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崔誉 谭刚
中国地震局负责全国地震监测工作，同时还根据国务院的授权，行使关于防震减灾的行政执法权，下辖多个事业单位。从2001年至案发，黄宝森在其中的综合观测中心、应急搜救中心、地壳运动监测工程研究中心等多个单位担任相关领导职务。在黄任职期间，其所在单位有常规性的防震救灾相关物品的采购活动，以及多次基础建设工作，这些重要职责一直都在黄宝森的主管范围内。2018年６月８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的“黄宝森受贿案”公开宣判，判决被告人黄宝森犯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罚金人民币50万元。
黄宝森在庭审现场
政途“停滞”，琢磨以权换钱
黄宝森出生于1960年，在2001年的时候就担任了综合观测中心的副主任（副局级），此后虽然辗转多个单位，但始终没能“由副转正”，慢慢地他的心里产生了一些落差，觉得自己已是“政途无望”。
黄宝森虽然一直担任副职，但实际上却始终掌管着单位的基建、采购等核心“肥差”，平时与社会上的一些商人接触也比较多。看着这些商人在有求于自己时低声下气、阿谀奉承，过后这些商人却穿金戴银、挥金如土，这些所见所闻令他越发感到弄权过后的落寞。
“工程质量都差不多，给谁做都一样；采购的东西都有明确质量标准，价格也没什么太大差距，从谁那购买也都不会有差别，因此我心想从中拿点钱收点东西也没什么。”黄宝森经常这样安慰自己，觉得如此并没有对国家和单位的利益造成什么损害。殊不知这种自我暗示早已悄然越过了法律的高压警戒线。
公正严肃的招投标，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
2005年，黄宝森所在单位需要建设一栋综合办公楼，黄宝森作为分管领导主抓该项工作。行贿人张某某之前在某大型建筑公司工作，后来自己出来单干成立了新的公司，急需找活。其经人介绍认识黄宝森之后，得知综合办公楼建设项目，便开始频繁地请黄宝森吃饭、喝酒，不停地灌输希望黄宝森帮其一把的意思，并时不时暗示会给其好处。一来二去，黄宝森终于松口了，答应为张某某提供帮助。
得到黄宝森的允诺后还不放心，为了“降低”黄宝森所称的“操作难度”，张某某不仅联系了挂靠单位，还组织了其他几家单位参与“围标”，甚至连第三方的招投标代理公司也为黄宝森准备好了。
北京某招投标代理公司工作人员蔡某某称，张某某找到自己称已经和黄宝森打好招呼，在综合楼建设项目中安排张某某的公司中标，让他的公司作为该项目的招投标代理公司。后黄宝森果然又向其授意。蔡拿到参与报名的公司名单后即告知张某某，最终入围的七家单位，竟然“碰巧”全是张某某挂靠的公司及其联系参与“围标”的公司。
如此“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最终张某某挂靠的公司顺利中标。原本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程序，彻彻底底地沦为一场甲方乙方共同自导自演的闹剧。
一个项目换来一套房子
在张某某公司中标之后，黄宝森第一时间打电话“恭喜”了他，张遂着手准备兑现此前的“感谢”承诺。
2006年2月和3月，黄宝森先后两次收受了张某某给予的人民币20万元。到了2006年下半年，黄宝森得知张的公司此前建设了一个商品房项目，便提出希望在该项目中购买一套商品房，张便直接将其已经购买的一套商品房转送给黄宝森。
黄宝森收到该房后既兴奋又不安，兴奋的是自己几年甚至十年的工资都换不来的一套房，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到手了；不安的是房屋毕竟是不动产，如果不过户总觉得不属于自己，但要过了户又显得有些扎眼，可能引起流言蜚语。左思右想之下，黄宝森决定让张将房屋过户到其亲属名下。2006年，黄宝森亲属汪某某代黄宝森办理了房屋的入住手续；2009年，房屋正式过户到其名下。
到了2016年，中央巡视组对黄宝森单位开展巡视工作。心虚的黄宝森又想起来这套房子还有个没擦掉的“尾巴”。其又找到张某某就受贿房屋“补充”了一份收付款协议，伪造房屋名义持有人赵某某支付房款购买了该房屋的情况，以掩饰其犯罪行为。
这一次，直接入股了行贿人的公司
除了基建之外，黄宝森还掌管着单位的采购工作。
2009年，行贿人骆某找到黄宝森，邀请黄宝森入股其新成立的公司，并明确告知黄宝森不用出资，他会直接给黄宝森30%的股份。黄宝森答应，仍以其亲属的名义持有股份、试图掩人耳目。
此后2009年10月至2011年10月，短短的两年时间内，骆某的公司就从黄宝森单位承揽了多达六个采购项目，全都是直接或间接借力于黄宝森手中的权力。
2012年初，因与其他股东产生纠纷，骆某退出了公司。在得知骆某退出公司之后，黄宝森也随之退出，后涉案公司再未承揽黄宝森所在单位的任何业务。
在黄宝森利用职务权力，帮助骆某公司承揽上述项目后，他先后多次收受了骆某给予的“好处费”共计45万元。
是“干股”，但不是“干股”类受贿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对于“干股”类受贿犯罪作了特别规定，上述事实中虽然有“干股”但却不能适用刑法中的“干股”类受贿犯罪规定。
涉案公司中，不仅是黄宝森，包括行贿人骆某在内的其他股东也均没有实际出资，全都是通过社会上的一些验资公司代办了公司成立和变更手续。对此，骆某称“之所以成立这个公司，主要目的就是从黄宝森所在的单位承揽业务；之所以拉黄宝森入股，一方面是请黄帮忙时黄不会拒绝，事后再给黄好处费也显得更加理所当然”。
原来成立该公司，纯粹是为了承揽黄宝森单位的业务；之所以拉黄宝森入伙，也只是为了方便进行权钱交易。全体股东“干股”入伙，让公司成为了众人的犯罪媒介。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黄宝森所获得的“干股”本身并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黄、骆二人退出公司后，均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但二人均未因股权变更产生收到或支付任何费用，一切都只是纸面上的变动，而且黄、骆二人退出后，公司再未承揽黄宝森所在单位的任何业务。这进一步印证了前面所说“股份没有价值”的结论。种种迹象也表明，黄宝森入股行贿人的公司，仅仅是便于实施受贿犯罪的一种心理变通方式，对于双方客观行为的性质认定不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认罪认罚、依法从宽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宝森于2005年6月至2016年年底期间，利用其先后担任中国地震局下属相关单位职务的便利，为张某某公司、骆某公司等5家公司在工程承揽、装备采购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或工作人员给予的人民币135万元、房产一套，共计折合人民币232万余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后认可了起诉书指控的全部内容，对黄宝森作出了判决。根据中央关于在北京等地开展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工作的精神及文件，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考虑到黄宝森认罪态度较好，其家属代为积极退赔退赃等情节，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对黄宝森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根据案件情况向法院提出了量刑建议，法院予以采纳并对黄宝森作出了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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