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百日祭
馮子豪
父親離我百日餘，腦海裡不時縈繞著他的形象，一幕一幕的，就像放電影，總覺得他還活著，他在說話做事，甚至還能聽到他打算盤的“噼啪”聲。
父親的性格懦弱，一生唯唯諾諾，很少同人紅臉。記得小時候，只要同小夥伴產生摩擦，父親總是批評我，有時會不問緣由地打我。他說：“一個巴掌拍不響，你一定有錯！”我若爭出理由來，他會說：“都是鄉里相親的，在一個村是個緣分，你的我的，能有多遠的人？讓一下不就完了，何必相爭？”父親在村裡人緣特別好，一度有“小孟嘗”的稱號。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們村來了工作隊，許多人依賴工作隊，大事小事都去找工作隊。父親說：“一點小事找工作隊，兩點小事也找工作隊，趕明個工作隊走了，你們還找誰？”被一個想進一步的人聽到了，添油加醋地告到了大隊部。革委會主任立刻召開會議，批鬥父親，說他汙衊社會主義。面對批鬥，父親一句話不說，只是低頭“認罪”。幸虧工作隊明察秋毫，還了父親一個清白，不然的話要被當作典型在全公社遊鬥。過後，母親問父親為什麼不為自己爭辯。父親說：“我當時想爭辯來，就是不知道咋說，心裡直跳，嘴老是打摽，不聽使喚。”母親彌留之際，最擔心的是父親，她對我說：“我沒有多少日子了，其他沒有什麼心願，最不放心的是你大。你大生性懦弱，又不會照顧自己，可怎麼辦？”我當時答應母親，要照顧好父親。
2009年，母親帶著遺願走了，同時也帶走了父親的靈魂。他經常一個坐在同母親一起生過50多年的老屋裡發呆，把母親的照片放大，四間老屋裡，掛了二十多張，更有甚者，經常到母親墳上哭泣。他精神恍惚，目光呆滯，整個人瘦了一圈。我們看在眼裡，急在心裡，都想讓他離開老屋。可不管你咋說，他就是不願離開老屋。他說：“我要是離開這裡，就再也見不到你娘了。興許，在夢裡我能見到她，她不會狠心丟下我不管的。”無奈，我只好把他騙到城裡來，希望他能在城裡散散心。誰知，他在城裡只待了一天，就吵著要走。說：“城裡有什麼好的！房子像鳥籠子一樣，懸在半空，出進都困難，解手還要在屋裡，難為情死了。一個熟人都沒有，你們上班了，我兩眼一抹黑，連個說話的都沒有，憋也把人憋死了！”沒法，只好把他送回老家。四弟說，他有三間堂屋，閒著，讓父親住吧。我們都以為是好主意，總以為父親只要離開老屋就會好一些的。但父親死活不願離開，我們輪流勸說，父親卻破例發了一次火，鬧得幾頓沒有吃飯，只好作罷。我同弟弟妹妹們商議，讓他們多去老屋，多陪父親說說話。弟弟妹妹們同意了，我也時不時地給父親掛電話，有意識地同他說說話。一段時間後，父親改變了許多，主動地看看書，寫寫字，有時種點菜。我思想放鬆了，給父親買了一副老花鏡、十幾本通俗小說、一刀宣紙、幾隻毛筆。他一邊說不要，這東西太浪費錢了，一邊卻愛不釋手地撫摸著，臉上露出喜悅的光彩。父親的字進步很快，他用小楷抄了一本看風水的書，一本婚喪嫁娶看日子的書，兩本書足足有幾十萬字。把我寫的幾十首詩，寫出來貼在牆上，對客人誇耀。在老屋的後邊栽上竹子，把野菜移栽在院子裡，供我們嚐鮮。經常騎著自行車，車兜裡放著酒，逢集必去。小飯館裡，他要上兩盤小菜，自斟自飲，有時碰到老友，他會暢飲一回。
漸漸地父親身體好了起來，每年體檢，各項指標都在合格範圍，更沒有老年人特有的“三高”。每次電話裡，他都高聲對我說：“我好著哪！能吃能睡，早起一杯開水，一碗雞蛋茶，一個饃；中午羊肉湯，豬肉燉粉條；晚上有時吃點麵條，有時一杯奶。每天泡一杯鐵觀音，或者普洱，你放心吧，我沒事的。”
我對他的生活很滿意，便再次囑咐在老家的二弟、四弟，沒事多去父親房間看看，畢竟是七十五歲的人了。
2017年11月，我在哈爾濱學習，突然接到二弟的電話，說父親不太好，老是沒有精神，飯量也減了不少。我心裡不以為然，認為父親身體一向很好，沒有精神可能是感冒引起的，便讓妻帶父親到醫院看醫生。妻說，父親沒大毛病，只是貧血，有點病菌感冒。讓醫生給父親打了幾天吊水，父親好了，有了精神。可沒多久，父親有了低燒，吸了50多年煙，突然說聞著煙味就難受，再也不吸菸了，走一段路要歇一會，心跳的厲害。我覺得問題嚴重了，便給當醫生的表弟說了情況。表弟說，舅舅不太好，有可能是肺病。我說剛查了，肺沒問題。表弟說，你讓舅舅到徐州四院來，我找專家給他看看。結果，讓我吃了一驚，父親不僅是肺癌，而且是晚期。表弟說，他這個年齡不適合化療，還是保守治療，他怎麼高興，你就怎麼辦。
我知道表弟的意思，託人買了靶向藥，安排了三弟、四弟，專門侍奉父親，可為時已晚，父親還是在三個月後病逝。病中，父親非常痛苦，起先是腿痛，後來是骨頭痛，渾身痙攣，雙手緊緊抱著雙腿。再後來，父親神經錯亂，說話不清，一隻手不時地在胸前亂抓。我請假侍奉父親的時候，他已不能進食。我的一個88歲的大爺對我說：“趕快給他穿送終衣吧，早穿早得。”父親像是聽到了，眼角里流出了淚水。10天后，父親走了，走前沒說一句話。
在整理父親遺物的時候，除了牆角的一根扁擔、一張鋤頭、一把鐵鍁、一輛老永久自行車及牆上一把算盤外，我還發現了父親的兩個筆記本，皆是軟筆正楷，一個抄著詩詞，一個記著他生前的賬。字跡是那樣的雋永、厚重，就像一個個正人君子。這是我意想不到的，只知道父親是個稍識幾個字精於算盤的農民，很難想象他喜歡詩詞、練著書法。
望著父親的衣物，我感覺莫大的內疚，我太不瞭解父親了，為什麼不早發現父親的病呢？為什麼不多同他啦啦家常說說詩詞與書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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