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经问过我，为什么要写文章？为什么写了文章还想印出来，送给他人看？
这个问题难不倒我这个粗人，每个人都有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作为一个生物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情趣、偏爱，有人喜欢钓鱼，有人喜欢养花，有人喜欢与异性勾搭，也有人喜欢写文章、拍电影。从纯粹个人的兴趣角度来看，写文章、拍电影就是一些人的爱好，这样的爱好与赌博、勾搭异性的区别不大。有一个老文字工作者跟我说：勾搭异性有花费，赌博容易输钱，写文章或许能挣点稿费，我这个粗人赞同他的观点。
文章或文艺作品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其作为“载体”的作用，这是伴随着人的社会属性来的。文章可以成为一个人价值观、形象、思想、知识的载体，从这个角度来看，文章就必须要流通，如果一辆汽车，不能够驶到路上，只是放倒家里看看，作用就不大了。所以文章必须印出来，送给更多的人看，至于挣点稿费，应该是作为“载体”这个功能的附属物，与爱好无关。但是如果把片酬或稿费当做主要目的，我想写文章、拍电影跟卖淫、赌博就越走越近了。
最近，网上吵的比较热事件就是崔永元手撕影视圈，他攻击刘震云、冯小刚等人的一个重要火力点就是——作为“公知”，你们要有道德底线。但是问题出来了，导演和文人，乃至演员怎么就成了“公知”，怎么就成了国家的脊梁，国家精神的代表？单单从写文章、拍电影本身的角度来看，文人、导演、演员都与“公知”无关！这些仅仅是一个职业，本来就既有可能成为“公知”，也有可能成为“渣子”。以爱好、以公益、以传播知识为出发点，就向“公知”靠近一点，以挣钱、以取悦观众、以挑动社会神经为出发点，就会向“渣子”靠近一点。
所有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病了，这个社会怎么就把“渣子”变成了“公知”？怎么就把“娼妓”捧为仙女？怎么就把这些都颠倒过来了？
前几天，看到邓晓芒先生批判“儒家伦理”的文章，认为 ：并不是说儒家所标榜的那些仁义道德本身不好，而是许多文人、儒者打着道德的旗号吃人，实为口是心非、伪善。中国人，尤其是文人，往往一辈子都在玩“自欺、欺人、被人欺”的游戏。打着道德的标签是“自欺”；然后从道德的高处批判他人是“欺人”；最后被大家脱掉了裤子，从“大师”的神坛上赶下来是“被人欺”。说的都是好话，合乎情理，近乎人情，干出来的却是扼杀人的个性和自由的事，甚至去干毒化社会风气、贻害无穷的事，最后被扒掉裤子！
谢枋得在其所著《叠山集》卷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一文中说：“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耳吏，先之者，贵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目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今之儒也。”
不仅仅是元朝，即使当代，撕掉伪善的面孔，文人还不如哪些站街女，至少人家并不伪善，并不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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