趁手的武器。
當然，我們還沒有自負到以為自己擁有什麼經天緯地的能耐，有本事完成這樣的歷史任務。我們只是覺得，對於中國的精英而言，這是一個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務，它是如此的鮮明、耀眼，幾乎不需要任何人去呼籲，每個人，起碼每個自詡為精英的人都應該能感受到、體會到，並被它激發、感召。兩年後，在2010年6月刊的編輯手記中，我寫道：“沒有什麼是不可以思考的，也沒有什麼是不可以重新估量的。因為在這樣的歷史時刻，這個民族是最自由的，也是最富創造力的。”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
六年之後，2014年，鳳凰聯動出版有限公司有意將《文化縱橫》刊登過的文章，再分類編輯後出版。我在那套書的後記中多少有些失望地寫道：“令人遺憾地是，中國思想界的分裂依然在延續，更令人難堪地是，我們尚未學會如何與不同意見和立場共處。這個本應最自由和寬容、最具有自治精神和規則創新能力的群體，卻無法管理其內部的分歧。”
不久，我離開了《文化縱橫》，帶著更多的失望和遺憾。失望並不是因為《文化縱橫》，也不是因為中國思想界的分裂，而是因為我們當初所期望的在政治上、文化上激發中國的活力和創造性的願景，已經漸行漸遠，遠到已經遙不可及。而且，更要命的是精英們似乎對於這個問題，並沒有我們所想象的，或者他們自己所表達的那樣急迫和在意。當然我們的能力、見識有限，努力的程度也並不足夠，但我越來越感覺到無論我們怎麼努力，都不能改善陷入“無物之陣”之後的那種不知所措的感覺。
在這幾年中，我們組織討論的話題，包括了外部世界的變化，包括政治經濟格局與技術進步帶來世界對中國的文明屬性的好奇，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焦慮感。更多是中國自己的變化：階層、制度、文化、社會等，我們希望整個中國的精英階層來思考：我們是誰？我們想要什麼？我們正在走在哪條道路上？我們如何到達我們想要的地方？我們希望通過那些被廣泛關注的話題，或者發生激烈衝突的人群，從表面的表態、爭吵走向深入，去理解對方和別人的理由，去尊重別人的利益，討論根本的原則問題，尋找共處的方式，並以此來指導和改進我們的實踐。讓我們的文明不是建基於“機遇和強力”之上，而是“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的結果。我們曾經堅信，如同歷史上那些偉大民族在他們上升期所經歷的一樣，我們也正在無畏地探索我們的未來，而且我們是最自由的。因為其他老舊的文明躲進了由舒服的生活和自滿的意識形態搭建的“美好生活”，喪失了面對現實、面對衝突的勇氣。
然而，或許是我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或許是我們高估了我們民族的雄心，更可能地是，我們錯的離譜，對於我們民族前進的方向和動力機制，我們根本一無所知。我們提出的話題，只是在一定的圈子裡醞釀，在固定的話語套路之間循環。人們也會表現出驚訝、佩服，但總是停留在偶爾的一瞥而已。他們既不會思考，也不會改變他們原來的行為方式，衝突和爭論依然以其原來的樣子不斷重複，彷彿每次都是新的。世故和思想的守舊，對經驗和習慣的依賴，似乎比那些我們曾經鄙視的“老舊文明”還要老舊。
或許是我錯了，只是因中年危機而誇大了的虛無主義念頭。不過，後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這些虛無的念頭，也壓根都不要緊了。這些變化鮮明地說明，一個時代已經結束，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那些我們提出的問題，我們想要探索的未來的可能，已經有人給出了答案。如果我們還要探索我們文明的屬性和未來，那就要直面這個新的基礎，而不是沉溺在過去的空間裡。
十年過去了，整個世界的變化也遠遠超過了當時最激進的人們的想象。在百年和平當中，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正在經歷它的第一次黃金時期，當時的人們幾乎沒有注意到這一世界秩序及其想象已經開始動搖。波蘭尼寫道：“19世紀具有統治地位的哲學是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大體上’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是自由貿易的主體⋯⋯但自從1870年代之後，感情上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儘管主流的理念並未發生相應的斷裂。在理念上，這個世界依然相信國際主義和相互依存，但在行動上，卻受著民族主義和自力更生衝動的支配。自由民族主義發展成為民族自由主義：對外，明顯傾向保護主義和帝國主義，對內，則傾向壟斷的保守主義。”在此之後，人類經歷了一戰、二戰和冷戰，全球秩序也遭遇了民族主義、納粹主義的挑戰。今天我們依稀又看到了波蘭尼觀察到的19世紀70年代的景象。
十年過去了，雖然我做了逃兵，但我的小夥伴還依然堅守在《文化縱橫》。無論他們最終是否成功，也無論他們的堅守是否會有效果，他們都配得上我的敬意和感謝。在這樣的歷史時刻，也多少會讓我們對中國的未來多一點信心。
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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