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復後第一年，我考入山大
牛俊嶺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那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天——這一天，我參加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次高考，那是我高中畢業，時間隔斷十年後的高考。
我心中有個夢想
在這之前，中國大地響起一聲冬雷，這是罕見的冬雷，不，它又是一聲春雷，在大地炸響。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一聲令下，決定恢復高考。這對於千千萬萬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幾乎被斷送了大學夢想的莘莘學子來講，無疑是一個天大的喜訊。大地將回春，教育將復興，全國待復興。我——一個二十八歲的青年，在平原一中高中畢業後已經十年，終日懷揣的大學夢，還能夠實現嗎？考慮再三，我決心步入考場，一試身手。我覺得自己有兩個有利條件：一是，在唸初中、高中時，我就喜好語言文學。我的恩師——初三二班班主任張金山老師、高二一班班主任詹春江老師，曾對我精心培育，尤其是我作文的起承轉合、句子排比、文字修飾，他們不厭其煩地耐心指導，使我受益良多。我的多篇作文，被當作範文宣讀。我曾把考入山大，乃至北大，作為我的終極目標，這也是我的夢想。但一場“文化大革命”，卻斷送了我的夢想。二是，在我回鄉務農後，一九七○年，三唐公社武裝部長朱文治來村包隊，發現我的愛好，將我調入公社，先做水利政工員，後做通訊報道員。一九七二年，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時，作通訊員是很艱苦，也很辛勞的。因為我是臨時工，每月只發8元的“工資”。當時，公社駐地在劉屯一個小院。白天要下各村採訪，夜晚要回來加班寫稿。夏天蚊蠅滋擾，徹夜難眠。冬天屋似冰窖，寒冷刺骨。脫產幹部們可以發500斤煤炭，生火取暖，而我卻沒資格享受，只能面對孤燈，哈氣跺腳，奮筆疾書，筆耕不輟。實在睏得不行，再和衣而臥。脫產幹部們可以每週吃一次肉菜，而我卻只能吃一點從家裡帶去的鹹菜，喝碗白開水。通訊員還有另外一個任務，就是幫忙下通知。當時各村沒有電話，開會下通知就憑自行車。我曾多次一天圍著公社下通知，要跑二百多里路。有一次公社開會，缺於圈村一名村幹部，公社唐憲英社長讓我去叫，我下半夜孤身一人摸黑去二十里外的於圈村，惹得好幾個村群狗亂咬。叫他到公社時，天才將明，還未吃早飯。但是，生活、工作雖苦雖累，我仍然堅持著。
我經過七年多的磨鍊，已經小有成就，在省級報刊、電臺發表各類文章四十多篇，也曾在德州地區通訊報道會議上作過典型發言。但也有兩個不利條件：一是，高中畢業已過十年，許多門課程已經忘記，模糊不清，特別是數學，已基本忘光，初中數學課本被老鼠啃吃；二是，我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上有老——父母健在，下有小，子女待哺，我正是家中的頂樑柱。萬一去考試，家中怎麼辦？
在關鍵時刻，是愛人給了我堅定的支持，鼓勵我說：“你等了十年，這是一次機會。你放心，家中有我呢。”
愛人的支持，給了我莫大的力量。我向公社領導請了假，閉門家中，從頭學起。從十二月一日起，把畢業後已擱置一旁的所有課本，全翻了出來。重點是數學，草草看了一遍，一共只複習了八天。
懷揣夢想 走進考場
十二月八日，我騎著自行車，馱著鋪蓋卷，來到了平原縣第五中學。五中，即當時的王村店中學，一個用土坯作圍牆的普通中學。這是一個寒冷的初冬，全縣二百多名青年，懷揣著各自的夢想，匯聚一起，參加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次高考。考生中，有高中三年級畢業生，高中二年級畢業生（我是其中之一），初中三年級畢業生，初中二年級畢業生，還有一些社會青年，夾雜其中。論年齡，有中年，有青年。大家掩飾不住心中的激動和興奮，在打著通鋪的學生宿舍裡，嘰嘰喳喳，說個不停。有的甚至整夜不眠。多數人怕冷，和衣而臥，凍得不停哆嗦。
當時的高考，只考三門：第一天，上午考語文，下午考數學。第二天，上午考史地。由於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次高考，考場紀律很嚴，須提前一刻鐘進入考場。學校大門和考場前各站了兩排監考人員，個個神情肅穆，兩眼盯著考生，盯得考生髮毛。三步一崗，兩步一哨。考場門前，還停著一輛救護車，坐滿了醫務人員，防備考生暈場發生事故。說來也巧：有一個考生，過於緊張，又不熟悉考場紀律，剛到考場門口，聽到“嗡嗡”電鈴一響，竟兩腿打戰，“噗通”一聲，躺倒在地，兩眼發白——因暈場導致昏迷。幾名醫護人員趕忙架起他，塞進車裡，汽車飛速駛向醫院。
後來，聽說有幾名考生，因看錯了鐘錶，晚到十來分鐘，被拒進考場，當時便嚎啕大哭。
第一場，考語文。我拿過試卷，沒忙於答卷，而是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有一些試題，看似熟悉，有一些則比較陌生。再一看作文題，是“難忘的一天”。我想到，1976年9月9日，是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逝世的一天，全國悲痛，寫這一天，很有紀念意義。但肯定多數人都寫這一天，難免撞車、重複。不如另闢蹊徑。我想到，跟隨當時的公社書記方化遠下鄉採訪，所見所聞，很有感觸。這也是我最熟悉、記憶最深刻的一天！就寫這一天！我很快答完其他試題，然後開始起草作文。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想，寫得既詳細，又動情。起草之後，又工工整整抄了一遍。在考試結束鈴聲響起後，我最後一個交卷。
在整個過程中，我發覺有一位監考老師，始終盯著我的答卷看著，並不住點頭。若干月後，我們無意中相逢，知他是平原四中的一位老師。他認出了我，對我說：“我看過你寫的作文，很有新意。”他又說：“那次的考試，在王村店五中的考生中，僅有兩名考入山大。一名姓鄭，是你在平原一中的初中校友，一名就是你。”
接著，考數學和史地。說實話，試題並不難。但有些考生，一進考場，就自亂陣腳，答得一塌糊塗。我則憑著自己的記憶，順利答完了試卷。
不久，縣招生委員會通知，高考初選名單上有我的名字，並讓我去縣體檢，填寫高考志願。我當時仍然忐忑不安，能夠考上嗎？我抱著試一試的心情，在高考志願裡填寫了三個志願：第一志願，山東大學；第二志願，山東師範大學；第三志願，山東師範大學聊城分院。
這時，我突然想起：我前幾年做通訊報道員時，曾在省級報刊和省電臺上發表過四十多篇文章，或許寄出去能增加一份錄取的可能。於是，我把它們裝訂成冊，寄給了濟南市山東省招生委員會辦公室。
也許是蒼天有眼，也許是我的這一冊簡報打動了省招辦。不久，我到縣招生委員會打聽消息，剛進招生辦門口，聽到招生辦解立森老師（原在平原一中教務處工作）招呼我說：“小牛，你的錄取通知書，山大！”並將我寄給省招生辦的剪報退還給我。
“啊，山大！”滿屋的人們，也向我投來驚異和羨慕的目光。
這不是我多年的夢想嗎？一旦夢想成真，我說不出是激動、高興，還是什麼。我的腦子一片空白。
我騎車回家，只覺得頭腦“嗡嗡”作響。妻子聽說，自然又驚又喜。為我特意炒了兩個平時捨不得吃、準備拿去村代銷店換鹽吃的雞蛋，洗了兩根在自留園裡剛摘的黃瓜，端上飯桌。在那座七根竹竿作檁條，一通三間，老式窗戶糊著白紙已住了十多年的土坯房裡，為我送上了祝福。我倆都流淚了，這是幸福到來的淚水，這是美夢成真的淚水。我生平第一次喝了珍藏半年、捨不得喝的“平原純糧”酒，一飲兩大杯，一醉方休。
實現夢想 步入山大
1978年2月27日，是大學新生報到入學的日子。我，一個農村來的考生，揹著鋪蓋卷，穿著我妻子從她妹夫處借來的灰色衣服，戴著灰色帽子，昂首跨進山大（新校）的大門。
後來，我聽說，平原一中為考入山大數學系的在校新生——鄭姓同學，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儀式。而我，則因為離校多年，同學四散，只是由我的妻子，孤身一人，騎著自行車到三唐車站，送我到火車上。
在山大，我被分到七七級一班。全班共四十八人，只有八個女生。四十八人中六人是帶工資上學，工資多的僅有五十元。新生年齡分三段：大、中、小。大齡者，已三十五歲，最小年齡的，只有十八歲。新生的生活費是每人每月十四元伍角，全由國家供應。八位女生，經常把省下的飯菜，撥給我們這些年齡大的男生。當時，拉家帶口的男生有十幾名，家中生活極為困難。為了節省回家的路費，不得不放棄暑假，在學校裡搞勤工儉學，打掃垃圾、清除雜草、植樹綠化。勞累一天，僅掙兩三元錢。有幾位同學，家中遇到傷病員，本人無力解決款項，就由班級輔導員——一位熱心腸的苗桂林老師，向上報到系裡，再報到學校，經批准，發給學生十元錢。這十元錢，是學校能解決的最高款項！一位家在萊陽的李姓同學，愛人帶兩個孩子來到學校，哭訴家中父母得了重病，求他解決困難。李姓同學含淚向系裡申請，可只能解決十元錢。同學們聽說他家中的難處，紛紛慷慨解囊，這個湊一元，那個湊兩元，最後湊齊了四十元，交到他愛人手裡。他愛人千恩萬謝，離開了學校。更困難的事，發生在我身上。一天，我的愛人突然背了十歲的大女兒來學校——原來女兒患有急性膿胸，在省立二院就診，需要開刀動手術，手術費需幾百元。看到已到播棉花的季節，女兒仍穿著棉褲，奄奄一息。我懷抱女兒，暗自垂淚。到哪裡去湊幾百元？系裡聽說後，給我解決了十元錢。同學們東拼西湊，竟湊齊了二百元錢。二百元，這在當時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我含淚趕到省立二院手術室，為大女兒做了開胸手術，手術後身體痊癒。我寫了一篇文章《衷心感謝同學們》，發表在一九八○年的《山東大學校刊》上。是同學們的無私幫助，給我解決了天大的困難，給了我女兒第二次生命！
苗老師還告訴我：他曾經看過我的高考成績，語文80分，數學32分。這兩個成績，在當年的考生中，還是比較高的。許多考生，數學竟是0分。他還看過我寄給省招生委員會轉給山大的報刊剪輯。我才認識到，這些剪報確實發揮了作用。
1979年，入學第二年，我又有了三女兒。加上原有一個兒子，共一子三女四個子女。有了四個孩子還上大學，在當時也是一件奇聞。
最辛苦、最勞累的，莫過於暑假、寒假。暑假期間，正趕上麥收。我家的三十多畝小麥，全靠人割，共用六七天時間。天天一家人累得腰痠背疼，躺倒在地，兩手兩腳，滿是血泡。在場園裡揚麥子，得趁有風時抓緊揚曬。有一天，半夜風起，妻子叫醒正在熟睡的子女，到場園拾掇頭天曬的麥子。我趕緊下炕，趕到場園，緊忙揚場，妻子拿起掃帚打料。到天微明，已揚出五千多斤。再看看二女兒，竟拄著杈杆，站著睡著了。我們攤開麥子曬場，曬了半天，空中電閃雷鳴，欲下大雨。我顧不得勞累，趕緊拾場裝袋，運回家中。此時，大雨傾瀉而下。反觀鄰居荊春選的麥場，卻水泡半尺，麥粒漂浮，他一家人哭天喊地，叫天不應。寒假期間，冰天雪地，正是小麥澆頭遍水時。正月十五元宵節，我和妻子二人夜間卻在麥田裡澆地，一夜無眠。正月十六下午，才澆完三十畝。
一晃四年，轉瞬而過。在臨近畢業時，我寫了篇文章《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發表在《山東大學校刊》上。
臨近畢業分配，學校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大會，在山東體育館舉行的歡送全省應屆畢業生大會上，省委書記處書記王金山代表省委、省政府講話，號召學生們聽從祖國召喚，服從組織分配。我也代表學生表態發言，堅決服從組織分配，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我們中文系八十多名學生，在電子系教學樓的臺階上，與班級輔導員姜可瑜老師、於維璋老師合照了畢業像。
一九八二年一月，我被分配到省人大辦公廳工作。不久，收到了由當時的山大校長吳富恆教授簽發的畢業證書和山大中文系學士學位證書。
一個月過去了，我領到了畢業後的第一份工資：四十五元，一年後轉正，是五十四元伍角。我把這四十五元錢端端正正地擺放在鄧小平同志的畫像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響頭，心中默唸：“謝謝您，鄧小平！”這是我對鄧小平同志發自內心的衷心的感謝！
確實，沒有他老人家的英明決策，哪有時隔十年，恢復高考？沒有高考，哪有我的今天？
由於家有四個子女，妻子一人種了三十多畝地（大大小小共有十五塊，最小的一塊僅有一分地），實在勞累。我不得不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調回平原縣委工作。
一九八八年，全縣辦理農轉非戶口。因為我是大學畢業，就一次辦理了妻子和四個子女的農轉非。這在當時農轉非戶口指標偏緊，每年一個公社僅有兩至三個指標的情況下，是極為罕見的。
回想一九七七年的高考，它不但改變了我一個人的命運，也改變了全家人的命運。當然，它更改變了千千萬萬人的命運。
有夢想，莫放棄。有夢想，要堅持。只要不畏艱險，堅持不懈，勇於拼搏，夢想終會實現！
（作者退休單位：平原縣政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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