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子豪散文《父亲百日祭》

父亲百日祭

冯子豪

父亲离我百日余,脑海里不时萦绕着他的形象,一幕一幕的,就像放电影,总觉得他还活着,他在说话做事,甚至还能听到他打算盘的“噼啪”声。

父亲的性格懦弱,一生唯唯诺诺,很少同人红脸。记得小时候,只要同小伙伴产生摩擦,父亲总是批评我,有时会不问缘由地打我。他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一定有错!”我若争出理由来,他会说:“都是乡里相亲的,在一个村是个缘分,你的我的,能有多远的人?让一下不就完了,何必相争?”父亲在村里人缘特别好,一度有“小孟尝”的称号。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村来了工作队,许多人依赖工作队,大事小事都去找工作队。父亲说:“一点小事找工作队,两点小事也找工作队,赶明个工作队走了,你们还找谁?”被一个想进一步的人听到了,添油加醋地告到了大队部。革委会主任立刻召开会议,批斗父亲,说他污蔑社会主义。面对批斗,父亲一句话不说,只是低头“认罪”。幸亏工作队明察秋毫,还了父亲一个清白,不然的话要被当作典型在全公社游斗。过后,母亲问父亲为什么不为自己争辩。父亲说:“我当时想争辩来,就是不知道咋说,心里直跳,嘴老是打摽,不听使唤。”母亲弥留之际,最担心的是父亲,她对我说:“我没有多少日子了,其他没有什么心愿,最不放心的是你大。你大生性懦弱,又不会照顾自己,可怎么办?”我当时答应母亲,要照顾好父亲。

2009年,母亲带着遗愿走了,同时也带走了父亲的灵魂。他经常一个坐在同母亲一起生过50多年的老屋里发呆,把母亲的照片放大,四间老屋里,挂了二十多张,更有甚者,经常到母亲坟上哭泣。他精神恍惚,目光呆滞,整个人瘦了一圈。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都想让他离开老屋。可不管你咋说,他就是不愿离开老屋。他说:“我要是离开这里,就再也见不到你娘了。兴许,在梦里我能见到她,她不会狠心丢下我不管的。”无奈,我只好把他骗到城里来,希望他能在城里散散心。谁知,他在城里只待了一天,就吵着要走。说:“城里有什么好的!房子像鸟笼子一样,悬在半空,出进都困难,解手还要在屋里,难为情死了。一个熟人都没有,你们上班了,我两眼一抹黑,连个说话的都没有,憋也把人憋死了!”没法,只好把他送回老家。四弟说,他有三间堂屋,闲着,让父亲住吧。我们都以为是好主意,总以为父亲只要离开老屋就会好一些的。但父亲死活不愿离开,我们轮流劝说,父亲却破例发了一次火,闹得几顿没有吃饭,只好作罢。我同弟弟妹妹们商议,让他们多去老屋,多陪父亲说说话。弟弟妹妹们同意了,我也时不时地给父亲挂电话,有意识地同他说说话。一段时间后,父亲改变了许多,主动地看看书,写写字,有时种点菜。我思想放松了,给父亲买了一副老花镜、十几本通俗小说、一刀宣纸、几只毛笔。他一边说不要,这东西太浪费钱了,一边却爱不释手地抚摸着,脸上露出喜悦的光彩。父亲的字进步很快,他用小楷抄了一本看风水的书,一本婚丧嫁娶看日子的书,两本书足足有几十万字。把我写的几十首诗,写出来贴在墙上,对客人夸耀。在老屋的后边栽上竹子,把野菜移栽在院子里,供我们尝鲜。经常骑着自行车,车兜里放着酒,逢集必去。小饭馆里,他要上两盘小菜,自斟自饮,有时碰到老友,他会畅饮一回。

渐渐地父亲身体好了起来,每年体检,各项指标都在合格范围,更没有老年人特有的“三高”。每次电话里,他都高声对我说:“我好着哪!能吃能睡,早起一杯开水,一碗鸡蛋茶,一个馍;中午羊肉汤,猪肉炖粉条;晚上有时吃点面条,有时一杯奶。每天泡一杯铁观音,或者普洱,你放心吧,我没事的。”

我对他的生活很满意,便再次嘱咐在老家的二弟、四弟,没事多去父亲房间看看,毕竟是七十五岁的人了。

2017年11月,我在哈尔滨学习,突然接到二弟的电话,说父亲不太好,老是没有精神,饭量也减了不少。我心里不以为然,认为父亲身体一向很好,没有精神可能是感冒引起的,便让妻带父亲到医院看医生。妻说,父亲没大毛病,只是贫血,有点病菌感冒。让医生给父亲打了几天吊水,父亲好了,有了精神。可没多久,父亲有了低烧,吸了50多年烟,突然说闻着烟味就难受,再也不吸烟了,走一段路要歇一会,心跳的厉害。我觉得问题严重了,便给当医生的表弟说了情况。表弟说,舅舅不太好,有可能是肺病。我说刚查了,肺没问题。表弟说,你让舅舅到徐州四院来,我找专家给他看看。结果,让我吃了一惊,父亲不仅是肺癌,而且是晚期。表弟说,他这个年龄不适合化疗,还是保守治疗,他怎么高兴,你就怎么办。

我知道表弟的意思,托人买了靶向药,安排了三弟、四弟,专门侍奉父亲,可为时已晚,父亲还是在三个月后病逝。病中,父亲非常痛苦,起先是腿痛,后来是骨头痛,浑身痉挛,双手紧紧抱着双腿。再后来,父亲神经错乱,说话不清,一只手不时地在胸前乱抓。我请假侍奉父亲的时候,他已不能进食。我的一个88岁的大爷对我说:“赶快给他穿送终衣吧,早穿早得。”父亲像是听到了,眼角里流出了泪水。10天后,父亲走了,走前没说一句话。

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除了墙角的一根扁担、一张锄头、一把铁锨、一辆老永久自行车及墙上一把算盘外,我还发现了父亲的两个笔记本,皆是软笔正楷,一个抄着诗词,一个记着他生前的账。字迹是那样的隽永、厚重,就像一个个正人君子。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只知道父亲是个稍识几个字精于算盘的农民,很难想象他喜欢诗词、练着书法。

望着父亲的衣物,我感觉莫大的内疚,我太不了解父亲了,为什么不早发现父亲的病呢?为什么不多同他啦啦家常说说诗词与书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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