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只有在革命的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1848年自由貿易的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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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某種程度上，特朗普正是拿著馬克思的理論武器，響應著馬克思的號召，幹起了馬克思意義上的“革命”。而在太平洋的另一面，卻成了“自由貿易”的旗手。

“聽”完演講，大家就能理解，為什麼有人說特朗普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班為什麼也也自稱是個“列寧主義者”。

1848年1月9日發表於布魯塞爾民主協會的公眾大會上

總的說來，保護關稅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卻起著破壞的作用。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

——馬克思

正文

先生們！

英國《穀物法》的廢除是19世紀自由貿易所取得的最偉大的勝利。凡是廠主們談到自由貿易的地方，主要都是指自由買賣穀物和一切原料而言。“對國外穀物的進口實行保護關稅，這是卑劣的行為，這是利用人民的飢餓進行投機。”

廉價的糧食，高額的工資（Cheap food，high wages），這就是英國的自由貿易派不惜耗費百萬力求達到的唯一目的，他們以自己的熱情感染了他們在大陸上的同夥。總的說來，人們要求自由貿易，那只是為了改善勞動階級的處境而已。

可是，奇怪得很！想盡辦法讓人民得到廉價的糧食，而人民卻毫不領情。現在英國的廉價糧食，如同法國的廉價政府一樣，都信譽掃地。人民把那些充滿自我犧牲精神的人們，把包林，布萊特一類人及其同夥當做自己最大的敵人和最無恥的偽君子。

誰都知道：在英國，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間的鬥爭被稱為自由貿易派和憲章派之間的鬥爭。

現在我們來看看英國的自由貿易派是如何向人民證明促使他（P444）們起來行動的那種高尚意圖的。

他們向工廠工人這樣說：

穀物稅是你們向大地主，向這些中世紀的貴族代表交納的工資稅；你們貧困的原因是在於日用必需品價格的昂貴。

工人反過來問廠主們：

在最近三十年中，我們的工業發展到最高的水平，而我們的工資的下降率大大超過了糧價的上漲率，這種情況又怎麼解釋呢？

照你們所說的，我們交納給地主的稅，對每一個工人來說，每週約計3便士；可是，在1815年到1843年這一時期內，手工織工的工資從每週28先令降到5先令，而在1823年到1843年這一時期內，機器織工的工資從每週20先令降到8先令。

在這整個時期內，我們交納給地主們的稅從未超過3便士。而在1834年，糧食價廉，在市面上出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氣象的時候，你們對我們說過什麼話呢？——“你們是不幸的，因為你們生育的孩子太多了，原來你們的婚姻比你們的手藝還要多產”。

這就是當時你們向我們所說的千真萬確的話，同時你們還制訂了新的濟貧法，設立了習藝所這種無產者的巴士底獄。

廠主對此回答說：

工人先生們，你們說的對，規定工資水平的不僅是糧食的價格，而且還有工人為尋找職業而發生的競爭。

但注意一下這個情況吧：我們的土地都是由岩石和砂礫構成的。也許你們還想在花盆裡種植穀物呢！要是我們不把自己的資本和勞動用來耕種不毛之地，撇掉農業，專門來搞工業，那末，整個歐洲就得把工廠都關掉，那時英國也就成了一個大的工廠城市，而歐洲的其他部分就都變成英國的農業區了。（P445）

可是廠主和工人們的談話被一個小商人打斷了。他也要求答覆這樣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廢除了穀物法，那末，即使我們荒廢了本國的農業，我們也不會因此而迫使其他國家關閉它們的工廠，來向我們的工廠定貨。

結果將怎樣呢？我將失去現在農村的主顧，而國內貿易也會喪失市場。

廠主拋開工人轉過身來回答小鋪主說：那末，就讓我們隨便怎麼做好了。一旦廢除了穀物稅，我們就會從國外得到更廉價的糧食。那時，我們就會降低工資，同時在那些供給我們穀物的國家裡，工資卻會因此而提高。

因此，除了目前我們已有的那些優越條件之外，又加上更低廉的工資，有了這一切優勢，我們就能使大陸購買我們的商品。

可是，現在農場主和農業工人也插進來爭論了。

他們叫道：可是我們到底又將如何呢？

難道我們應該把養育我們的農業宣判死刑嗎？難道我們能夠任人拆我們的臺，而一言不發嗎？

反穀物法同盟卻不作回答，而一味滿足於給三部論述廢除穀物法對英國農業的好處的優秀著作頒發獎金。

獲得這種獎金的是霍普、摩爾斯和格萊格三位先生，他們的著作成千上萬冊地散佈在農業區域。

其中第一位獲獎者企圖證明，自由輸入外國穀物既不會使農場主吃虧，也不會使農業工人吃虧，吃虧的只是地主。他大聲疾呼地說，英國農場主不應該害怕穀物法的廢除，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象英國那樣生產如此價廉物美的糧食。（P446）

因此，他斷言說，即使糧價下跌，這也不會使你們遭致任何損失，因為糧價下跌只能引起地租的縮減，但絕對不會傷及企業主利潤和工資，它們依然會保持在過去的水平上。

第二位獲獎者是摩爾斯先生。他相反地斷定，廢除穀物法的結果必然是糧價上漲。他挖空心思力圖證明，保護關稅從來都沒有能使糧食保有足夠有利的價格。

他引用事實來證實自己的論點說，在英國，每當輸入外國糧食的時候，糧價總要大大上漲，而當進口減少的時候，糧價便急劇下跌。他忘卻了不是糧食進口引起糧價上漲，而是糧價上漲才刺激了糧食進口。

他的見解同他的獲獎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斷言說，每次糧價上漲總是有利於農場主和工人，而不利於地主。

第三位獲獎者是大廠主格萊格先生，他的著作是為大農場主寫的，他不能滿足於重複類似的濫調，他的話是比較科學的。

他承認穀物法之所以促進地租的上漲，只是因為穀物法引起了糧食價格的上漲，而穀物法所引起的這種上漲，正是由於穀物法迫使資本投於劣等地，這是很容易說明的。

隨著人口的增長，如果沒有國外穀物的輸入，就不得不去開墾次等地，耕種這種土地需要較大的耗費，因而它的產品也就較貴。

既然穀物的銷路有充分保證，那末穀物的價格必然要受耗費最大的地區的產品價格的調節。這一價格和優等地的生產費用間的差額便構成地租。

因此，如果因廢除穀物法而降低了糧食價格，從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話，那末，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因為不再在次等地上耕作的緣故。由此可見，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農場主的破產。（P447）

為了理解格萊格先生的話，作這幾點說明是必要的。

他斷定說，那些不能再繼續經營農業的小農場主，可以去工業中謀生。至於那些大農場主，則仍然會佔得優勢。土地所有者卻只好或者把自己的土地以極低廉的價格賣給他們，或者和他們訂立期限極長的租約。這就有可能使這些農場主把鉅額資本投向土地，更大規模地採用機器，從而也就節省了手工勞動，但手工勞動也將由於工資的普遍下降（這是廢除穀物法的直接結果）而更加低廉。

包林博士對所有這些論證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認。他在一個公開的大會上大嚷：“耶穌基督是自由貿易，自由貿易是耶穌基督！”

顯然，這種假仁假義是根本不能減輕糧食跌價給工人帶來的痛苦的。

其次，對於廠主那種單憑一時心血來潮而發的慈悲，工人又怎麼能夠相信呢？要知道對於將工廠工人的工作日從12小時減到10小時的十小時工作日法案（注214）反對最力的，正是這些廠主們！

為使你們對廠主的慈悲得到一個概念，先生們，我提醒你們注意一下所有工廠都採用的廠規。

任何廠主為他個人的日常生活所需，都有一套規程，其中規定對一切有意無意的過失都處以罰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上坐了一下，偶而私語或談笑，遲到了幾分鐘，損壞了機器的某一部件，或者製品的質量不合規格等等，他就得挨罰。事實上罰款往往超過工人實際所造成的損失。為了設法使工人容易挨罰，工廠的鐘點撥快了，發給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製出好的成品。工頭要是沒有足夠的花招來增加類似的犯規數字，便被辭退。

先生們，你們看，這種私人立法的建立是為了製造過失，而過失卻成為生財之道（P448）。因此，廠主不擇手段，竭力減低名義工資，甚至還要從這些並非由於工人的過失而造成的事故中得到好處。

這些廠主就正是那些力圖使工人相信他們只要為了改善工人的處境，他們是能夠不惜任何破費的慈善家。

這樣一來，廠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廠規處心積慮地剋扣工人的工資，另一方面又冒著最大的犧牲借反穀物法同盟來提高工資。

他們不惜巨大的開銷來建築宮殿，反穀物法同盟在宮殿裡也大體上設立了自己的官邸，他們派遣整批傳道大軍到英國各地宣傳自由貿易的宗教。他們刊印成千上萬的小冊子四處贈送，讓工人認識到自己的利益。他們不惜破費拉攏報刊。為了領導自由貿易運動，他們組織龐大的管理機構，而且在公眾集會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辯之才。在一次這樣的群眾大會上，一個工人大聲喊道：

“要是地主出賣我們的骸骨，那末，你們這些廠主就會首先買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麵粉！”

英國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廠主之間鬥爭的意義的。他們很瞭解，廠主希望降低糧食價格就是為了降低工資，同時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資本的利潤也就上升多少。

英國自由貿易派的傳道者，本世紀最傑出的經濟學家李嘉圖的觀點在這一點上是和工人們的意見完全一致的。

他在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名著中說：

“要是我們不在自己本土耕作而找尋新的市場以便獲得更廉價的糧食的話，那末，工資就要降低，利潤就會增加。農產品的跌價不僅降低了農業工人的工資，而且也降低了所有產業工人和商業工人的工資。”（注215）

先生們，不要以為工人在糧價較賤時僅僅收入4法郎還是象過去一樣收入5法郎這件事是無所謂的。（P449）

難道說，工人的工資和利潤比較起來不是愈來愈低嗎？工人的社會地位和資本家的地位比較起來是每況愈下，難道這還不清楚嗎？不但如此，工人實際上還遭受直接的損失。

當糧價和工資都同樣處於較高的水平時，工人能節省少許糧食就足以滿足其他的需要。但是一旦糧價大大下跌，因而工資也大大下降的時候，工人便幾乎根本不能節約糧食來購買其他的東西了。

英國工人已經向自由貿易派表明，他們是不願做自由貿易派那種幻想和欺騙的犧牲品的；他們所以聯合自由貿易派來跟地主鬥爭，那只是為了消滅最後的封建殘餘和孤立敵人罷了。工人並沒有估計錯：為了向自由貿易派進行報復，地主和工人一起贊助了十小時工作日法案；工人們三十年來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廢除穀物法後，就立即實現了。

在經濟學家會議上，包林博士從口袋裡取出一份長長的統計表，他想論證，為了滿足（照他的說法）工人的需要，英國輸入了多少牛肉、火腿、脂油、雞雛等等。可是遺憾的是，他卻忘記了就在這個時候，由於危機的來臨，曼徹斯特和其他一些工業城市的工人卻被拋到街頭。

在政治經濟學中，任何時候都絕不能僅僅根據一年的統計材料就得出一般規律。常常需要引證六、七年來的平均數字，也就是說，需要引證在現代工業經過各個階段（繁榮、生產過剩、停滯、危機）而完成它必然的週期這一段時期內的一些平均數字。

顯而易見，當一切商品跌價時（這種跌價是自由貿易的必然結（P450）果），我用一個法郎買的東西要比過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和其他任何別的法郎一樣，具有同等價值。看來，自由貿易對工人是非常有利的。但是這裡只產生了一個小小的不方便，也就是說，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換別的商品以前，必須先以自己的勞動去交換資本。要是當他進行這種交換的時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勞動換得上述數量的法郎而其他一切商品又在跌價的話，那末他在這種交易中始終都會是有利的。困難並不在於證明當一切商品跌價的時候，用同樣的錢可以買到更多的商品。

經濟學家總是在用勞動換成其他商品的時候去觀察勞動價格。可是他們對於用勞動換成資本這一環節卻完全置之度外。

當開動生產商品的機器需要較少的費用時，則保養被稱為工人的這種機器所必需的東西，同樣也得跌價。如果一切商品都低廉了，那末，同是商品的這種勞動的價格也同樣降低了。而且，正如我們在下面將看到的，勞動這種商品的價格的下跌較其他的商品要大得多。那時候，仍然繼續相信那些經濟學家的論據的工人將發現自己口袋裡的法郎已經融化，剩下的已不到五蘇[注：法國舊銅幣名，等於1/20法郎。——譯者注]了。

經濟學家們會反對我們這一點說：好吧，我們同意說工人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在自由貿易的統治下恐怕也不會減少，）很快會使工資和更低廉的商品價格互相一致起來。但是，另一方面，商品價格的下跌會導致需求的增加；需求的增加就得加緊生產，而生產又引起了對勞動力的需求的增加；勞動力需求增加的結果將是工資的提高。

全部論據可以歸結如下：自由貿易擴大了生產力。總而言之，生產資本增加了對勞動的需求，那末，勞動價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資也就提高了。資本的增殖是對工人最有利不過的事。這一點必需同意。要是資本停滯不動，工業卻不會停止不動而是會垮臺的，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工業垮臺的第一個犧牲品的便是工人。工人將先於資本家而死亡。假使在資本增殖時，也就象上面所說的，在對工人最有利的情況下，工人的命運又將如何呢？他還是一樣會死亡的。生產資本的增殖也就意味著資本的積累和積聚。資本集中的結果是分工的擴大和機器的更廣泛的使用。分工的進一步發展使工人的手藝化為烏有，從前需要用手藝的地方，現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到，從而工人之間的競爭也就加劇了。

這種競爭之所以更趨激烈，是因為分工使一個工人可以完成三個人的工作。機器的採用也引起了同樣的結果，而且規模還更大得多。生產資本的增殖促使工業資本家不斷增加生產資料，從而使一些小企業主破產，把他們拋入無產階級隊伍。其次，因為利息率隨著資本的積累而下降，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過活，只好到企業中去工作，從而擴大無產者的人數。

最後，生產資本愈增殖，它就必然更加盲目地為市場生產，生產愈益超過了消費，供應愈益力圖擴大需求，由於這一切，危機的發生也就愈益頻繁而且愈益猛烈。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機又加速了資本的集中，擴大了無產階級的隊伍

這樣，隨著生產資本的增殖，工人之間的競爭便在更大的程度上加劇起來。大家的勞動報酬都減少了，而一些人的勞動強度也增加了。

1829年在曼徹斯特36個工廠中有1088個紡紗工人。到1841（P452）年紡紗工人總共才只有448人，可是他們所照管的紗錠卻比1829年的1088個工人所照管的還要多53353個。假定採用手工勞動的數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相應增長的話，則工人的數量應達1848人；也就是說，技術設備的改進使1100個工人失了業。

經濟學家們的答覆，我們是可想而知的。他們一定會說，失業的人會找到別的職業。在經濟學家會議上，包林博士沒有忘卻引用這個論據，同時也沒有忘卻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835年包林博士在下院以5萬倫敦織布工人為題發表了演說，這些工人長期以來徒勞無益地尋求自由貿易派用以安慰他們的新職業而處於飢餓潦倒之中。

讓我們從包林博士的演說中引用一些最堪注意的地方吧。

他說：“手工織工所處的貧困是所有從事這類勞動的人的必然遭遇，因為這種勞動易於學習，而且隨時都可能被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於在這種情況下工人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所以只要需求略微減少，就會引起危機。手工織工好象處於人生的邊緣。再走一步，他們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點輕微的振盪，就足以致他們於死命。技術設備的進步使手工勞動愈來愈被排擠，因此在過渡時期必然要引起許多暫時的苦難。民族的繁榮只有以某些個人的不幸作代價才能取得。工業的發展總是靠犧牲落後者來完成的；在所有的發明中間，只有用蒸汽發動的織布機對手工織工的命運影響最大。在許多本來是用手製做的製品的生產中，現在手工織工已經完全被排擠了，而在迄今尚用手製做的許多其他製品的生產中，手工織工的命運也是危在旦夕。”

他接下去說：“我這裡有印度總督跟東印度公司的往來信件，其中論及達卡地區的織布工人。總督在他的信件中說：幾年以前，東印度公司購入600萬到800萬匹當地手機織成的棉布。後來需求逐漸下降，大約縮減到100萬匹。

“現在，需求幾乎降到零了。此外，1800年北美從印度得到的棉布約為80萬匹。1830年印度所輸出的棉布還不到4000匹。而在1800年運入葡萄牙的棉布，還有100萬匹。到1830年葡萄牙所得到的不過2萬匹。（P453）

“印度織工的苦難情景給我們留下了可怕的印象。但是這些苦難的原因何在呢？

“在於英國產品在市場上的出現，在於用蒸汽發動的織布機來進行生產。大量的織工死於飢餓，其餘的人多半在農業中找到其他的職業。不能改行的人則活該餓死。現在英國的棉布和棉紗充斥達卡地區。以耐久和美觀見稱於世的達卡細棉布，也由於英國機器的競爭而完全絕跡了。象東印度居民的所有的貧苦階級所受的那種苦難，恐怕在全部貿易史上都很難找到第二個例子。”

包林博士在演說中所引用的事實是真實的，所以他的演說就更其出色。但是他力圖掩蓋這些事實，其措詞和自由貿易的信徒們的其他說教一樣，是偽善的。他把工人描寫成有待以更廉價的生產資料來代替的生產資料。他故弄玄虛，把所說到的這種勞動部門看作完全特殊的勞動部門，而把排斥手工織工的機器看作完全特殊的機器。他忘記了，任何一個手工勞動部門都總有一天要經受手工織布業的命運。

“實際上任何技術設備的改進，其固定不移的目的和意圖就是要完全排除人的勞動，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勞動代替男工的勞動，用非熟練工人的勞動代替熟練手藝工人的勞動，以求降低勞動的價格。在大多數機器紡紗廠中（英文叫throstle-mills），紡紗的盡是些16歲及16歲以下的小姑娘。由於用自動紡紗機代替了簡單的騾機，大部分成年工人被解僱，留下的僅是些少年兒童。”

自由貿易的最狂熱的信徒尤爾博士的這些話（注216），是對包林先生自白的很好的補充。包林先生談到一些個別的人所遭到的不幸，同時又告訴我們，這些個別人的不幸必然要置所有一切貧苦階級於死命；他談到了“過渡時期”“暫時的苦難”，而且並不諱言，這些具有過渡性質的苦難，對大多數人說來，是從生產到死亡的轉變，而對其他的人說來，是從他們過去的處境到更壞的處境的轉（P454）變。如果他進一步說，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業的進步不可分割地聯繫著的，而且是國家的繁榮所必要的，那末，他也就等於承認工人階級的苦難的處境就是資產階級繁榮的必要條件。

包林先生慷慨地所給予奄奄待斃的工人的一切安慰，以及自由貿易派所創立的全部補償理論可歸結如下：

成千上萬的奄奄待斃的工人們，你們不應灰心失望。你們可以非常安靜地死去。你們的階級是不會絕種的。它將永遠保有足夠數量的人聽任資本去宰割而不致死絕。如果資本不力求取得供其不斷地剝削的材料（工人），資本又怎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運用呢？

那末，為什麼還要把關於實現自由貿易對工人階級狀況的影響作為未解決的問題來談呢？從魁奈到李嘉圖的經濟學家們所表述的一切規律是建立在這樣的假定上的：迄今妨礙自由貿易的羈絆已不再存在。這些規律的作用隨著自由貿易的實現而加強。其中第一條規律是說，競爭把每一種商品的價格都降低到該商品的最低生產費用。因此，最低工資是勞動的自然價格。什麼是最低工資呢？這就是說，要維持工人使他能勉強養活自己並在某種程度上延續自己的子嗣，就需要一些物品，生產這些工人生活必需品時的最低限度的支出恰好就是最低工資。

不要由此得出結論說，工人的所得不可能多於最低工資，也千萬不要認為他所得到的總是最低工資。

不是的，在這一規律的作用下，工人階級有時也有較幸運的時候。有時他的所得也會多於這種最低工資，但這種多餘部分不過是補充了他在工業停滯時期所得低於最低工資的不足部分而已。這就是說，工業接連地經過繁榮、生產過剩、停滯、危機諸階段而形（P455）成一種反覆循環的週期，在這一定的週期內，如果把工人階級高於必需的全部所得和低於必需的全部所得合計起來，那末它所得的總額不多不少，恰好是這個最低額；換言之，儘管工人階級忍受了一切苦難和貧困，儘管工人階級在工業戰場上拋下了許多屍體，但是工人階級依舊作為一個階級而保持了它的完整性。這會有什麼意義呢？這說明工人階級還是繼續存在下去，而且它的數量還在增長。

但是還不止此。由於工業的發展，出現了更廉價的生活資料。於是，伏特加代替了啤酒，棉織品代替了毛織品和亞麻織品，馬鈴薯代替了麵包。

因而，由於不斷地找到以更廉價更低劣的營養品來維持工人生活的新方法，最低工資也就不斷降低。如果說，起初這種工資迫使人為了活下去而去勞動，那末，到最後就把人變成機器人了。工人的存在的全部價值只不過在於他是一種生產力而已；資本家就是這樣來對待工人的。

隨著自由貿易（經濟學家們的基本前提）的逐漸實現和成為生活現實，勞動商品的這一規律，即最低工資的規律也就愈益明顯地顯現出來。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貿易的假定作基礎的政治經濟學，或者就同意說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工人一定要經受經濟規律的全部災難。

讓我們來作個總結：在現代的社會條件下，到底什麼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前進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不管一種商品交換另一種商品的條件如何有利，只要僱傭勞動和資本的關係繼續存在，就永遠會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存在。

假定一旦不再有穀物法，不再有海關，不再有城市進口稅，一句話，假使工人迄今認為是使自己處於貧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況都全部消失，那時，一向掩蓋著他的真正敵人的一切帷幕就被揭開了。

他將看到擺脫羈絆的資本對他的奴役並不亞於受關稅束縛的資本對他的奴役。

先生們，不要用自由這個抽象字眼來欺騙自己吧！這是誰的自由呢？這不是每個人在對待別人的關係上的自由。這是資本榨取工人最後脂膏的自由。

當這種自由不過是自由競爭基礎上的必然產物時，怎麼還能把自由競爭奉為自由的觀念呢？

我們已經指出，在同一個國家裡，自由貿易在不同的階級之間會產生怎樣一種友愛。即使自由貿易在世界各國之間建立起友愛關係，這種友愛關係也未必更具有友愛的特色。把世界範圍的剝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愛，這種觀念只有資產階級才想得出來。在任何個別國家內的自由競爭所引起的一切破壞現象，都會在世界市場上以更大的規模再現出來。再沒有必要停留在自由貿易的信徒對這個問題所散佈的詭辯上，這些詭辯完全值得我們的三位獲獎者霍普、摩爾斯和格萊格先生去論證。

例如，有人對我們說，自由貿易會引起國際分工，並根據每個國家優越的自然條件規定出生產種類。

先生們，你們也許認為生產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賦（P457）吧。

二百年以前，跟貿易毫無關係的自然界在那裡連一棵咖啡樹、一株甘蔗也沒有生長出來。

也許不出五十年，那裡連一點咖啡、一點砂糖也找不到了，因為東印度正以其更廉價的生產得心應手地跟西印度虛假的自然秉賦作競爭。而這個自然秉賦異常富庶的西印度，對英國人說來，正如有史以來就有手工織布天賦的達卡地區的織工一樣，已是同樣沉重的負擔。

同時不應忽視另一種情況：既然一切都成了壟斷性的，那末即使在現時，也會有些工業部門去支配所有其他部門，並且保證那些主要從事於這些行業的民族來統治世界市場。例如，在國際交換中，棉花在貿易中比其他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義。自由貿易的信徒從每一個工業部門找出兩三個特殊品種的生產，把它們跟工業最發達的國家中一般消費品的最廉價的生產等量齊觀，這真是太可笑了。

怪不得自由貿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國如何犧牲別國而致富；要知道這些先生們更不想懂得，在每一個國家內，一個階級是如何犧牲另一階級而致富的。

但是，先生們，不要以為我們所以批判自由貿易是打算維護保護關稅制度。

一個人宣稱自己是立憲制的敵人，並不見得自己就是舊制度的擁護者。

但是，保護關稅制度不過是為了在某個國家建立大工業的手段，也就是使這個國家依賴於世界市場，但自從對世界市場有了依賴性以來，對自由貿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賴性。此外，保護關稅制度也促進了國內自由競爭的發展。因此，我們看到，在資產階級開始以一個階級自居的那些國家裡（例如在德國），資產階級便竭力爭取保護關稅。保護關稅成了它反對封建主義和專制政權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

但總的說來，保護關稅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卻起著破壞的作用。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

註釋：

[213]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是1848年2月初在布魯塞爾用法文發表的，就在同年，由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朋友和學生魏德邁譯成德文在德國出版。1885年根據恩格斯的意見，作為“哲學的貧困”的德文第一版的附錄刊印，自此以後，就作為該版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止一次地再版過。“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的俄譯文，於1885年“勞動解放社”在日內瓦以單行本首次發表，譯者為普列漢諾夫。1889年在波士頓出版了美國的單行本，上面有恩格斯的序言，這篇序言早先在1888年7月，以“保護關稅制度和自由貿易”為題，用德文單獨刊載於“新時代”（《Die Neue Zeit》）雜誌。——第444頁。

[214]“十小時工作日法案”，見本卷注51。——第448頁。

[215]馬克思引證了李嘉圖著作的法文版：《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 l’impot》．Traduit de l’anglais par F.-S. Constancio，avecdes notes explicatives par J.-B. Say.T.I. paris，1835.p.178－１７９。――第449頁。

[216]Ａ.Ure. 《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ou économie industrielle》.T.I，Bruxelles，1836,P.34.——第4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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