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再次出現，是三年之後，那個孩子夭折幾天時。那時，他和陸小曼驚天動地的愛情又滿城風雨，到歐洲避風頭，也考驗一下他們的愛情。因為孩子，他不得不去德國見張幼儀，他給陸小曼的信裡說，這對他是一個難關，他想起來就發膩。
張幼儀卻令他驚奇了，他發現她變成了一個有志氣有膽量的女子，“獨立的步子已經站得穩，思想確有通道……她現在真是什麼都不怕，將來準備丟幾個炸彈，驚驚中國鼠膽的社會，你們看著吧！”
他總是一向如此自說自話，彷彿她如今也同他一樣，躋身於進步青年之列，居然不計前嫌，跟他遊歷意大利，還看了場電影。
張幼儀說，她的一生有兩個階段：德國前和德國後。去德國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國以後，我一無所懼。
她是那個“新舊交替”兩個時代之間典型的女性，她嚮往新生活新思想，千方百計為自己尋找機會，卻又深受傳統思想的薰陶，以孝道和責任為己任的人生信條。
這就解釋了她為什麼願意為徐志摩向他父母作證自願離婚，離婚後還買房贍養公婆、作為當家主婦操持婆婆葬禮、幫徐志摩還債，以及在徐志摩死後出版臺版《徐志摩全集》，還按月給陸小曼家用的原因。
她的氣度，與她的以德報怨，以及她所說的：“你總是問我愛不愛徐志摩。你曉得，我沒法回答這問題。我對這問題很迷惑，因為每個人總是告訴我，我為徐志摩做了這麼多事，我一定是愛他的。可是，我沒辦法說什麼叫愛……如果照顧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可以稱為“愛”的話，那我大概愛他吧。在他一生當中遇到的幾個女人裡面，說不定我最愛他……”，這確實是讓人迷惑，人們總視她為善良、隱忍的女性，不然為何對徐志摩如此仁至義盡。
有一次胡適曾做東請她和新婚的徐志摩陸小曼夫婦參加飯局，張幼儀自己也不清楚胡適出於什麼心理，她去了，她想讓世人看看，她並不是一個落寞到不敢面對的棄婦。飯局上，陸小曼徐志摩旁若無人的“摩”、“摩摩”、“曼”、“眉”的稱呼，讓她沉默，想起徐志摩以前對自己說話總是短促而草率，從來不看她眼睛，就像她似透明一般。
在她侄孫女張邦梅為她整理的回憶錄《小腳與西服》裡：“我沒法迴避我自己的感覺。我曉得，我不是個有魅力的女人，不像別的女人那樣。我做人嚴肅，因為我是苦過來的人。”
這個一路苦過來的女人終於頓悟，徐志摩漠視她、不愛她、和她離婚，同她這個人是新是舊根本沒有關係，原以為自己不如他進步才被嫌棄，衝上去，做了東吳大學的德語系教師，做了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副總裁，創辦了上海雲裳服裝公司做了總經理，引領了當時上海乃至全國的時尚潮流……徐志摩不愛她還是不愛她，他對她的抗拒根本就是“為嫌棄而嫌棄”。
她自我意識的覺醒漫長而殘酷，她對張邦梅說：“我要為離婚感謝徐志摩。若不是離婚，我可能永遠都沒辦法找到我自己，也沒辦法成長。他使我得到解脫，變成另一個人。”
她沒有讓自己走上棄婦慣有的控訴、自暴自棄等戲劇化之路，她只是平靜的接受了自己，把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一切責任都攬上肩上，期間的殘酷，非勇氣不能渡過，這，才是她真實的定位。
她也向往新式生活，在她的生命裡，徐志摩彷彿就是那個新時代的象徵，她不滿他的傷害，卻也想像他一樣去體驗新時代氣息，在新與舊之間，她的心有疑惑與矛盾。
不幸沒有生為新式女子，但她憑藉自己的努力，用新式女子的態度，去面對她的宿命，她的前夫，以及前夫的父母、遺孀，向世人證明了，不必傷害他人，也能達到傳統價值觀與新思想之間的平衡。
她不是朱安那樣不思進取、失去自我的舊式婦女，徐志摩在婚姻中的行為，也和“新思想”扯不上半毛錢關係。
滿口自由、理想、愛情這些高大尚的徐志摩，以為追求自由戀愛，和包辦婚姻一刀兩斷就是五四新青年的新思潮，卻從未覺得自己一生既享受了舊家庭的好處，離婚後還以責任為由要求張幼儀替陸小曼履行兒媳義務，同時又貪戀新式生活的隨心所欲。一直走在新思想新生活先鋒的徐志摩，骨子裡依然脫不了舊文人的自私，恃才傲物，鄙視世俗生活，卻也離不開，總覺得自己與眾不同，眾人皆醉獨他醒。
明明自私，卻非要加一個高大尚的口號，掩蓋自己的行為，晚年的張幼儀評價徐志摩最常說的一句話便是：文人就是這德行。
我並不比徐志摩的迷妹少讀幾遍他的詩，只是有敢於面對事實真相的勇氣，正如《小腳與西服》出版時，就有人質疑有損徐志摩的形象。張邦梅說，她只是記敘了張幼儀的故事和感受，讓那個在徐志摩主視角里，永遠沉默的鄉下土包子也有講話的機會，這才公平，不是嗎？
1953年，她與中醫蘇紀之結婚，67歲時，和蘇醫生一起到英國康橋、德國柏林故地重遊，看著曾經和徐志摩居住過的小屋，想必感慨萬千。和蘇醫生共同生活18年後，1972年蘇醫病死，張幼儀赴美與家人生活，1988年病死於紐約。
曾經，她為自己那一段生活打了一個生動的比喻：“我是秋天的一把扇子，只用來驅趕吸血的蚊子。當蚊子咬傷月亮的時候，主人將扇子撕碎了。”
聽了，好唏噓，如果當初他包辦婚姻的對象是林徽因，未必歷史不會重寫，陸小曼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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