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總認為大理客棧主是這樣一群人：一線大城市的中產階層，略有積蓄，有車有房，為了尋求理想，自由，或者某種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拋棄了城裡的一切，來到這個西南邊陲小城。他們似乎是這個喧囂社會里的一群幸運兒，坐擁美景，自由和一種與現代社會相隔甚遠的浪漫，直到2017年4月10日。
2017年3月底，大理州政府宣佈為了保護洱海，暫時關停洱海周邊客棧餐飲，核心區近2000家客棧餐廳受到影響。這項政策從2017年4月10日起實施，到今天已經持續接近一年。在採訪中，所有客棧老闆都表示了對保護洱海治理汙染的支持，清澈的洱海才能讓客棧更好的發展。但不可否認的是，長達一年的關停對他們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那些裝飾著鮮花綠樹的客棧已經沉寂，人的生活卻還要繼續，他們正在尋求破局。
突然失業了
洱海西畔，夕陽下的才村。關停政策實施前，環洱海一線大概有2000家客棧（含大理古城）
張潔，雲南人，為了追求嚮往的生活，舉債百萬在洱海邊開了客棧。以為十幾年的合同能換來修身養性，面朝大海喝茶畫畫的美好生活，只是沒想到，這樣的心態存在了三個多月就戛然而止。
客棧三樓面朝洱海的露臺上，張潔批評淘氣的兒子。孩子出生時她跟丈夫離婚，當了單親媽媽，從建客棧到如今，孩子都在她的身邊。
關停後，張潔辭退了所有員工，從此大小事務都要親力親為。洱海風大的時候吹落了頂樓的瓦片，張潔爬上屋頂查看情況。
在大理待了快四年，張潔已經完全融入當地的生活。2018年1月24日，張潔來參加白族朋友家中喜事，鄰里在準備“殺豬飯”，張潔說畫面有些殘忍，不敢上前觀看。
談起停業後的艱難，張潔再也控制不住情緒，失聲痛哭。
18年1月，張潔剛剛開始新的創業項目，每天都要去跟很多客棧老闆談合作。她坦言：壓力很大，心裡缺乏安全感。
遇到大理難得一見的好天氣，張潔也禁不住興奮，爬到樓頂拍照。當初，她就是被這漫天紅霞誘惑，起了定居大理的念頭
張潔，雲南人，為了追求嚮往的生活，舉債百萬在洱海邊開了客棧。以為十幾年的合同能換來修身養性，面朝大海喝茶畫畫的美好生活，只是沒想到，這樣的心態存在了三個多月就戛然而止。
張潔是在昆明公證處時接到關停通知的。
在大理開客棧後，她還一直兼著昆明一所私立美術培訓學校校長的工作。她一手創辦了這所學校，為了做客棧，又親手將大部分股份賣了出去。但學校離不了她，就在她臨走前，這裡還有970多個學生和40多個美術老師。股東們給她留了10%的股份，要她繼續擔著學校的事。她每週四坐夜班火車去昆明，開會，培訓老師，週日再坐夜班火車回大理。這麼折騰了兩年多，火車票攢了一沓，她叫自己“夜班火車VIP”。
2017年3月28日，她跟學校的幾個股東去公證處辦股份轉讓手續，她終於可以把學校完全脫手了。張潔爽快地簽字，幸福恬靜的日子就在手邊，觸手可得。公證處的章剛蓋完，她接到了員工的電話，說客棧要關停。
“消息屬實嗎？”張潔問。
“應該是屬實的，大家都傳開了，馬上就要開新聞發佈會了。”員工回答。
她懵了三四分鐘，心臟狂跳，眼前一片空白，之後滿腦子是將近一百萬的外債。生活原本是一個齒輪完美契合的機器，現在瞬間脫節。她在公證處外哭，然後給最大的債主打了電話：“這件事要怎麼辦？”“那能怎麼辦呢？”債主說：“我也不能把你逼死，如果我把你逼死，那我的債就成了無期的爛賬了，你得活著賠。”
“我剛剛開始要擇業，然後就突然失業了，就是那種感覺。”客棧關停將近一年後，張潔坐在客棧院子裡，回憶當時的場景。院子依舊花團錦簇，她的母親正在三樓打掃盛滿水的玻璃天台，“我覺得整個靈魂像是被抽掉了一樣，都是渾渾噩噩的。”
她擁有一家面朝洱海的客棧，門前種滿粉色和玫紅色的法蘭西菊，大廳掛著綠色的窗簾，常春藤順著乾枯的樹幹爬上天花板，她可以坐在客廳裡，喝茶，對著落地窗看洱海。為了這個場景，張潔付出了變賣自己親手創辦的學校和背上一百萬債務的代價。
2014年5月1日，她帶著學生來洱海寫生。那時是她遭遇婚變的第二年，一個人撐著一所學校，覺得心累。大理似乎是每個旅途勞頓者溫養心靈的世外桃源，不僅僅在於花，水，亙古不變的山和變幻莫測的雲，人們被一種遠離煩惱的可能性誘惑著，定居這裡。那天傍晚的紅霞蔓延了整個天際，張潔說自己驚呆了，感覺到了天堂的入口。把學生送回昆明，她在這裡又住了一兩天，決定離開昆明，來大理開客棧。
這個決定做得如此迅速，她來不及告訴父母以及其他任何人，那是一種近乎決絕的速度。她在一個月之內看中了房子，跟房東簽下了120萬的租房合同。當時她的存款只有五千，大部分資金還投在學校裡。她給房東交了訂金，回去低價變賣學校，找朋友借錢。籤合同那天，她穿著一條黑色的闊腿褲，抱著合同趕公交車，腳踩上了褲裙的邊，整個人一下撲在地上，為了保護手裡的合同，胳膊肘和膝蓋都在地上蹭破了皮。
預算有限，張潔也成了自家客棧工地上的工人，跟著搬磚，拎水泥和乳膠漆。她留了一張自己當時的照片，短髮，臉被太陽曬黑了，“整個人完全就是一個農家大媽。”傍晚，她會去村裡的一家酒吧，衣服太髒，又沒錢，不好意思進去，就蹲在門前。酒吧裡有歌手在唱歌，音樂聲從門隙裡漏出來，她透過玻璃看那些坐著站著喝酒聊天唱歌的人，覺得那就是她想要的夢和生活。吧檯的小哥有時會出來，端杯熱水給她。她喝完水，聽一會歌，就回去睡覺了。
大理似乎就是這樣的地方，徐徐緩緩的，花兀自綻放，雲兀自飄，引著很多人開始思考生命的其他可能。
虹姐今年五十多，決心辭職前，已經面臨半退休的狀態，“沒事做，浪費生命”。人過了中年，病就開始找上門來，這麼些年，同學朋友裡有得肺癌、乳腺癌的，她一下覺得人生短暫。後來，她跟丈夫在洱海騎行，她覺得美。丈夫說，美就留下來吧。於是他們投了三百萬，在海邊做了一家客棧。
眉姐到大理的時候，還穿著在三亞的短袖衫。她和丈夫老廖在北京呆了8年，錯過了兩次買房的機會，後來又去了三亞，南南北北地走，最後到了大理。“年齡到了40歲以上，人到中年之後，就想找一個地方穩定下來，就不想再像以前這麼去漂泊，居無定所，因為畢竟在外面這麼多年。”老廖說。
在北京做了多年生意的大劉，在一次生意失敗後，把最後一點資金投進了大理。這位出生於河北的70後，在2015年擁有了一家不臨洱海的客棧。在大理，他不用早晨7點起床，睡到9點也不用擔心鬧鐘和電話，在這裡，甚至沒有人關心你起床後有沒有洗臉，“從此告別城市，選擇這樣一種生活。”
有人揹著包，或是開車，走過大江南北，轉了一圈，還是覺得大理好，有人來這治療情傷，有人來這尋找藝術，有人乾脆厭倦了十年一成不變的生活。人們總有這樣或那樣的緣由，最後來到大理。
最美的時候
2015年9月，一位客人在張潔客棧前給她拍了張留影。那時客棧剛開不久，總是修修補補，但張潔認為那是最美的時候。
2016年9月，張潔和客棧的客人們一起在頂樓的平臺上賞月。那時客棧生意還很火，客源不斷。
18年3月15日，一位遊客在大理市濱海大道附近餵食海鷗。大理的好天氣慢節奏吸引了很多人來此定居。
當張潔昂首挺胸走進那家酒吧時，已經是2016年年中了。
生活就像預設的那般美好：每天早晨早餐後，她陪客人聊天，喝茶，上三樓的玻璃天台給他們拍照，晚上帶著他們去那家熱鬧的酒吧。直到那時，她才真正以客棧老闆的身份跟酒吧的人們相識。她成了“尊貴的客人”，有天晚上，酒吧的歌手說，要為張潔女士獻唱一首她最喜歡的歌曲。張潔點了一首《去大理》，這是她最喜歡的歌。
張潔說這是一種苦盡甘來的感覺，獎勵她這麼長時間的辛勞——裝修客棧，按政府標準建化糞池，裝汙水處理設備，跑政府部門辦營業執照，辦其他證件和手續。
2015年是大理旅遊最火熱的時候。票房11.6億的電影《心花路放》向全國觀眾呈現了一個遠離塵囂世外桃源般的大理。電影上映後，隨之而來的熙熙攘攘的人群，戴著墨鏡，捧著照相機，來這尋找一絲自由和新鮮空氣，或是對浪漫的想象。
客棧老闆自然成了這個國度最受羨慕的群體，因為他們可以長期留在這裡。在這個被消費主義和商業金錢擠壓的社會里，他們擁有生活的另一種選項。“它的生活方式不一樣。比如說在北京，朋友會探討你買了一輛什麼樣的車，你又做什麼樣的投資，或者有什麼樣的房產。”大劉說：“在大理完全沒有這個概念，投資幾萬塊錢的客棧老闆，跟投資上千萬客棧的老闆，每天早上都在菜市場買雞蛋，雞蛋就只有一種，愛吃不吃。菜市場每天早上只殺一頭豬，你去的晚了，沒有豬肉吃，不管是誰都是一樣的。”
客棧推崇一種區別於酒店的文化，客人和主人關係融洽，發展超出金錢和契約之外的感情。他們會在一起吃年夜飯，度過這個對中國人而言最重要的節日，比如大劉。2016年2月，除夕那天他做了一下午飯，兩大桌。客棧住滿了，客人們從房間裡出來，坐在院子裡。椅子不夠，只有老人和孩子可以坐，年輕人都站著吃飯。他們喝酒，唱歌，表演節目。
2017年4月10號，熱鬧被按下了暫停鍵。
4月10日
2016年底，眉姐和丈夫老廖抵押了江西老家的房產，貸款近兩百萬，租下了洱海邊的民居改造為客棧，剛試營業了不到兩個月，就遭遇關停。客棧關停後，眉姐獨自守在無法經營的店裡節儉度日，買菜吃素成了家常便飯，早上下菜地找當地農民買的小白菜，只花了五塊錢，卻夠她吃好幾天。
關停後近一年的時間裡，老廖想了很多辦法維持生計：做專車司機，做網絡主播，這些路都沒走下來。老廖選擇去泰國打工，留眉姐守著租了十八年的空客棧。客棧門口貼著各類轉租信息，可是並沒人來為此買單。
一個人的“留守”生活很無聊，中午，眉姐在客棧一樓空蕩蕩的餐廳裡吃飯。
客棧旁的空地正在建造汙水處理項目，客棧大堂裡積滿了厚厚的灰塵，幾株水池邊的植物早已枯萎凋謝。
無聊的時候，眉姐常常步行到離客棧不遠的洱海邊透氣，在這些年輕遊客的身影中間看海。客棧關停的這一年，她曾嘗試著走出去，可發現出去還要花錢，索性就很少出遠門了。
2018年1月，大理雙廊鎮，正在施工的道路遊客罕至，穿梭在鎮裡街道上的，都是當地居民。
環海西路，遊客在洱海邊拍照。大力整治之後，海邊仍有很小部分的汙染。
夜晚來臨後，眉姐獨自守在這棟三層建築裡，黑暗包裹著樓道里僅有的燈光，擔驚受怕成了眉姐的常態。
夜晚來臨後，眉姐獨自守在這棟三層建築裡，黑暗包裹著樓道里僅有的燈光，擔驚受怕成了眉姐的常態。
2015年，眉姐和老廖帶著兩個孩子回到曾經打拼了八年的北京旅行，兒子和女兒的母校在北京，他們想回去看看。圖為一家人在天安門廣場的合影。如今，兩個孩子在江西老家，老公在國外打工，一家人四散東西。眉姐也常常後悔，沒有在北京買房。
關停的消息是猝不及防的。雖然早有傳言，但在3月28日，大理州外宣辦負責人還向媒體否認了“關停洱海生態核心區客棧餐飲”的消息。3月，雙廊鎮還要求所有客棧在3月31日前全部安裝排汙設備。4月1日，雙廊鎮的客棧主們就被叫去鎮政府開會，關停文件正式下達了，每個人都要在文件上簽字，領一沓“保護洱海自行停業”的藍色封條回家。他們被要求10天內清理所有客人，4月10日全部關停，復業時間未知。
客棧主們開始取消網上訂房的訂單，退款。還有三個月就要到暑假旅遊高峰期，很多人提前幾個月就訂了房間。一位客棧主給客人打電話解釋，對方覺得她是在開玩笑，“我知道了！你不要糊弄我。今天是愚人節，4月1日吧！”
起初有人還很樂觀，認為關停不過是十天半個月，總歸很快會復業的。虹姐就是其中一個。4月9號晚上，她和丈夫請所有員工吃了個散夥飯，情緒也沒多凝重，她還高高興興地讓大家回去，過陣子復業了再回來上班。大家都在觀望著，等著，在家歇著。老廖乾脆買了一個月的視頻網站會員，沒日沒夜地看電影和電視劇。會員買成了月底自動續費的模式，自動續費了一年，老廖還是沒等到客棧復營業的消息。
洱海變得安靜下來，客棧也是，安靜得讓人有些難以適應。老廖家的客棧4月8號就停止營業了。9號那天，廚娘還沒走，給三個人做了一道菜，煮了一鍋飯。眉姐問她，大姐怎麼就做一道，太少了吧？廚娘說，你們快沒有收入了，也挺不容易的。眉姐堅持讓廚娘再炒一道菜。她記得那天吃的是蠶豆，那正是蠶豆上市的季節，這裡的蠶豆好，吃起來甜蜜蜜的，可她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4月10號早晨，虹姐起床去澆花，喂貓，遛狗，然後就沒別的事情可做了。她覺得慌，“突然一下子沒事做了。就像我們帶小孩，所有都是以小孩為中心，但小孩出去上大學了，就覺得這世界好無聊，好空的，那種感覺一樣一樣的。”客棧空了，虹姐說就假裝自己擁有了一家無敵海景的度假別墅。
張潔10號送走了最後一批客人，她把封條貼起，窗簾拉上，關掉客房廚房大廳走廊裡所有的燈，只留了一盞檯燈。昨天還燈火通明的客棧，現在寂靜得像潭死水。她看了會書，把書扔了，又找了個小房間躺著，怎麼也睡不著。12號那天，她去看望一個被狗咬傷的朋友，有客棧主在朋友圈說，執法隊員在查封客棧房間，如果沒人在，沒法登記在冊，那就永遠不能開業了。她急了，騎著電動車就要往家趕，在巷子裡跟一個人撞上了，摔在地上，膝蓋受了傷。曾經在客棧廚房做飯的阿姨，晚上給她端來一條魚，一盤水果，還有一個溏心蛋，讓她補補血。張潔一看一桌菜，又哭了一場。
比安靜更讓人焦心的是債。每天早晨一睜眼，堵在張潔面前的是天花板和每月三萬的債務還款。將近一百萬的債務裡，60多萬是從朋友那借的，30萬是銀行按揭。她把銀行貸款還了一部分，又發了客棧員工的工資，辭退了他們，一圈下來，兜裡只剩下了兩三千塊錢。她已經沒有辦法再找朋友借錢了，如果去打工，她不知道哪裡能夠提供每個月三萬元工資的工作。
張潔的兒子原本在一家國際幼兒園上學，每年學費2萬多。客棧關停後，她把兒子停了學，送到妹妹家寄養了兩個月，“一個是我心情狀態不好，另外一個是確實確實沒錢。”後來她把孩子轉到了當地一所幼兒園，學費只要2千，即便這樣，她也是賒了兩個月才交上了學費。
各種未經證實的消息總是在挑動敏感的神經。雙廊的一位客棧老闆說，他們曾經得到消息，說春節的時候有些客棧接到通知說可以開業，可最後“經過研究又不能開業”，“現在大家還有一種想法，就是乾脆你們，不管誰來打造（特色小鎮），把我們都收購了吧，給我們錢，我們走人了，把我們的投資，蓋房子的錢賠給我們，我們不玩了。”小道消息在缺乏官方信息的空間裡遊走發酵著，有人說6月可以開業，有人說又得拖，還有人說可能客棧會被拆掉。
“所謂的迷茫、低落、消沉，就是因為沒有一個明確的東西給我們。現在也是這樣，沒有一個明確的東西，這是最可怕的。我們不知道自己要幹嘛，我的衛生不好嗎？我消防不對嗎？我的房子超高嗎？不知道，也沒有人告訴我，那就等著吧，這是最難熬的。”一位客棧主說：“這就是判了死刑不槍斃，這段時間最痛苦。”
有些人乾脆寄託神佛。客棧關停後，無為寺開了幾次課程，一期10天到15天。有客棧主約張潔一塊去聽方丈講經，開脫煩惱。她報了名，但急著還債，最後也沒去成。
破局
2015年7月，來自北京的大劉接手了洱海邊的一家二線海景客棧。算上裝修，大劉前後投入了150萬。客棧2016年暑期正式營業，12月份就因為證照不齊被政府關停。他回去著手辦理證件，卻沒想到4月10號洱海邊的“集體關停”。
客棧關停後，大劉開始轉型賣大理特產。兩歲的愛犬哈利曾經在客棧裡生活，現在被大劉帶到公司裡，每天陪著他一起“辦公”。
距離客棧幾公里外的公司裡，大劉熟練地包裝待發走的貨物。
客棧如今變成了大劉“自個兒睡覺的地方”。他每天7點起床，到公司上班，接訂單、發貨、跟客棧老闆談生意，天擦黑時再回客棧做飯、睡覺，回到了曾經在北京上班的生活節奏。
客棧關停政策出臺後，大理遊客數量驟減。馬久邑海邊，商販擺起的拍照道具乏人問津。
才村碼頭附近，一家酒吧的經營者龍哥跟朋友在酒吧裡唱歌。曾經座無虛席的酒吧如今成了客棧老闆們自己的俱樂部，駐唱歌手走了，也沒有客人來喝酒了，只有帕燈的色彩不曾改變
“公司——客棧”兩點一線的生活平淡地讓人疲倦，遊客驟減的大背景下，大劉對未來也很迷茫。
沒有人精心打理的客棧迅速荒廢，花草枯萎，桌椅上落滿了灰，可是主人已經顧不上它們了。復業遲遲沒有消息，人們必須自尋生路。
張潔在客棧裡悶了一個月，用之前的積蓄還了4月的錢。到了5月，她覺得還是得找點事做。昆明的朋友在郊區找了塊地，想要做點旅遊相關的，覺得她有做民宿的經驗，便請她到昆明幫忙策劃，寫方案。她在昆明做了一個多月，最後被踢出局，對方給了她兩三萬作為酬勞，她只能又回大理。
院子裡有些花枯死了，藤蔓植物瘋了似地生長。她把行李放下，打算再也不走了。
之後，她在朋友圈裡賣畫，城裡學生放寒暑假，她又開始教學生畫畫，收些不算低廉的學費。她帶著學生去紅河州農村，和當地的農村學生一塊畫。她又向銀行借了筆分期貸款，加上收的學費，賣畫的錢，“踮著腳七湊八湊”，在2018年1月還完了每個月三萬的貸款。可即便這樣，車貸加上之前的分期貸款，她每個月還有六七千要還。
張潔喜歡畫畫，以前開客棧的時候，就會幫客人拍照片，畫成手繪，編成小冊子。客棧關了，可她還是想做這樣的事。2017年12月，她就開始籌備做愛情故事繪本。有朋友指點她，可以跟其他開業的客棧合作，不僅限於大理。於是這又是一次創業，她需要重新考慮成本，盈利模式，商業平臺，組建團隊。
大劉說自己是個生意人，頹廢了沒幾天就開始想新出路。他的客棧在2016年底就關停了，因為缺了營業執照，當時這個證件正在辦理。幾十家因此被關停的客棧去跟政府協商，得到的答覆是“那就等著去辦證”。他們便回去等著辦證，卻遭遇了4月10日的全體關停。客棧沒了生意，他就每天在電腦上寫商業方案，倒也不是為了立刻能執行，而是讓自己忙起來。他想過做大學生義工的平臺、租車服務、一日遊服務，最後選擇賣大理特產。
按他的話來說，生意人倒不太怕客棧關停，政策風險也是風險，生意人有抗風險能力，“我可以賣特產，我可以搞旅遊，我可以出地攤，對於我們來說，一開始創業就幹過這個，翻過來重新幹這個。我覺得也很正常，因為我就是這樣的人。”
“最痛苦的什麼呢？就是一些工薪一族，老師，醫生，或者說拿父母錢的人，他們沒有任何抗風險能力。這些人來做客棧的時候，就完全為了興趣，為了愛好，為了情懷，最後可能損失最大的人就是他們。”
老廖曾經試過當滴滴司機，開面包車，接送客人。第一單送一群客人去雙廊古鎮，他在路上跟客人們聊天，高興得很，回來跟眉姐說，慢慢會好的。那天他收入一百多。但做了一段時間，生意還是不好做。他後來又開始做直播，對著手機說上好幾個小時，有時候有新店開門，請他去做直播，也會給上一些費用。眉姐取笑他，說直播現在能火的都是小姑娘小夥子，你都40多了。這條路也沒走通，老廖也沒怎麼直播過了。
他後來跟著朋友去越南、泰國，找點機會，打點工，來償還江西老家銀行30多萬的貸款，以及負擔兩個上高中的子女的學費生活費。他漂在國外，眉姐就在客棧待著。有天晚上風太大了，嗚嗚嗚吹得玻璃響，偌大的客棧只有眉姐一個人，她害怕，就給老廖發微信。老廖安慰她，沒什麼可怕的。
生活
為了維持生計，償還債務，張潔和朋友不斷尋找新的出路。2018年1月，張潔和合夥人一起驅車前往昆明洽談項目，汽車上張潔若有所思，對未來充滿了期待和擔憂。
張潔喜歡畫畫，開客棧的時候就想把客人的情感故事寫下來，畫出來，如今客棧關停近一年，她和朋友一起把勁兒用在了這件事上。她招募了屬於自己的團隊，準備開始新的創業項目。
客棧關停後，張潔退掉了兒子原本上的每學期2萬的私立幼兒園，改上一所收費2000元的幼兒園。
現在，兒子是張潔唯一的精神支柱。母子兩抽空到蒼山寂照庵拜佛，“想去燒香許願，就求我和兒子不要生病了，身體太重要了。”客棧關停後，張潔逐漸意識到，有些煩惱，只有通過宗教和哲學的層面才能開脫。
牆壁上的畫擱置了一年。客棧關停後，張潔沒了心思，牆上這棵沒畫完的樹便成了爛尾工程。一年過去，張潔慢慢找到了一些新的出路，客棧成了她和朋友一起工作的場所，她心裡也期盼著6月客棧能正常復業。3月24日，張潔開始補畫擱置已久的牆體。
2018年3月底，為了讓自己進入一個積極的生活狀態，張潔恢復了早起跑步的習慣。每天上午7點起床，在村子新修的水泥馬路上晨跑半個小時，回來做早飯，然後送兒子去幼兒園上學。
張潔從花鳥市場買回500塊的瑪格麗特種在客棧外的苗圃裡。“心裡面已經一片荒涼了，不能再剝奪自己喜歡美的權利，日子不能跟著一起荒涼，那樣太沒救了。
和兒子並肩站在洱海邊，張潔說她曾被數次問起是否後悔開客棧，她的答案是“愛洱海愛得很疼，但從來沒有後悔過”。
2018年3月的張潔忙著組建自己的寫作團隊，面試來到大理的年輕人。有位四川美院的人投簡歷，她高興，覺得對方水平很好，轉頭又開始擔心，自己開出的薪水不夠有吸引力。她在一家招聘網站放了招聘啟事。網站銷售給她打電話，說可以提供招聘方案，一年5680元。她思考了一下，還是拒絕了，“收費的話，我們就不考慮了。”
她每天早晚接送兒子，白天就坐在畫桌前，對著電腦和手機，安排文字和繪畫團隊工作，編輯已經交來的畫稿，很長時間沒有轉頭去看窗外的洱海了。
要說有成就感的事，其實也有。2017年8月，她幫一個雲南紅河州的農民接了假肢。
客棧關停前，張潔帶著學生去紅河州農村寫生，認識了這個農民。他的腿斷了四十天，治療花了4萬，新農合醫療報銷不了，這是他所有的積蓄了，他還有個上小學的孩子要養。那時張潔的客棧還在經營，正做得風生水起，她覺得自己“是個人物”，拍拍胸脯就把接假肢的事包了。
關停後的暑假，張潔又帶著學生去那寫生。他來找她，“張老師，我的腿不疼了，可以（接假肢）了。”張潔覺得心裡難過，那時客棧已經關了，收入來源也斷了。她就把以前畫的畫複製印了，裝上畫框，在朋友圈義賣，一百一張。就這麼賣，一個多月就湊夠了三萬九，剛好夠假肢的費用。她開車帶著那個農民去了昆明，還給他買了一雙新鞋。
2018年2月，她又帶著學生去，那個農民已經可以下地幹活了。他給張潔煮了一鍋豬肉，喝了些酒，跟幾個鄰居吹牛：“我腿沒有接好之前，我只能做一個坐井觀天的人；腿接好了之後，我再也不是坐井觀天的人了。”
張潔哈哈大笑：“還會用個坐井觀天，挺好的嘛，還懂個成語。”
每週週末，張潔就在畫桌前畫畫，錄一期教學視頻，上傳到自己的公眾號裡。公眾號不大，幾千個粉絲，學畫畫的人卻來自天南海北，還有在英國的。有個粉絲在後臺給她留言，這是個電器店老闆。他說自從開始看她的教學視頻，他們全家每週末就會關店，帶著孩子一塊學畫畫。
張潔說這種幸福感是跟開客棧時完全不一樣的，“客棧關停，差了那麼多債，我奮鬥了半生，卻是一個債務連連的廢物，真的，我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廢物。但是呢，另外一個方面就，比如我現在的網絡教學課，每年去村裡面帶的那些孩子，我從他們的眼光裡邊，從網絡課學生給我的評語裡邊，能夠感覺到我還是一個有用的人。”
洱海邊的人們正在尋找自己的意義，不僅僅只是為了解決生計。
眉姐考慮去大理古城找個工作，結婚前，她曾在工商銀行工作了7年，現在依舊熟練掌握老式銀行櫃員數錢的技巧。她厭倦了每天在空無一人的客棧裡無所事事的生活。
虹姐加入了一個年輕人的客棧學院團隊。客棧關停後，人太閒，她就去這個學院做學員。後來她開始做講師。因為以前在企業裡有做人力資源管理的經歷，今年3月，她被選為新一屆院長。她覺得開心，因為能嘗試新的東西，“純養老你還是覺得有點難過的，我不是那麼太老，就在閒暇之餘遛遛狗，但不會把遛狗當成生活主旋律。我覺得和年輕人在一起挺好的。”
大劉恢復了7點起床的生物鐘，就像他還在北京做生意時一樣。他每天到自家的特產公司裡上班，接網上訂單，發貨，跟客棧老闆談生意，再一個人回客棧，吃飯，睡覺。開客棧那年，他養了條哈士奇。他在桌前工作，狗就在他身邊，有時狗嗷嗚嗚叫著，大劉就扭頭跟狗說話。
還有人回到了北上廣，繼續自己原來的工作。浙江、貴州、廣西向客棧老闆們拋出了橄欖枝，有人帶著資金去尋找新的商機，尋找新的大理。
2018年3月14日，距離客棧關停一週年還有27天，張潔去花鳥市場買花，還是粉色與玫紅色的法蘭西菊。以前客棧開業時，她每個月都要去買花，賣花的人早已認識她。這次她去，兩個賣花的老闆娘都跟她說，你挑吧，給你的肯定是最低價。
“為什麼？”張潔問。
“天天關注你朋友圈，你還幫助那些孩子啊。”
市價10塊一盆的法蘭西菊，賣給張潔8塊。她買了五百塊的花，搬回了客棧，種在客棧門前，洱海邊。“心裡面已經一片荒涼了，如果再把日子過的也是一片荒涼的話，那就太沒救了。”她說。
（轉自鳳凰網-在人間）
文字 | 許曄攝影 | 郝文輝視頻 | 黃志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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