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这样写道：“他是一位老兵，一个居家型男人，骨头很大，关节松弛，神情很安逸。……他的嗓音是响亮的男中音，中西部的口音，转调时带些嘲讽。他不时流露坦率、警觉的微笑，那种几乎阅尽并记住一切的微笑：抑郁、战争、死于暴力的可能性、公司公共关系的愚蠢、六个孩子、不稳定的收入、迟迟得不到的认可。”
“我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
我们知道，他叫冯内古特。
一个对诺贝尔文学奖不屑的人，如果你没听说过他，他大概也不会在乎。但是，如果你对人们尤其是你自己所遭遇的不公与不幸无动于衷，他一定会骂你“是一坨狗屎”。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个在美国家喻户晓的“疯子”是人们追捧的对象，或许是因为他的后现代表现手法精湛，或许是他的黑色幽默别具一格，或许是他的“冯氏段子”直击人心，但除此之外，更是因为他履行了一个作家真正的职责：为大多数人发声，用自己的一颗真心唤醒人类的良知。
国内出版过一些冯内古特的书，比如他的小说《猫的摇篮》、《五号屠宰场》和《囚鸟》以及散文集《没有国家的人》。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的题材总离不开战争的残酷、科技的危害还有种族之间的不公，经常采用“元叙事”手法（即作者本人时不时露一面，或许是嫌后现代主义手法让小说变得还不够“乱”，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三重身份），后现代主义的标签确实没有贴错：时间来回跳跃、情节支离破碎、黑色幽默等手法都增加了阅读难度，但后现代就是为了向人们揭示二战后的美国有多么无可救药和难以理解。
外国文学评论家虞建华评论冯内古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精神基点是放弃对‘终极意义’的追求。不在任何一种理想、目标、纲领之下进行创作，不谋求表达明确的信仰和意义。”因此，与传统的写作手法不同，小说可以没有开端、结尾、情节这些cliche，也拒绝道德说教、寓言故事和引经据典。这是因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空前繁荣，出现了许多新鲜事物和思潮，但不得不承认，在追名逐利中人们的精神世界变得越来越空虚。多元文化的发展更是让美国难以界定自己的身份。因而，那个时期的美国人的精神世界动荡不安、一片混乱，作家们就采用同样混乱的写作手法来表现那个时期的荒诞不经。
作为一个因受过二战创伤、家庭破裂、理科出身而不受文学界认可而换上抑郁症的人，冯内古特“扭曲”的表达恐怕再真实不过了。但是当我们读到最后，把这些碎片都拼接起来后，你会发现冯内古特想要表达的是如此简单明了，但他的思绪是如此复杂痛苦，痛苦到老冯在小说里直接骂娘了——“生活就是一滩狗屎”。
最近出版的冯内古特经典作品《咒语》——七十年代的“忏悔录”，延续了他之前的写作风格——情节支离破碎、黑色幽默、嬉笑怒骂，但他的反战情绪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怒越来越重，对改变这些问题的责任感也越来越强。这点和美国当代文学发言人索尔·贝娄颇为相似，贝娄是美国犹太作家，但他一直宣称自己是美国人，在作品中也很少涉及犹太文化（至少不像菲利普·罗斯那么明显）。但贝娄晚期的作品越来越重视美国犹太身份的建构问题，越来越意识到作为一个犹太作家，他对此问题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冯内古特在晚年也越来越意识到他要唤醒人们的“自由意志”，同时警醒人们贪婪、虚伪和狂妄自大会毁了人类。所以他用“咒语”以及冯氏黑色幽默作为他的利器，以及带着他对人类社会深深的担忧，最终新的面孔又来了。
“我这本书不是写给18岁以下的人看的，但我觉得，告诉年轻人为失败而不是成功做准备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失败将是他们以后所要面对的主旋律。”在这本小说中，作者通过一个越战老兵战后生活的不幸经历说明虽然战争结束了，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却没有结束，而且这种影响不光作用于个体，也作用于整个社会。
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创伤好像形成了一种控制力量，像是一个咒语，作用于现实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这本书就像一个烙印，记录了冯内古特反战的一生，1945年冯内古特参加“二战”，在德国德累斯顿沦为战俘，在一家地下肉类冷藏室工作，使得他在盟军对德累斯顿的疯狂轰炸中幸存。之后，作为幸存者的他被派去清理尸体。这段生命中的重要经历就是他创作《咒语》《五号屠宰场》的灵感来源。
他在82岁高龄时火气仍然不减。他大骂布什和美国政府，“现在全世界惧怕、仇视我们，就像当年惧怕、仇视纳粹分子一样。”而全世界还能对美国有那么一点好感的理由是，“外国佬因为爵士乐而喜欢我们。”
他见证了恐怖，才知道幽默的可贵。他曾说道，战争因为电视变得更加娱乐化。远方杀死人的行为不再是能让人敬畏的事物，更像是一种生活的补充。只是演员不停地在换，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利比亚，再到叙利亚。人们就像搬运德累斯顿大轰炸死难者的士兵一样，变得麻木。所以他要大声地笑了，像《咒语》这本书，告诉人们有些东西，不应当被遗忘。他试图唤醒人们的怜悯，悲剧很多时候并没有那么好笑。为了那些预言家们，人们在死去。活着，很像一个冷幽默。
“什么是地狱，我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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