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建設性
在科技進步和物質繁榮的當今世代，人類文明正在經歷一場大潰敗，其重要體現就是城市文化的空洞、蒼白、乃至解體——這是城市歷史學家劉易斯·芒福徳在20世紀中期的敏銳判言。芒福徳是美國的城市規劃理論家和歷史學家，生於資本主義和社會財富狂飆突進的19世紀末的紐約。受著名生物學家、城市與區域規劃科學的先驅之一帕特里克·格迪斯的啟蒙影響，他反對20世紀初以建築師為主導的規劃學界功能主義和機械決定論盛行的風氣，提出要在一個更廣泛的，綜合了區域生態、社會環境和歷史文化的視角上重新理解城市規劃。與其把芒福徳單純地定義為城市規劃理論家，倒不如說他只是把城市規劃這一集合了建築、生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複雜學科作為他精深思想範式的試驗田。也正是在這塊試驗田裡，他的思考超越了城市形態的狹窄範圍，進入了社會文化批判、技術哲學思考以及前瞻人類命運的宏大主題中。
歷史中的城市
在《城市發展史》一書中，芒福徳回顧了城市物理形態以及其作為政治社會單元的發展進程，並給出了他關於城市本質的深刻洞見。城市，作為人類社會活動的載體，象徵著各種社會關係的聚合。既是世俗物質生活的市場，又是神聖精神生活的廟宇。同樣，政治權力、市民生活、手工業、服務業同時存在於一座城市中。芒福徳指出，城市和鄉村最本質的區別在於社會交往形式的不同。歷史上的鄉村總是以氏族小聚落的形式存在，村民往往互有血緣關係，或者至少相互熟識。他們在一種相對緊密的關係中從事農業生產，照看彼此的小孩，交換穀物和生活用品同時以家庭和鄰里為單位進行情感交流。這種緊密的社會交往主體被美國社會學家C.H.庫利稱為首屬群體，與之對應的是次屬群體。芒福徳認為，構成城市生活的核心要素是高度發達的次屬群體，包括商會、學校、職業群體和市民社團等。他們的活動範圍和組織架構的複雜性都大大超過構成鄉村生活的首屬群體。在一座功能完整的城市中生活並不要求你熟悉其中所有人。個人所獲取的服務完全由有組織的行業所提供。去市場採購食物，去鞋匠處修理鞋子，或者去市政廳登記結婚，都不要求和提供服務的個人有私人來往。正是在城市中，人類的社會交往超越了血緣紐帶和鄰里關係，昇華為一種更高級的社會組織形式。
中世紀城市和古典時代的城市都有一些相同的特點，比如緊密的城市肌理，防禦性的城牆，還有位於中心統治地位的宗教建築物。如果說古希臘時期的雅典衛城還沒有作為城市生活的絕對核心而存在，與之相對應的現象就是在整個中世紀，教堂或者修道院幾乎是城市的唯一核心。而城堡、市政中心雖然往往也位於城市中央，但在功能上還是居於附屬位置。從熱那亞到弗洛倫薩，所有中世紀城市幾乎都通過教堂的核心位置和巨大體量宣告著神權的至高地位。有意思的是，在神權統治的年代，教堂的職能甚至比現代還要豐富。與其將它定義為宗教設施，倒不如比作現代的社區中心，這裡可以舉行集會，上演宗教戲劇，還可以作為公共論壇，甚至是存放貴重物品的保險箱。
通過比較不同形式的中世紀城市結構，芒福徳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那就是中世紀城市肌理的形成並非出於王權或者教權的強力意志，因而不是為了一個預先設定的目標，而是因著一種社會需要應運而生。這表現在中世紀城市中蜿蜒曲折的小巷和因地勢而妥協的城鎮規劃上。直到16世紀攻城利器加農火炮發明之前，中世紀城市常常利用崎嶇的山石地面來修建防禦工事。因為不用考慮輪式車輛必需的平正道路和供水’排水設施，利用地勢來修建城市就比起平整地面修城要經濟得多。芒福徳認為中世紀的城市規劃屬於一種“有機規劃”：“它隨新需要而不斷髮展；隨新的機遇而適時豐富更新，經過一系列的調整綜合，變得越來越協調一致、緊湊緻密，同時又體現出自身明確的目的性，最終生成一個極其綜合豐富的城鎮，它並不比預先規劃的幾何形方案更遜色。”同時，有機規劃並不意味著放棄人類自覺的努力。中世紀城鎮的魅力和協調統一離不開當時規劃專家的嚴格訓練、規劃的系統性要求和完備的管理制度。
中世紀城市中的社會交往範圍和複雜程度要遠遠小於現代城市。 原因在於前者的地理和社會條件限制了居民的社會活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世紀城鎮就像擁有防禦工程的大型村莊。在超過城鎮作為一個有機單元所能發揮其作用的極限後，城市也就不復存在了。在步行所能達到的範圍（1英里），中世紀城市的功能能正常發揮。一旦城市擴張超越有邊界，就只能創造一個次中心來滿足城市的正常運轉。芒福徳觀察到，因為這種現象的存在，中世紀城鎮的分佈是分散和低密度的，其中規模最大的人口也不超過35000人，並且城鎮（居民定居點）之間的距離大多在一天之內能夠步行往返。攻城火炮發明後，城牆就失去了作用。儘管城牆的存在並不是中世紀城市發展被限制的理由，城牆的消失在一定程度與城市邊界的消失同步進行。這樣，城市邊界的瓦解就意味著自給自足的中世紀城市的瓦解，同樣也預示著更大範圍內文化的解體。
在隨後到來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中，歐洲的城市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是一種全新的經濟形式，即資本主義的重商主義開始在歐洲國家萌芽；政治上，中央集權制度取代了地方保護主義，以群主寡頭政治的形式席捲歐洲大陸，宗教勢力進一步衰落了；意識形態領域，隨著物理學的發展，人們以更為精確和抽象的方式看待外部世界，時間和空間都脫離了中世紀混沌的語境，開始準確地被人們認知；因為地理大發現和經濟商業的發展，“永恆”的概念在普羅大眾中瓦解了，人們把熱情投向了世俗生活所能攝取的一切。
由舊制度到新制度的過程持續了若干個世紀，其趨向在17世紀後才開始慢慢顯露出來。這場大變動中城市所指向的新狀態，芒福徳稱為“巴洛克城市”。中世紀城市的精神是根據社會生活需要一點點營造城鎮，巴洛克城市的主旨則在於用精確的平面幾何精神從整體上改變城市。巴洛克城市要求一種整潔和秩序，其象徵物，就是筆直的街道、圓形拱門以及建築間一致的立面。
所幸當時的規劃師大多懷著謙卑謹慎的態度對待城市，同時也不具備那麼大的權力改變城市的整體面貌，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歐洲城市還保留著中世紀緊湊緻密的肌理，同時又點綴著文藝復興風格的新建築，就像一支交響樂，其主旋律仍然是中世紀的，只不過增加了新的色調、節奏和速度。
芒福徳認為，從中世紀城市設計理念到巴洛克式的城市理念並不僅僅是一種審美和藝術的變化，其中還反映了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變遷。意大利的地方自治社會轉變為中央集權社會時所獲得的重要成就，就是能夠有效地管理財政稅收，國家的資源也因此得到了極大擴充。在軍隊和官僚系統的支持下，皇室政府和資本家通過土地租金、掠奪、發行貨幣，迅速地實現了資本主義化。通過貿易順差，每個國家都能在與別國交易時以較小代價獲得較多回報，並以黃金結算。當無法在貿易中佔據優勢時，就依靠軍隊來打開局面，走上軍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道路。
在商品經濟轉變為貨幣經濟的同時，人們的感官世界也在被重新架構，首先就表現在新的時間和空間觀念。通過透視法，空間變得有序化和具有連續性，與物質運動和時間維度聯繫在一起，構成了宏觀和微觀世界的想象。時間在巴洛克理念中變得機械化，不再表現為一個連續的進程，而是分分秒秒的總和。這些變化全部都體現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中。 同時，基於自然科學的發展，人類對於外界的認知更加偏重於抽象分析，因而導致被認知的事物都是被肢解的、碎片化而不完整的。這種認知方式有助於人們更精確地分析物理事件，但是對於社會研究卻是沒有幫助的。男人、女人的定義是什麼、自治機關和城市是什麼，這樣的認知方法都無法提供答案。
巴洛克式所體現的思想是，城市生活內容從屬於城市的外觀形式，而城市的形式又出於君主和強權的意志。因而巴洛克城市是機械的而不是有機的，是一氣呵成規劃好的而非自然生長的。巴洛克的機械框架剝離了時間，它不允許事物變化發展，不允許適應和改造。它既不考慮基層社區的公共空間，也不考慮為市場和學校留出空地。它的服務對象在於君主和權貴階級，公共機構只是附屬。芒福徳總結道：“王宮、國庫、監獄、瘋人院——還有什麼別的東西能比這四大建築更能完全概括著新制度或更好地代表它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徵麼？這四大建築是佔主要地位的。在它後面是一片單調而毫無生機的機械重複的房屋立面，在這立面的後面，被遺忘、被拋棄的那一部分，則在苟延殘喘。”
消亡的城市
20世紀城市的面貌再度發生了鉅變。首先是現代工程技術的進步允許建築師在城市中建造大型高層建築。在利益驅動下，高層建築被廣泛地採納，以解決城市中心高密度人口問題。其次，汽車的發明和普及，要求新規劃優先考慮機動車所必須的寬闊馬路。這樣的規劃不僅造成了交通擁堵、事故、尾氣汙染，更嚴重破壞了城市景觀和人文環境（urbanity)。城市傳統美德漸漸消亡殆盡：密切溫馨的鄰里關係被高層封閉式住宅徹底割裂，“高層貧民窟”不僅很難滿足基本的通風采光需要，更忽視人們的情感需要；公共空間讓位於停車場和高速公路，社區生活失去了其載體；暴力犯罪藏匿於缺少“觀察者”的街頭巷尾。
難以忍受這種惡劣城市生活的中產階級紛紛出逃，美國城市迎來了快速的郊區化。這種美國式的郊區既不是城市又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鄉村。你當然無法從這些低密度排列的房屋中找到可以被稱之為城市風貌的東西，同時其規整的分佈狀態和人工鋪設的草坪道路，又與想象中的田園風光相去甚遠。
以上兩種新現象是城市發展出的新形態，但在芒福徳看來，城市形象（image)已於其中漸漸消失,甚至這種新型城市的本質就是“反城市”（an-ti-city)的——社會的豐富性讓位於機械秩序，千篇一律乏善可陳的無趣建築，其形式完全服務於功能。這樣的機械秩序可能是高效多產的，但其內在邏輯只有物質領域的不斷擴張。芒福徳否定了這種源自19世紀機械唯物主義觀念，他從不認為技術手段可以解決所有的城市、社會問題，而是呼喚一種新的價值觀念，號召創造一個新的理想家園，提倡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重視家庭生活和人類的自律。
面對後工業化社會帶來的問題，規劃理論界產生了兩種應對方案，其一就是以勒·柯布西耶為代表的現代主義規劃的主張：將城市視為一個可以居住的機器,並將其功能簡化為居住、交通、工作和娛樂。在這個認知基礎上，城市成了一個大型組織機械，其零部件可以通過組裝拼湊，一步步組合起來。芒福徳認為這樣的城市只是一個“看起來很美好”的城市。他指出，柯布西耶的主張背後有強烈的官僚主義傾向，即通過行政手段將人類聚落變成一種高度集中、高度組織化的兵團形式；同時忽視了承載了人類情感的城市文化歷史環境。柯布西耶的理想城市可能具有一個完善運轉的大型機械的合理性，但他卻忽視了人的要素：人們談話的開闊場地，兒童遊戲的場所，情人談情說愛的私密角落，從事園藝活動的場地，散步的甬道，這些構成人類生活的基本要素無一例外地被其宏偉計劃遺忘了。
另一股思潮發源於身處規劃界之外的美國記者簡·雅各布斯。她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敏銳揭露了美國大城市中的種種亂象，包括惡劣的生活環境、疏離的鄰里關係、高發的犯罪事件等等。她沒有把產生這些亂象的原因歸咎於過高的人口密度。相反，她認為正是超高的人口密度維持了大都市的社會和經濟活力，擁擠和混亂正是都市生活的常態。而產生種種城市疾病的原因，則被她歸咎於現代主義失敗的街區設計。她關於犯罪問題的經典闡釋是：街道兩旁的商鋪起到義警作用，降低了犯罪事件發生的幾率。而城中心建造的摩天大樓，儘管從遠處看上去宏偉壯麗，但在地面卻剝奪了傳統商鋪的守望功能。同時為了機動車的便利而採用的大型鄰里單位和較稀疏的路網，在降低行人守望能力的同時也損害了街區活力。她主張增加市中心的人口密度，輔以更加密集的步行通道，以恢復社區的活力和自我監督功能。雅各布斯企圖用一種“以毒攻毒”手段，即進一步增加本已十分擁擠的城中人口，並將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統一置於街道之上，來解決大城市的犯罪問題。芒福徳指出這樣的手段是在故意放大這種病態的範圍。他提倡的是一種區域化的解決方案，即將大城市的人口分流至區域內的次級城鎮內，以解決城市擁擠混亂問題，並用一種更為整體性的區域性規劃的視角，詳細考察區域範圍內的自然、人文地理環境來為城市制定更長遠的可持續發展規劃。
無論是柯布西耶大刀闊斧式的解決方案還是雅各布斯“膏藥敷癌”式的補救，似乎都無法為現代城市病入膏肓的城市問題提供一劑解藥。芒福徳剖開了城市問題的表層，把目標聚焦於社會文化內核，他認為那裡才是問題所在：“大都市社會里鋪天蓋地的經濟－社會勢力和技術力量，已從城市文明的生態上離散開去，當然也就不再服從道德戒律，不再遵守社會規則和宗教理想。可是，這些守則和理想，無論有多麼不完美，都曾經把城市社會置於一定程度的控制管理之下，都曾成功地減少了城市中各種潛在的破壞勢力。”
在他看來，城市的消亡，乃至於城市文明的消亡是迫在眉睫的事件。而阻止它的發生不能寄希望於頂層的設計和管控。唯一的路徑是從最小單元入手，逐漸上升，賦予他們生命力和主動性；把每一個人看作一個負責任的個體，把每個鄰里社區當做文明的基本器官，把城市看做社會生活的有機實體，放置在一個更廣闊的區域和生態平衡之中。
技術的神話
芒福徳的思想範式中另一個不可忽視的重心在於他對人類技術發展和社會組織架構的獨到見解。在《機器的神話》一書中，他從不掩飾對技術氾濫和技術中心主義的擔憂。與其說他是一個反技術論者，認為人類要回到石器時代的生活中去，倒不如說在他的價值體系裡，技術應該始終處於為人類更高層次的自我實現而服務的位置。同時，他也對道德虛無主義和失敗的價值理性發出諤諤之聲，他認為機器崇拜和道德虛無主義的聯姻將會給人類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在《機器的神話》一書中，“超級大機器”（megamachine)被芒福徳用來描述一種充分動員、高度組織化的社會形態。在這樣的社會形態下，君王或國家元首，被上天的權力或者一種精心粉飾的政治理念賦予了近乎無限的權力。憑藉著依靠愚忠和盲從而構建的巨大而高效的官僚體系，可以實現氏族社會中無法想象的宏大目標，無論這個目標是否符合人性。這個超級大機器曾經隨著封建王朝的瓦解而坍塌了，但在現代民族國家中又以一種更為高效的形式，更加龐大的體量被重新設計了。在這架機器中，人們被教導放棄個人尺度的價值判斷以服從一個更加宏偉美好的政治目標；個人變成了這個機器中的一個小小零部件，執行命令是其最大美德；高度發達的自動化生產允諾了極大的物質豐富，在施予小恩小惠的同時讓人們傳染上了工具理性的狂熱；技術的進步讓整個官僚體系的信息傳遞更為快捷精確；以至於原子化的個體徹底失去了反抗的可能......
芒福徳反覆強調的是，無論是建築、還是城市，都不能脫離其歷史背景和人文環境而獨立存在。他的分析和評論，無一不根置於其所處的歷史階段、社會和意識形態狀況。在城市研究上，他反對孤立地研究城市問題，認為抽象的批判往往流於空洞而毫無意義。城市研究在他筆下，也不僅僅是構建於歷史之上的宏大敘事，更多地還有他基於個人的敏銳觀察和深刻洞見。儘管他在晚年對於人類命運更多的持悲觀態度，但是細微處仍然透出堅韌的希望，他指望通過一種新的變遷讓城市文明起死回生：“這種變遷的全部內容，無非就是改變興趣的方向，讓全體生物界，以及全副人性，都改換自己興趣的走向。它就是價值觀念的改變，是創立一種新型的哲學框架，是培養一套新的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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