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仗劍尋書記》，阿圖羅·佩雷斯-雷維特 著，李靜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7月，473頁，59.00元。
西班牙暢銷書作家阿圖羅·佩雷斯-雷維特的長篇小說《巴黎仗劍尋書記》（李靜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7月）是一部頗有現實政治意味的作品。“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前夕，歐洲大陸沉浸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氛圍之中。為了給處於專制皇權統治下的西班牙帶來光明與希望，西班牙皇家學院的兩位院士，矮胖的圖書管理員堂埃莫赫內斯和清瘦的海軍上將堂佩德羅·薩拉特，接受同僚委託結伴前往巴黎尋找並爭取秘密帶回代表啟蒙與進步的28卷本《百科全書》。在當時的西班牙，《百科全書》已被宗教法庭列入禁書名錄，因此這段尋書之旅將註定充滿兇險，而想要阻撓他們的不僅有強盜，還有西班牙皇家學院的某些同僚們。通過兩位尋書人的視角，結合史實與想象，西班牙國民作家阿圖羅·佩雷斯-雷維特將再現法國大變革時代風雲詭譎、暗潮洶湧的歷史全景。”（見該書封底語）這是故事的背景和梗概，用書中的一句話來說則更為直白：“矇昧時期，好人千辛萬苦，為同胞帶來啟蒙與進步……可有些人，卻千方百計地阻撓。”（22頁）當然，說“再現法國大變革時代風雲詭譎、暗潮洶湧的歷史全景”是誇張了，而毋寧說是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再現了大革命前的法國與西班牙暗潮洶湧的社會心態與政治輿情，所折射的是在愚昧與啟蒙、專制與革命、激進與改良等一系列關鍵議題上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訴求與真實心態。據作者稱，除部分故事和人物為虛構，該小說基於真實事件、真實人物和真實場景，因而可以把它看作是歷史文學的體裁。但是，作者在敘事手法上採用的是雙重文本敘事——作為小說的故事文本與作者為構思、描述而進行的採訪、研究文本——並進的方式，因此是文學敘事與歷史研究敘事的雙重視角同時敞開，讀者可以自由穿行在兩者之間。
談到大革命前的百科全書的印刷、銷售與官方的查禁等問題，當然會首先想起著名的美國文化史家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的《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顧杭、葉桐譯，三聯書店，2005年）。達恩頓運用納沙泰爾檔案和當時信件資料，相當深入、細緻地描繪出圍繞著《百科全書》的印刷出版，在他筆下，可以清晰看到書商“如何對待作者，如何生產紙張，如何處理文稿，如何排版，如何印刷，如何裝箱運輸，如何討好當局，如何計取警察，如何給銷售商供貨，以及如何滿足1769到1789年間遍及歐洲各地的讀者”，活生生的一幅啟蒙運動史上的商業史與政治史交織的全息圖景。在18世紀的啟蒙運動中，出版《百科全書》固然有政治風險，但同時也有巨大的經濟利益誘惑，總有為了利益不惜鋌而走險的商人，這種“政治—經濟學”現象歷久未衰。在雷維特的這部《巴黎仗劍尋書記》中也有相關的描述，而且還談到了政府在商業利益面前的務實態度。那位逃亡法國的西班牙教士布林加斯說，在法國出版書是“賺錢買賣，惠及所有人的買賣，給許多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從作者到印刷商，從排字工人到經銷商，他們都交稅。這個買賣生錢，創造財富”。政府雖然明令禁止，但是“凡事都是相對的。絕對禁止必然會影響財政收入，因此，國家雖然明令禁止，卻允許買賣正常進行，不讓肥水流到瑞士、英國、荷蘭或普魯士去……這才是法國真正富裕的原因：務實。當權者明白書既是威脅，又是財富，所以，他們會想法子變通”。（172頁）更有意思的是，達恩頓指出圍繞著《百科全書》這盤生意，商人們使出了各種殘酷的手段，從盜版、自我開發各種版本到千方百計發展訂購者，從合作投資到充滿陰謀與背叛的合作崩盤，淋漓盡致地描繪了一幅緊緊依傍著思想風暴而行的商戰全景圖。
《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
雷維特的這部《尋書記》雖然以前往巴黎尋找、購買和帶回整套首版《百科全書》為敘事主線，但是真正的關注焦點卻不是《百科全書》這盤生意經，沒有聚焦在購買過程中與書商發生的買賣關係中，而是通過百科全書的啟蒙象徵意義而展開新舊意識的衝突、思想輿情的探測和各階層的利益訴求等一系列政治性的論爭過程。從啟蒙與反啟蒙到啟蒙陣營內部，在激進革命與漸進改良之間，從馬德里到巴黎，各式人等在啟蒙運動風起雲湧之際的心態、言述構成一條非常突出的思想性脈絡。如果用我們今天所熟悉的輿情指示器來比喻的話，有點像進入了18世紀晚期西班牙知識階層的微信群與朋友圈，各種言論、思潮紛紛呈現。
《百科全書》作為外來的先進思想，無疑會招致專制統治者的恐懼與抵制。在所謂的開明專制中，統治者對於任何外來事物的態度都會首先從保護自己的權力和體制出發考慮，正如作者在書中所引20世紀西班牙歷史學家F·阿吉拉爾·皮尼亞爾在《開明專制主義時期的西班牙》中說的那句話：“對外來事物的接受，從教義上和政治上都會無比慎重。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保護數不清的特權和一些傳統意識形態，新世界的曙光容不得它們。”（40頁）相互勾搭、聯手策劃阻撓購進《百科全書》的兩個院士，一個叫伊格魯埃拉，他是“平庸的劇作家，蹩腳的詩人，卻是極端保守的《文學審查官報》的編輯，擁有貴族、教會等最保守階層的鼎力支持，堅守報紙陣地，猛烈抨擊一切進步思潮和啟蒙思想”；另一個叫胡斯托·桑切斯·特龍，寫過啟蒙主義的文章、享有思想前衛的名聲，但卻是屬於那種自視甚高、總是抬高自己的沽名釣譽之徒。他們雖然在思想商、趣味上有很多不同，但是在反對購入《百科全書》這事上結成了聯盟。
通過西班牙皇家學院全體同仁投票推選出來前往巴黎購買《百科全書》的兩位院士是圖書管理員堂埃莫赫內斯和退役海軍上將堂佩德羅·薩拉特，前者更多還是把希望寄託在比較開明的卡洛斯三世和開明專制制度的逐步改善，堅決反對任何革命；後者則對於專制統治的本質有更清醒的認識，他們兩人在踏上旅途之後就不斷討論專制與啟蒙等一系列重大議題。堂埃莫赫內斯是啟蒙思想的追隨者，但是認為“進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有若干中間階段，出於個人信仰……並不希望國王倒臺或宗教消亡”。而海軍上將認為暮氣沉沉、逆來順受、不願意自找麻煩的西班牙人永遠長不大，“西班牙沒有獨樹一幟的思想家或哲學家。宗教無處不在，思想很難開花結果，根本無自由可言……對外來思想淺嘗輒止，害怕引火燒身”。（70頁）比較起來，海軍上將對西班牙社會現狀的認識也更為深刻一些，他看到人民的憂傷是因為“這個國家，官員受賄，法官貪婪，其餘人遭殃”，而教會已經淪為邪惡政權統治人民的工具，而政府則不斷頒佈各種禁令，禁止民眾聚會、不準人民議論朝政，而民眾只會逆來順受。但是，“不自由，哪兒來的繁榮？”（125頁）作者安排兩位學院院士在路途上不斷交談當然是有用意的，“我已經借兩位人物之口，向不太熟悉情況的讀者詳細交代了故事背景：那些年，西班牙人民的生活不幸福，亟須實質性的改變，《百科全書》代表了啟蒙與進步思想的最高成就，值得專程前往巴黎購買”。（138頁）這就是前面說的兩種敘述角度的並進。作者去拜訪現任皇家學院院士堂格雷戈里奧，後者對18世紀晚期西班牙的思想分歧如是說：“分歧是一目瞭然的：一些人自信、熱誠，相信教育和進步，堅信只有通過啟蒙，民眾才能幸福……另一些人冥頑不化，固步自封，無視現代和啟蒙，仇視新生事物。騎牆派和機會主義者自然是見風使舵，搖擺不定……西班牙人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裡自相殘殺的種子當年就在學院內外埋下了。”（19頁）這是對圍繞引進《百科全書》而鬥爭的兩派人物的最好概括。
流亡法國的西班牙啟蒙主義激進分子、後來在法國大革命中成為極端的雅各賓主義者的薩拉斯·布林加斯教士雖然不是書中敘述的核心，但是在我看來是書中形象最突出、思想性格最鮮明的人物，“從本質和精神意義上講，布林加斯教士是詩人、革命者、檄文撰寫者”。（151頁）作者通過這個人物之口所表達的反抗專制主義的激進主義思想與心理狀態很能反映出法國大革命的激進主義行為的思想背景和嗜血殘酷，但是在他那種極端激烈、狂熱的話語中，卻也無比尖銳地揭露了統治者冥頑不化、禍國殃民的真實面目，也揭露出許多知識分子的軟弱虛偽和民眾普遍的麻木冷漠。關於什麼是暴政？他在詩歌《暴政》中說：“誰讓國王、教皇和統治者/ 成為法律的仲裁者，世界的法官？/ 誰給這幫臭氣熏天的人/ 塗上骯髒汙穢，褻瀆神靈的聖油？”（151頁）他指出“凡是公職人員，從國王到大臣，都懼怕人民受教育，更懼怕優秀作家手中的那支筆。每當這些人民英雄……控訴權貴們不知羞恥地幹壞事時，壞人們的良心總要擰巴一下。於是就有了審查制度，非說有些文章是對當權者的人身攻擊，必須篩掉。精華就這麼沒了，天才的文筆只能受制於庸才殘忍的剪刀”。（200頁）兩杯酒下肚之後，他說：“暴風雨就要來了！”之後接著說，“法蘭西各部委蠻不講理，……逼民放血，繳納苛捐雜稅，之後中飽私囊，還讓國家債臺高築……國家也該動一動，改一改了，自上而下地攪一攪，來一場血淋淋的革命。”這番話把圖書管理員嚇了一跳，糾正他說“沒必要這麼極端”，“來一場弘揚道德、弘揚愛國主義的革命就好。”布林加斯回答說：“先生，您太天真了。無論貴族還是教會，更不用說國王和王室，誰都沒有那麼高尚，願意做一點點犧牲，把國家建設得更高尚。”至於人民，他認為大部分人民是白痴，因為他們還以為國王是好人，但是他們終究會醒悟過來，那時就會“來一場痛快的革命大屠殺。”他還說“虎狼之藥必須下。”（181頁）在他看來，“法國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一樣，放蕩卻沒有自由，揮霍卻沒有財富，傲慢卻沒有勇氣，屈辱地過著被奴役的窮日子……人民可以在咖啡館和酒館群情激昂，慶祝一千兩百里之外北美十三個殖民地獲得解放，卻無法捍衛個人自由。一幫懶蟲！得讓人用針戳他們的屁股！”於是他說“得用耳光把他們扇醒。民眾太愚鈍，理解力差。得讓他們不再尊重桎梏自己的當權者……讓底層民眾思想上受到震動，以被奴役為恥。”（204頁）“暴君最好的盟友是順民”，“民眾可以寄希望於任何東西：物質進步或來世永生……我們這些操筆桿子的，其哲學使命在於向他們證明希望並不存在，逼他們直面自身絕望。只有到那個時候，他們才會揭竿而起，要公正，要復仇……”最後他說，“本世紀豎斷頭臺、磨鍘刀的時刻就要到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說“印刷品是最好的磨刀石”。但是，他認為“咱們不幸的祖國，不是幾本書就能喚醒的。這個既可憐又可悲的民族，非得鬧出大動靜，才會驚醒。……無論對世界還是對自身，西班牙都一無是處。”圖書管理員埋怨他又要說什麼“需要爆發一場革命”，他回答說“那當然，不靠革命，靠什麼？……西班牙需要徹頭徹尾的震動、驚天動地的碰撞、脫胎換骨的革命。想治好西班牙的無張力症，文明的方子不管用，只能用火烙爛瘡。”他也很清楚的是，“革命不會誕生在舉辦沙龍、擁有啟蒙思想的上流社會，也不會誕生在無知無識、甘心認命的底層社會；引發革命的人不會是沒讀過也永遠不會去讀《百科全書》的店主和手藝人……而會是印刷商和記者，會是我們這些能將哲學理論變成激昂文字的作家。革命會掀起無法遏制的暴力浪潮，革命會踢倒聖壇，推翻王位……”（205頁）
他對一些概念的理解和看法也是頗為獨特的。他對“祖國”這個概念的理解是“哪兒有飯吃，哪兒就是我的祖國。如果可能的話，還要有紙、墨、筆”；“還要有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氣。總之兩個字：自由”。（171頁）在談到“自由”的時候，他說法國政府毀了許多文學家、思想家、印刷商和書商的生活。“然而，正因為有書的存在，國家無法將自由連根拔起。”由此可知專制統治者為何懼怕啟蒙書籍的原因。關於民眾的幸福與自由，他決斷地把自由置於首位：“我不要民眾幸福，……我要民眾自由。有了自由，幸不幸福是他們自己的事。”（204頁）今天肯定有很多人不會同意這種自由與幸福的觀點，但我只聽過“不自由，毋寧死”，而沒有聽過把幸福與生死相連的格言。
不知為什麼，布林加斯這個形象和某些言論令我想起屠格涅夫《父與子》中的平民知識分子巴札羅夫。屠格涅夫自己曾說從巴扎羅夫同巴威爾的論戰中看到了“革命民主主義對貴族階級的勝利”，另外又說巴扎羅夫“陰沉、野蠻、高大，半是泥土裡長大的，剛強、兇狠、正直，但仍舊註定了要滅亡，因為他始終還站在未來的門口”。無論我對布林加斯這個歷史人物的極端激進、狂熱與嗜血多麼不喜歡，我必須承認在他的偏激中也有很深刻的思想。而且，他在談到失敗與苟活、死亡與信仰的時候說的這三段話讓我深深感動不已：“如果我看見倖存者，一定會想：他到底做了什麼齷齪事，居然能把小命留住？如果我失敗了，惟有忠於自己，不必苟活……”“黎明總會到來，新的一天總會到來，總會有人心懷感激地微閉雙服，迎接第一縷陽光，享受光明的到來……可是，我們這些為光明努力過的人已經不在。我們要麼喪生於黑夜，要麼面對曙光時，早已遍體鱗傷，面色慘白，精疲力竭。”這時海軍上將說，“親愛的朋友，祝願您能看見黎明的到來”。他回答說：“哦，不！只要祝願我在堅持信仰的那一刻，好好去死，不背棄信仰……無愧於黎明。”（424頁）第一段話說得非常殘酷，是運動的倖存者在內心中最痛心的自我懺悔。我想起陳映真在1993年完成的紀實文學《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中的那些藏匿在山裡、看到黨組織已經徹底瓦解、最後出來投案自首也無需出賣同志的地下黨員，他們雖然沒有做什麼齷齪事，但是無法面對自己的信仰與過去的鬥爭，常常會在夢魘中驚醒，這真的就是苟活。第二、第三段話是關於信心、信仰與個人遭遇，也是一個讓我們這代人難以釋懷的“有生之年”的問題，布林加斯希望朋友祝願他不背棄信仰、無愧於黎明，令人動容。加布林斯的最後結局是和羅伯斯庇爾一起走上雅各賓專政的斷頭臺，面對鍘刀，他留下的遺言是“你們都見鬼去吧！”。在這裡，正好可以接上作者寫在全書前面的約瑟夫·康拉德的那句話：“真理，信仰，一代人。他們走過，被遺忘，不被提起。除了少數相信真理，心懷信仰，或摯愛他們的人。”
最後應該回到作者在寫作過程中與她的好朋友、西班牙歷史學家卡門的一段對話，焦點是對18世紀後期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三世（1759——1788年在位）的評價。卡門認為按照今天的標準，卡洛斯三世算不上有進步思想的國王，只是因為他有教養，身邊大臣能幹、思想前衛，所以他的行為才會經常與當年先進的哲學思想不謀而合。但他屬於那種想法很妙、顧慮很多的國王，反對勢力乘虛而入。作者自己總結說：“有動機良好的國王，啟蒙思想的大臣，但紅線無處不在。”卡門則補充說，“敢於跨越天主教教義和傳統君主制這兩條紅線的西班牙人屈指可數，想跨的人不少，但如我所說，敢跨的人不多。”（84頁）斯言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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