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家都在忙著過情人節，再過幾次情人節，是不是就要過結婚紀念日了？
要結婚的話，房子買了嗎？
買房置業這種事，對於每個朝代的人來說，都是人生大事。房價高高低低大不相同，但這幾百年來，大家操心的事兒都一樣，特別對於中國人來說，買房非常具有儀式感，開衙建府，往往意味著人生另一階段的開始。
我們很熟悉今天一線城市生活的壓力，其實兩百多年前的一線城市，要立足也沒那麼容易。今天的推送就為大家講述，在清代帝都買房的故事。
清代北京的房價
陳文嘉/文
談論清代北京的房價，不得不說京城的房屋分佈格局。
清廷自明廷手中接管京城後，趕出內城的漢人，實行一城兩制， 內外有別。內城全是旗人居住，分官房與民房，盡皆國有。外城皆民房， 百姓私有。
通過流傳下來的房契分析，清代京城房價總體不高。以乾隆朝為例， 內城住房均價在 32.84 兩 / 間，外城均價是 38.27 兩 / 間。如以每間 20平方米算，內、外城均價分別是 1. 64 兩 / 平方米、1.91 兩 / 平方米。在當時，七品知縣法定年俸 45 兩，花一年收入買下一間房綽綽有餘。二品以上的高官（比如各省巡撫）法定年俸約 150 兩，攢下一年的年俸，就能買下一處上百平方米的房子。
當然，以上官員的年俸中不包括祿米和數十倍於年俸的養廉銀。這要放到現在，意味著什麼？通常我們會把當時的價錢折算成米價，然後再折算回來。據此推算，乾隆朝時期 1 兩銀子大約等於現在240 元人民幣，那麼當時內城住房均價為 400 元 / 平方米，外城住房均價為 450 元 / 平方米。
當然，房子類型不同（草房、瓦房），房價也會不同，上述討論僅限於普通民房。再者，不同地段的房子，房價也不同。
清代北京，內城最繁華的地方要數東四牌樓、隆福寺街等東邊的區域，這些地段房價明顯高於其他區域。比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王某買下門廷樞位於鼓樓前斜街東口內的祖屋 4 間，花去 200 兩銀子。
相比之下，兩年前，滿達寧只花 250 兩銀子，就能買下地安門外大帽兒衚衕的 11 間瓦房，房價低了一倍。
雖然房價常年低迷，但也有漲到發瘋的時候。嘉慶二十五年（1820 年），外城住房價格曾漲到 10 兩 / 平方米（合人民幣 2400 元 / 平方米），若買下 20 平方米的一間房，要花 200 兩銀子，高官一年的法定俸銀就不夠用了。
面對高房價，清廷調控的手段無非就是市場調節和行政干預兩種。採用市場調節，就是增加住房供給。清廷將控制的官房入市，通常會被內務府用來開設當鋪、客棧，或轉賣給內城旗人和官員，再逐漸流入民間。第一次售賣時，朝廷擁有定價權，且價格多低於市場均價， 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內閣中書趙秉衝認購正陽門外 35 間住房， 均價約 33.29 兩 / 間，低於當時的外城市場均價 38.27 兩 / 間。
又如嘉慶時外城住房市場價暴漲，朝廷有意將官房價格調低，嘉慶十七年（1812 年），官房均價不過 25 兩 / 間，但外城市場均價高達40 多兩 / 間，這讓無房的旗人以及長期在外城租房的官員得以較低價格買到房子。
此外，還會動用一些行政手段來調節。比如另闢官地蓋官房，低價售賣、出租，又將京城貪官的罰沒財產充實官房庫存。和珅倒臺後， 其名下大批房產就大大充實了官房庫存。
調控效果顯而易見。在已有的記錄中，從乾隆八年（1743 年）到嘉慶二十二年（1817 年）的 74 年內，絕大多數時間的外城住房房價每間不足 40 兩，100 兩以上 / 間的房價僅見兩次，內城住房價格亦多在 30 兩上下跳動。
可以說，有清一代，外城住房房價多因應市場變化，而內城則繞不開政府的手。在龐大的內城區域內，面對城外垂涎三尺的富商，朝廷本可在房產上狠賺一筆，但內務府創收志不在此，即便是房產契稅， 也常年穩定在交易額的 3%。廣大內城雖離權力中心很近，那兒的房價在朝廷的庇護下，卻顯得很“平民”。
值得一說的是北京城較為穩定的人口數量。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內外城人口總數 70 餘萬，與房產資源（據民國北京城房屋數推算為 77 萬間以上）較為適配，這是房價常年低迷的關鍵原因之一，大概也是清代前期所有“北漂”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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